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版基金资助。本书内容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探索与重构、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

关于如何解脱思想负担，古而有之，各宗教派别和各样的思想家都有自己的主张，因此算不上是一个新的话题。不过，对的不多，错的不少，一般讲的是如何避世和自我安慰，这里面诚然有对的成份，但系统的正确的观念似乎并没有建立，因此有必要重建人类的“解脱理论”。《大解脱思维论》——交给你一把开启解脱的钥匙，如何最大限度解脱自己的烦恼和困惑，使我们活得更明白一些也更潇洒一些。

本书是现代思想的冒险家们中的《梅洛—庞蒂》分册。以日本哲学家的眼光评论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对梅洛的生涯的追寻及他每个时期曾经面对过的问题的探讨。全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形式新颖，集知识性、科学性、思想性和理论性为一体，非常值得一读。

本书围绕“实践主体”这一中心范畴，以主体变革客体的实践活动为中心线索，展开对哲学主体性理论及其对当代现实发展意义的研究。

以下发表的，是我在过去十六年里从事哲学研究积淀下来的思想。它们涉及多种课题：含义、理解、命题、逻辑等概念，数学基础、意识状态，等等。这些思想当时我都是以小段札记的方式写下来的。这些段落有时讨论同一个论题，联成较长的一串，有时则很快从一个论域跳换到另一个论域。我一开始曾打算把所有这些内容都集拢在一本书里；对这本书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设想。 但我当时认为本质之点在于：这些思想应该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中间没有断裂。我数次尝试把我的成果熔铸为这样一个整体，然而都失败了；这时我看出我在这点上永不会成功。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始终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就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 的一系列风景速写。我当时一次次从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同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画出新的图画，这些图画里不知有多少画得很糟，或显不出特征，带有一个拙劣画家的所有缺陷。把这样的图画筛掉以后，还留下一些勉强可用的；这些图画须得加以排列，时常还须剪削，以使它们能够为观者提供一幅风景画。——所以这本书其实只是本画集。直到不久以前，我其实已经放弃了在我生前出版我这本书的想法。出版的想法当然时不时会冒出来，主要的原因在于：我违乎所愿地了解到，我的成果在通过授课、打印 稿和讨论得到传布的过程中，遭到多种多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变得平淡无奇或支离破碎。这刺痛了我的虚荣心，久难平复。但四年前我有机会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论》）并向人解释其中的思想。当时我忽然想到应该把那些旧时的思想和我的新思想合在一起发表：只有与我旧时的思想方式相对照并以它作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自从我十六年前重新开始从事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写在那第一本书里的思想包含有严重的错误。拉姆 西①对我的观点所提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几乎无法判断这程度有多深——帮助我看到了这些错误——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我在无数谈话中和他讨论过我的观点。我感谢他那些中肯有力的批评；但我甚至更要感谢本大学的教员P．Sraffa先生多年里不间断地对我的思想所作的批评。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应当归功于这一激发。由于不止一个原因，我在这里所发表的东西会和当今别人所写的东西有交会之处。——如果我这些札记没有印记足以标明它们是属于我的，——那我也就不再坚持我对它们的所有权。我今把这些札记公诸于世，心存疑虑。尽管这本书相当简陋，而这个时代又黑暗不祥，但这本书竟有幸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委实不我不希望我的书使别人省心少作思考。我愿它能激发 谁自己去思想。我本愿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辰已经逝去。

人类至少存在7种智能，即语言智能、数学逻辑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能、空间智能、人际关系智能、人际关系智能、和自我认识智能。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上述7种智力的潜能，环境和教对于能否使这些智力潜能得到开发和培育有重要作用。智甬原始的生物潜能，从技通报角度看，这咱潜能只有在那些奇特的具体上，才以单一的形式表现出来。除此以外，几乎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是数种只能组合在一起。

“悲剧意识”。作者的视野从近代以来的百年忧患开始。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即已指出，只有剧界多悲剧，才能为社会造福，然而中国历来无悲剧，只有“舞洋洋，笙锵锵”的“喜剧”，所以剧界在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从王国维、胡适、鲁迅到朱光潜，西方悲剧意识在中国落地而未生根。于是有识之士不幸言中，20世纪下半叶巨大的社会悲剧在“东方红”和“样板戏”的笙歌乐舞中降临于神州大地，暴露了亿万中国人愚昧昏聩的生存方式和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格缺陷。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这种没有生气的生存方式原来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瞒和骗”的文化心理和艺术趣味中的，中国人历来能够把最悲惨的处境都粉饰得“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不爱听鸱枭之声，不敢正视自己的现状。正是这种“乐感”心理，使大多数人在“文革”的灾难和“浩劫”中努力使自己心安理得，甚至一有机会就助纣为虐，以便能在情感上（“朴素的阶级感情”）达到“天人合一”。这种看似朴素无害的文化心理却促使许多人不仅成了服从指令的“机器人”，而且变成了巧伪、阴险、狠毒、贪婪的“刁奸的奴隶”，使鲁迅笔下的“吃人”和“互吃”的景象全部变成了现实。中国最大的悲剧是没有悲剧意识，也就是对于现实悲剧的反省意识。作者认为，不论是社会悲剧、性格悲剧还是命运悲剧，从中来反思“文革”的现实悲剧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思想任务，可怕的是面对这一悲剧而闭眼无视和迅速遗忘。作者提出，探讨悲剧问题能够“启发人发掘悲剧意识中潜含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博爱意识，坚持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生态度、健康的灵魂”。我以为，悲剧意识之所以具有这些内涵，是由于它最根本说来是对于自由意志本身的自相矛盾性的意识，这种自相矛盾性是一切真正悲剧的主题，是个体人格能够保持承担痛苦的张力的内在结构，也是人的精神境界战胜一切外界命运而体现其永恒性的力量源泉。

钱钟书先生（一九一○：一九九八年）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的著作，如广为传播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等，均已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学术和文学经典。为了较全面地呈现钱钟书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成就，便于读者的研究和学习，经作者授权，三联书店组织力量编辑了这套《钱钟书集》。《钱钟书集》包括下列十种：《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槐聚诗存》。这些著作中，凡已正式出版的，我们均据钱钟书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订。其中，《谈艺录》、《管锥编》出版后，钱先生曾作过多次修改补订。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多次再版重印时，这些修改补订都未能排人原书正文，只是缀于各书的末尾，读者阅读时颇感不便。此次结集，我们根据钱先生的意愿，对这几部书进行整理，将各次补订部分全部排入相应正文。另外，我们还更正了少量明显的错讹。而作者的原序、原译名、原用字等，为了保持历史原貌，一般不作更动。《钱钟书集》由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提供样书和文稿；陆谷孙、罗新璋、董衡巽、薛鸿时和张佩芬诸先生任外文校订；陆文虎先生和马蓉女土分别担任了《谈艺录》和《管锥编》的编辑工作。<

陆建德，1954年2月生于浙江抗州。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9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现为《外国文学动态》主编。曾获得长江《读书》评审委员会专家著作奖及文章奖、第四届（2002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著有文集《麻雀啁啾》和《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等，主编论文集《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发表论文《安德森与奥康纳作品中畸人形象比较启蒙精神的正统信仰——从〈洛莉塔〉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说起》、《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等。

我们每个人都要先学走后学跑的，学骑自行车、学开汽车都是先学直行后学转弯的，思考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应先学会“脑筋直行”，就是说要先学会在正常情况和大多数情况下应如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本书通过古今中外的趣味小故事教给你许多科学思维的好方法，相信你看后一定会掌握“脑筋直行”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