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为上、下两册，共3编31章105余万字，综合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的发展情况，重点从历史语境入手，深入探讨人们文艺观的社会成因和思想、学术背景，集中剖析本时期所产生的文艺范畴的观念内涵，并仔细绎理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具有开拓作用，对整个历史文化、古代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亦有所补益，同时，也将为今天文艺学的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本书的“龙学”论文均来自《中国文论》集刊1—9辑，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但仍可说是“龙学”近几年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十年来的“龙学”进步，其大趋势体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和更具包容性，随着研究主体的更新换代，“龙学”已经不仅仅是研究《文心雕龙》这本书的问题，而是初步显示出与古今中外的融会贯通，尽管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十分令人满意，但这一趋势是明显的；这正是“龙学”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当然也是编选这样一本论集的意义之所在。

汉学家白川静渔经猎史，融合了对神话、考古、民俗、训读细节的敏锐观察，捕捉每个文字构件所隐含的象征意义，并援引《诗经》《礼记》《周易》《楚辞》与日本《万叶集》《古事纪》等经典，对甲骨文、金文进行了独到的解析。全书由十部分构成，每部分包含十个专题，共计一百个专题，是以名为《汉字百话》。作者辟出专章来探讨汉字存在的意义、汉字的形式之美，以及汉字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日本的重要影响。作者对汉字的热爱与钻研，对汉字文化的倡导与支持，对中国本土的汉字学研究也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本书第一次从写作学角度阐述《文心雕龙》立体、精深的写作理论，从《文心雕龙》的组织结构和理论体系出发，实事求是地在原著内证中寻找坚实的证据，以还原《文心雕龙》写作学著作之真面目。本书认为，《文心雕龙》以宏大的宇宙意识和厚重的人文意识为写作出发点，其写作学理论包含了写作生成机制论 、写作思维论、写作风格论、写作技法论、写作状态论、写作发展史、写作文化论 等内容，是中国古代结构体系最严密、理论成就最高的写作学名著。

本书共分诗歌体式、声律论、诗歌意境、用典论、鉴赏论五个部分，从格律到意境全面阐述如何写作古典诗歌，是较为全面和实用的古典诗歌创作教程。前两章梳理了中国古典诗歌类型和来龙去脉，以及诗歌创作的具体方法，解决如何写诗的问题；后三章则主要是从美学角度，解决如何写好诗的问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纠正了此前许多有关诗歌格律著作的不妥或者不准确的说法，比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孤平”“半拗”“三仄尾”等诗歌创作者有所疑惑的问题。

约瑟夫·弗兰克 （1918-2013） 可能是他这个时代无出其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研究者和评论家。他在斯坦福大学就这位俄罗斯小说家的主要作品开设了讲座，而其从未发表过的讲稿则为这些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伟大杰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简单易懂的入门导言。本书首次呈现了这些富有启发性的讲稿，它首先介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他受到的文学影响，然后探索了他广博的作家生涯一一从《穷人》《分身》《死屋手记》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本书以讲谈风格写就，将文学分析与文化史相结合，从而将小说及其关键人物、场景置于丰富的背景之中。这本了不起的著作将约瑟夫·弗兰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与著作的理解与认识带给新一代的读者，将会吸引所有欲求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时代的人。

本书是一位历史学家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包括《亨利六世》《理查二世》《约翰王》《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八世》等进行的一次深入研究，涵盖从13世纪至15世纪的英国历史。作者马里奥特试图对莎翁关于英国历史重要阶段的演绎进行评判，并从中得出某种政治教训。在他看来，莎士比亚虽只是一个戏剧家而非历史学家，有时会杜撰一些人和事，但这些只是为了成全戏剧效果，并非刻意纂改历史。作为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内的一部扎实的、重要的著作，本书对国内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如果要挑选一位最受现代人关注的古代文学家，也许非苏东坡莫属。作为中华奇人，从享受尊荣到跌落谷底，人生奇崛陡峭，千年热议不绝。苏东坡是北宋第一高产作家，有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言说其人遂成为至难至易之事：难在海量资料披览无尽，作业俱已周备；易在几成共识相互借鉴，最可敷衍成书。自现代作家林语堂的“苏传”问世，可说高标卓立，追随者众，蹊径难寻。苏东坡就此成为当代人熟悉的“概念”：面目固定笑容可掬，诸事重叠大同小异。张炜以十数年深研之功，兼诗学、写作学、文学批评、作品鉴赏、历史钩沉及社会思潮溯源之综合探究，力避俗见直面文本，每言必得凿实，质朴求真，还诗性与生存实境，直抵人性深处。全书分七章并一百二十余题，每题必有独见，每见必得服人，呈显出独有的思想深度与文章才情。苏东坡以华采越千年，张炜以神思共婵娟，为网络时代的苏学爱好者再摆一道精神盛宴。

《萨义德精读本（1966-2006）》由穆斯塔法·巴尤米、安德鲁·鲁宾编选，涵盖萨义德四十年治学生涯，从爱德华·萨义德二十余部著作（包括遗著）摘选关键篇目，既重温《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精彩论述，又提示读者关注萨义德身为康拉德研究专家、古典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等多重面向。无论是分析犹太复国主义还是巴勒斯坦问题、简·奥斯汀还是叶芝、知识分子的担当还是解读“流亡之乐”，处处体现着萨义德明晰而有力的思考。本书由玛利安姆·C.萨义德女士撰写序言，穆斯塔法·巴尤米、安德鲁·鲁宾两位编者撰写导读。

“宋调”自身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轨迹，从梅尧臣、苏舜钦和欧阳修开创，到王安石、苏轼进一步发展壮大，再到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对其变革与定型，其名虽同，其实已差别甚大，某些内容甚至已走向相反的方面。由于“宋调”的内涵非常丰富，本书仅从其与现实的离合关系、苦中作乐的抒情特征、融合新旧体诗的形式创变和用典方式的推陈出新等几个方面探讨其建构的过程。南宋诗与北宋诗演化的路径正好相反。北宋是摆脱“唐音”而建构“宋调”的过程，南宋则是回归“唐音”而解构“宋调”的过程。南宋诗与北宋诗差别巨大，并不亚于“宋调”与“唐音”之差别。推动“宋调”解构的力量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江西诗派内部的反省与背离，虽仍有个别诗人继续坚持，但成就不高，一步步削弱了“宋调”的势力和影响；二是 “中兴四大诗人”以及四灵派、江湖派连续不断地批判江西诗派和“宋调”，并通过提倡晚唐诗来消解“宋调”的残余势力。三是随着理学和禅宗的社会影响更加深入，二者共同具有的反文学思想破坏了文学健康发展的根基，自然也成为解构“宋调”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