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冲突已成为当今的焦点问题之一，而关于这两种文化的融合无疑更是当今时代的一大难题。不少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并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潮。科学人文主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潮之一，至20世纪末，它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一股强劲而令人瞩目的潮流。本书试图通过对这一思潮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探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现实途径。作者认为，萨顿首倡“科学人文主义”即标志着科学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波兰尼、马斯洛以及后现代科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大卫•格里芬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深化和发展了相关的理论。然而，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这一思潮的重视是很不够的，更谈不上对其给予充分的批判与借鉴，国内对于科学与人文融合问题的研究就更是处于十分粗浅的状态。因此，使科学人文主义的历史现状及其优劣得失清楚地呈现出来，对于科学与人文融合问题的理论探讨乃至实践，都是一项不可缺少的奠基工程，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基于此，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的指导下，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在叙述了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并对其根源进行分析之后，通过对科学人文主义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深入研究，梳理出了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对之予以客观、全面、系统的评析。在此基础上，本书对科学与人文的内在统一性等予以了论证，并证明两者内在统一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本书表明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或统一不是一方同化于另一方，而是人类现实相互作用下的整合过程。本书最后部分给出了自己的结论：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然而，这一目标不应仅仅停留在理论或者观念上，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不懈的实践才能最终达到。

编辑推荐：本书系"三联评论"丛书之一。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偶在论。全书理论丰富、观点新颖、语言通俗、分析精辟、材料翔实。本书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充分体现了现代学术主流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相信广大读者能从中获益。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哈贝马斯学术历程中第二个阶段的代表作之一。这时，哈贝马斯开始转向批判理论的深化和系统化，形成了一套以交往理论为框架的社会进化理论，并且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了解、认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写作是生活“在语言中”，本书用诗歌经验来反驳时间的确定性与客观性。历史迫使写诗的人感到内疚。内疚经验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方式：革命与知识分子的良知的痛苦隐秘地联系在一起。诗歌语言从对现代历史的预言变成了挽歌和讽喻。这一切就像是一场社会学与诗学的漫长的争吵：在马克思“改变世界”的道德律令和与拉美“改变语言”的写作伦理之间游移不决。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冒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界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文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文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文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文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文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文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见的求索的道路上更进一步。“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道德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

陆建德，1954年2月生于浙江抗州。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9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现为《外国文学动态》主编。曾获得长江《读书》评审委员会专家著作奖及文章奖、第四届（2002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著有文集《麻雀啁啾》和《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等，主编论文集《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发表论文《安德森与奥康纳作品中畸人形象比较启蒙精神的正统信仰——从〈洛莉塔〉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说起》、《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出版基金资助。本书内容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探索与重构、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

“悲剧意识”。作者的视野从近代以来的百年忧患开始。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即已指出，只有剧界多悲剧，才能为社会造福，然而中国历来无悲剧，只有“舞洋洋，笙锵锵”的“喜剧”，所以剧界在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从王国维、胡适、鲁迅到朱光潜，西方悲剧意识在中国落地而未生根。于是有识之士不幸言中，20世纪下半叶巨大的社会悲剧在“东方红”和“样板戏”的笙歌乐舞中降临于神州大地，暴露了亿万中国人愚昧昏聩的生存方式和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格缺陷。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这种没有生气的生存方式原来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瞒和骗”的文化心理和艺术趣味中的，中国人历来能够把最悲惨的处境都粉饰得“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不爱听鸱枭之声，不敢正视自己的现状。正是这种“乐感”心理，使大多数人在“文革”的灾难和“浩劫”中努力使自己心安理得，甚至一有机会就助纣为虐，以便能在情感上（“朴素的阶级感情”）达到“天人合一”。这种看似朴素无害的文化心理却促使许多人不仅成了服从指令的“机器人”，而且变成了巧伪、阴险、狠毒、贪婪的“刁奸的奴隶”，使鲁迅笔下的“吃人”和“互吃”的景象全部变成了现实。中国最大的悲剧是没有悲剧意识，也就是对于现实悲剧的反省意识。作者认为，不论是社会悲剧、性格悲剧还是命运悲剧，从中来反思“文革”的现实悲剧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思想任务，可怕的是面对这一悲剧而闭眼无视和迅速遗忘。作者提出，探讨悲剧问题能够“启发人发掘悲剧意识中潜含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博爱意识，坚持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生态度、健康的灵魂”。我以为，悲剧意识之所以具有这些内涵，是由于它最根本说来是对于自由意志本身的自相矛盾性的意识，这种自相矛盾性是一切真正悲剧的主题，是个体人格能够保持承担痛苦的张力的内在结构，也是人的精神境界战胜一切外界命运而体现其永恒性的力量源泉。

以下发表的，是我在过去十六年里从事哲学研究积淀下来的思想。它们涉及多种课题：含义、理解、命题、逻辑等概念，数学基础、意识状态，等等。这些思想当时我都是以小段札记的方式写下来的。这些段落有时讨论同一个论题，联成较长的一串，有时则很快从一个论域跳换到另一个论域。我一开始曾打算把所有这些内容都集拢在一本书里；对这本书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设想。 但我当时认为本质之点在于：这些思想应该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论题进展到另一个论题，中间没有断裂。我数次尝试把我的成果熔铸为这样一个整体，然而都失败了；这时我看出我在这点上永不会成功。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始终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就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这些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 的一系列风景速写。我当时一次次从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同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画出新的图画，这些图画里不知有多少画得很糟，或显不出特征，带有一个拙劣画家的所有缺陷。把这样的图画筛掉以后，还留下一些勉强可用的；这些图画须得加以排列，时常还须剪削，以使它们能够为观者提供一幅风景画。——所以这本书其实只是本画集。直到不久以前，我其实已经放弃了在我生前出版我这本书的想法。出版的想法当然时不时会冒出来，主要的原因在于：我违乎所愿地了解到，我的成果在通过授课、打印 稿和讨论得到传布的过程中，遭到多种多样的误解，或多或少变得平淡无奇或支离破碎。这刺痛了我的虚荣心，久难平复。但四年前我有机会重读了我的第一本书（《逻辑哲论》）并向人解释其中的思想。当时我忽然想到应该把那些旧时的思想和我的新思想合在一起发表：只有与我旧时的思想方式相对照并以它作为背景，我的新思想才能得到正当的理解自从我十六年前重新开始从事哲学以来，我不得不认识到我写在那第一本书里的思想包含有严重的错误。拉姆 西①对我的观点所提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我自己几乎无法判断这程度有多深——帮助我看到了这些错误——在他逝世前的两年里我在无数谈话中和他讨论过我的观点。我感谢他那些中肯有力的批评；但我甚至更要感谢本大学的教员P．Sraffa先生多年里不间断地对我的思想所作的批评。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观点应当归功于这一激发。由于不止一个原因，我在这里所发表的东西会和当今别人所写的东西有交会之处。——如果我这些札记没有印记足以标明它们是属于我的，——那我也就不再坚持我对它们的所有权。我今把这些札记公诸于世，心存疑虑。尽管这本书相当简陋，而这个时代又黑暗不祥，但这本书竟有幸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委实不我不希望我的书使别人省心少作思考。我愿它能激发 谁自己去思想。我本愿奉献一本好书。结果不曾如愿。可是能由我来改善它的时辰已经逝去。

本书围绕“实践主体”这一中心范畴，以主体变革客体的实践活动为中心线索，展开对哲学主体性理论及其对当代现实发展意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