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著作史无前例。为了筑起《家庭史），我们不得不无任何模式地干起来，甘冒这样做的风险，也接受这样做的机遇。当然，近二十几年来，历史学家对于家庭领域的研究、对于家庭领域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及心态构成的研究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对他们而言，这是崭新的领域，在对这一领域进行开发过程中，他们借鉴了其它学科的经验、概念上和方法上的成果：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精神分析学，尤其是人种学（人种学从家庭需求角度研究亲属问题，进入每一个社会的具体轮廓之中早已司空见惯了）。大部分研究家庭问题的历史著作都具有不完整性或专题性，更使这一新领域成为一块独特的领地，虽然它与整体历史的演变与划分衔接得并不好。对于家庭生活的各个阶段或是各种变形来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概括，以其特有的编年史构成一个连续性的叙述，就像一下子要把历史这一总体建筑中一直空着的一块地方摆满家具什物一样，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所希望的是每一位专家对于他擅长的那一个阶段和文化领域，能突出两点：一是对家庭领域的研究使人对某—特定社会加深了什么认识；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又使我们对于家庭的普遍问题有了哪些更深一步的理解。所以，每一位作者都在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或那个文化的原材料指引下，确定他要谈什么问题，其作法尽量将经典的历史研究方法与人种学的视角结合起来。在对所谓的原始社会进行的研究当中，人种学视角显示出其丰富多彩的性质。参加编写本著作上下两卷的，有各具专长的二十九位作者。他们相互呼应，打算绘出各种家庭形式和家庭规范演变的粗线条来，将连续性与断裂性的特点结合起来；同时也希望把一些文化选择和各不相同的历史进程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显示出来。第一卷论述古代社会，尚未开化的欧洲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非欧洲文明的古典阶段。这一卷的特点是起源性质，囊括的时间很长。第二卷论述现代化的冲击——宗教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或社会方面——以及与统治地位的欧洲模式的比较。我们有意地排除了标准大纲，避免每一章的编写均要反复遵照这标准大纲。如果那样，大概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单调。为方便阅读本著作之后再扩大阅读范围，在每卷之后，我们附了每——作者文献的参考书目。同样在每一卷的末尾附有索引及词语表，给使用的词语下了主要定义[索引及词语表未译成中文。——译注）。

本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历代职官制度的工具书。主要篇幅用于释新历代中央王朝的官制和机构。

刘小萌，史学博士。1952年生于北京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作有《满族的部落与国家》、《八旗子弟》、《爱新觉罗家族全史》、《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合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事典》（合著）。本书是一部专门研究满族历史与社会的专著。收入本书的共25篇论文，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满族肇兴时期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演进；第二，清代满族（旗人）的地域分布与变动，经济和社会关系，旗人与民人的关系；第三，满族早期渔猎文化的特点，及其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的互动和涵濡。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4辑）》内容包括沃摩隆仁-本教的发源圣地；少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古龟兹国洞窟壁文与香巴拉国佛教；维吾尔族政治家桑哥和喇嘛僧杨琏真伽；大司徒绛曲坚赞（1302-1364）的生平和政治活动；拉达克地区的土地税、劳务和家庭组织；拉达克喇嘛教的礼仪；拶也阿难捺：十二世纪唐古忒的喀什米尔国师；藏传佛教宁玛派的造像艺术；藏文书籍封面装饰起源的几点注释；喜马偕尔邦的印藏袖珍画；西藏的宗教及其他信仰；藏族表演艺术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云南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一书中所列28篇文章，是我从80年代中期直到现在，在研究回族历史文化、伊斯兰教方面的数十篇文章中选出来的。绝大多数文章发表在全国和省级社科民族研究刊物，如《回族研究》、《宁夏社会科学》、《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及《云南民族工作》等上。本人在云南民族学院长期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我又是回族，我热爱、熟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各民族经济大发展，出现了回族和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我逐潮前进。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10余年，我为回族史会准备材料，帮助一些地州和省级单位编写地方民族志、回族志、回族史，开展回族历史文化、现实经济发展调查，走遍了滇南、滇西、滇东北以及内地和边疆的大部分回族村，把查典籍、找资料和实地深入调查结合起来，深入回族村，在群众家里吃住，召开各种座谈会，对回族老人和回族家庭进行专访，上坟山翻古墓碑，进矿洞看遗址，访回乡华侨，查线索、找根源弄清事实，一次次都得到了基层回族干部和回族父老乡亲的热情支持，并得到了他们提供的宝贵资料。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分析概括而写成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云南回族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可以看到。

