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聚焦于京、沪两地的一批清文化遗民，其中大多为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固守者，他们或深或浅地与京剧与名伶构成关系，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沉溺于京剧，与名伶成为师友知音，编创戏研究戏，对京剧的繁荣鼎盛作出卓著贡献者；二是鸿儒硕彦围绕青年梅兰芳于沪上雅集，参与绘图题诗，使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者；三是为男伶女坤题咏歌吟、宣传揄扬，同时又藉以抒发沧桑之变者。全书由十个章节以及导言、余论组成整体，共计35万余字。通过京剧折射和反映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一批传统文人的人生抉择和思想文化立场，表明20世纪上半叶，除了新文学、左翼文学、摩登文学、通俗文学以外，还有传统文艺的存在发展（古典诗词）以至高度繁荣（京剧）。在那个社会文化大变迁的时代，实际上思想文化多元互渗，存在“多个世界”。

本书在全面借鉴当代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实际，采用“横断”“纵贯”的方式来布局结构研究体系。“横断”即根据叙事学理论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要素区分为意旨、视角与结构、人物、诗体四个方面，即全书四章的研究主旨；“纵贯”即按照历史顺序，依次考察中国古代叙事诗在上述四方面从先秦直到近代的发展历程。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叙事诗艺术的专著，实现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有机融合，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建构出创新模式。

文学艺术研究对自然科学的借鉴在明清之际就初现端倪，五四时期达到 个高潮。20世纪80年代文艺学对包括“新老三论”在内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大量引入可以看作是第二个高潮。第三个高潮是对生态学的接受，这一潮流至今方兴未艾。由于语境不同，这三次高潮中文艺学引入自然科学方法的侧重点迥然有别，学界对自然科学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本书主要以后两次高潮为研究重点，深入考察了文艺学研究在这两次高潮中引入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成败得失，以及这三次高潮之间的继承与 ，为 清楚地定位“方法论热”在学术 的地位提供了参照。

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讲演汇编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纵论法、德、英诸国浪漫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涉及文艺、宗教、政治等。这部里程碑式巨制波澜壮阔，诗情如炽，不啻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文学之《史记》，亦是比较文学经典，闪耀着批判的光芒，张扬着追求社会公平进步的理想主义精神。《流亡文学》聚焦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法国，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充满血与火，也催生了一批流亡作家，如夏布多里昂、贡斯当、斯塔尔夫人等，他们在流亡岁月里，坚持着独立思考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本书以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的关系为研究核心，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在生成、发展的过程中，相互诱发、影响、交流的过程，指出了二者同源异质、互通互融的关系形态，抉发了互相渗透于二者中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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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学书院是浙江大学文学院实现“两尖两体两翼发展” 的本科教育格局和“三古三新三足鼎立”的学科格局的创新举措。本书系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惟学书院而编撰的论文集，以求是、创新为选编原则，体现学脉传承和学术前沿。重在收集中国语文学学科的重要原创成果，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献与世界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等多个学术领域。旨在坚持“求是创新”的精神，为中国语言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讨论的平台，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与创新。“惟学”是根基，“惟新”是目标。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为重要的阶段，奠定了古代文体基本格局，文体参与文化建设和人生日用，在知识者的写作生活中占有极大比重，这也成为中古文论勃发的基础。本书首次对秦汉文体进行了全面梳理，力图呈现文体演变的宏阔背景与内在逻辑。这既是对秦汉文体研究的全面总结，也为中国古代文体史的叙述方式做出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

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的讲演汇编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纵论法、德、英诸国浪漫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涉及文艺、宗教、政治等。这部里程碑式巨制波澜壮阔，诗情如炽，不啻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文学之《史记》，亦是比较文学经典，闪耀着批判的光芒，张扬着追求社会公平进步的理想主义精神。 《法国的浪漫派》记录了法国浪漫主义如火如荼的崛起，分析了雨果、缪塞、乔治·桑、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戈蒂耶等作家的思想与创作。......

“宋调”自身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轨迹，从梅尧臣、苏舜钦和欧阳修开创，到王安石、苏轼进一步发展壮大，再到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对其变革与定型，其名虽同，其实已差别甚大，某些内容甚至已走向相反的方面。由于“宋调”的内涵非常丰富，本书仅从其与现实的离合关系、苦中作乐的抒情特征、融合新旧体诗的形式创变和用典方式的推陈出新等几个方面探讨其建构的过程。南宋诗与北宋诗演化的路径正好相反。北宋是摆脱“唐音”而建构“宋调”的过程，南宋则是回归“唐音”而解构“宋调”的过程。南宋诗与北宋诗差别巨大，并不亚于“宋调”与“唐音”之差别。推动“宋调”解构的力量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江西诗派内部的反省与背离，虽仍有个别诗人继续坚持，但成就不高，一步步削弱了“宋调”的势力和影响；二是 “中兴四大诗人”以及四灵派、江湖派连续不断地批判江西诗派和“宋调”，并通过提倡晚唐诗来消解“宋调”的残余势力。三是随着理学和禅宗的社会影响更加深入，二者共同具有的反文学思想破坏了文学健康发展的根基，自然也成为解构“宋调”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