暂缺简介...

神秘的西藏高原的阿里地区，曾经有一个强盛的、地球上离太阳最近的有着700年历史的古格王朝，它于300年前由盛而衰。考古学家在古格遗址发现了恢宏的王宫和佛殿，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创造过辉煌历史的国度在灭国之后，它的人民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的古格故地，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自称不是古格人后裔的十几户藏家守着偌大的空荡荡的废墟。在这个隐藏着历史之谜、文化之谜、宗教之谜以及自然之谜的古代城市废墟里，独特的“古格银眼”，令人生畏的无头干尸洞以及通向不知何处的地下秘道、鬼斧神工的土林、撼人心魄的壁画诱惑着人们去探索。

《江苏省志》三江苏省人民政府主持编篡的大型地方资料文献。全志公92卷，约4000多万字，内容从自然到社会，记述江苏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江苏人民在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勤劳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宏伟业绩，特别是1978年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江苏省志》三江苏省人民政府主持编篡的大型地方资料文献。全志公92卷，约4000多万字，内容从自然到社会，记述江苏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江苏人民在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辛勤劳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宏伟业绩，特别是1978年贯彻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片断：元月13日，《双十协定》①生效前，与国民党三十一军激战于平泉（八沟）。在此战斗中，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六十三团全体干部、战士不怕牺牲，奋力杀敌，充分发扬了“老回支”英勇善战的一贯作风。连长刘金声，带领一个连控制一个山头，敌军一个美式装备团三次进攻竟未得逞。此战异常残酷，一营大部分排长相继牺牲。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敌我双方协定，以“双十协定”生效之时为准，平泉在谁手里，便由谁接收。后终因我方手榴弹运不上去而撤出。②战斗结束后，尽管部队遭受一定损失，但锐气未减，继续北行。至八里罕，接受护送从延安抗大挺进东北的朝鲜中队之命。2月15日到达热河开鲁县，安全完成护送任务。2月20日，部队到达通辽，在通辽稍加休整。3月6日，到达前郭旗，受命赴“三肇”（肇东、肇州、肇源）剿匪。3月11日，于大同镇与土匪激战，消灭土匪大部，救出被土匪抓走的百姓三、四百人，余匪逃窜。战斗中，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两位回支初创时主要成员，副连长孙宝起（汉族，大北赵河人）、排长杨吉山（南皮王寺村人）和沧县大白兔村战士姜之义不幸牺牲。为悼念3位烈士，召开了隆重的军民追悼大会，人们泣不成声，直送到大同镇南门外安葬，送葬队伍上万人。这次剿匪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三肇地区土匪的嚣张气焰，为当地百姓除去一害。③4月，东北局调集了3个师的兵力攻打长春。六十三团奉命从黑龙江大同镇奔赴吉林省长春参战。当时，驻守长春敌军是国民党王牌军铁石部队。4月14日下午3点，为防止敌军空降和逃跑，六十团首先向长春西北角桑家窝棚飞机场发起攻击。敌军防御森严，工事坚固，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仗打得非常艰苦。担任主攻任务的四连仅剩26人，连长刘玉山和三分之二的同志英勇牺牲。至天黑，七、九连从机场东北角突破敌人防线，五连从西北角点着了敌人油库，敌军溃乱。我军乘势猛攻，占领机场。翌日，大军攻克长春，共歼敌军两万余人。①5月23日，鉴于战略需要，六十三团全部撤出长春，开赴陶来昭，担负守卫陶来昭松花江大桥的任务。6月16日，上级为保存回族干部，决定将六十三团中回民同志全部抽调到后方，参加土改工作。回汉战友于陶来昭车站挥泪而别。②后六十三团改编为四十三军三八七团，转战南北，屡建奇功，后成为守卫祖国海疆的一支坚强部队。后记：记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沧州回族》历经几载孕育，终于要和读者见面了。不知是昔日的汗浸，还是今秋的香沁，令我心境难平，顿生出许多的感慨！回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历来艰难、敏感。旧社会少人涉足，新中国也曾一度被视为禁区。然而，当我作为一个民族工作战线上的少数民族干部，每每想到沧州这个回族世代聚居的地方，拥有20万回族人口，700年回族历史，却从无一部系统、全面反映沧州回族历史文化的资料时，便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一种难言的内疚和遗憾。于是，我便悄悄萌生了“奇想”；于是，我便默默开始了耕耘。1992年着手筹集资料，1994年始动笔墨，1996年初稿形成，并将目录送达各位顾问和有关领导。得到了沧州市民宗局局长吴洪斌、副局长张志江、王树青、刘振国及各级领导的积极支持。省民宗厅副厅长时振国同志将目录在青海全国回族古籍会议上散发，从而成为河北省民族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也在沧州回族历史，文化研究数百年的沉寂中激起一个小小的水花。1997年6月征求意见稿呈送省民宗厅、沧州市委、政府、人大、政协有关领导，国家伊协、省伊协权威人士和本书顾问们审阅，同时进行了广泛地征求意见。9月，书稿由省民宗厅审定。以后，根据各方意见和建议，对原稿进行反复调整修订，并将下限由1995年延至1997年。1998年5月，书稿奉于在沧州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回族古籍协作会，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至此，有了个小梦初圆的结局。“梦”往往是甜的，而圆梦却需要更多的苦。现成的资料没有，需要像大海捞针一样到民间采撷；交通工具缺乏，出门采访往往靠班车、搭车、自行车；资金困难，需要矮下身来到处求助；本职工作不能耽误，一切书事都要以业余时间为主。几年来年年节假无休日，夜夜挑灯到三点，有时困极坐睡，有时通晓不眠，即使大年三十也未间断，不可谓不苦。然而，这些苦都是自讨的，理当自己受用。特别当我在采访中真切地看到那些回族群众送茶留饭、跑前跑后的超常热情和在他们的高兴、热情中所透出的对《沧州回族》的期盼时，更是无怨无悔！我是一个嗜苦者，更是一个幸运者，一部小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惊动了众多关心回族事业的汉族朋友，牵动了全国各地的沧州回族同胞的心。首先，我要感谢省民宗厅、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和市民宗局领导由始至终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原市委书记吴振华、现市委书记薄绍铨，市长张庆华、市委副书记王国强、许文博，副市长张春荣、蒋桂芳，市政府副秘书长回学勇、何宝平以及市人大、市政协和各部委的领导都曾亲阅书稿，有的还客观地提出了宝贵意见。特别是原市委书记吴振华同志（汉族），接到书稿后连夜审阅，多次过问，并亲自给我写信鼓励和为之作序，最真实地体现了一级党的领导和一位汉族领导干部对回族事业的支持和关心。可以说没有各级各部门领导的支持和关心，这部书是难以面世的。除各级直接领导同志外，安徽省省委书记回良玉、原云南省人大副主任王连芳、云南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刘树生、全国政协常委马玉槐、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吴庆云、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堃、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刘仲、海军航空兵后勤部政委马国超、中国伊协副会长马贤、河北省伊协会长丁清轩、国家民委原《民族团结》杂志社总编兼党组书记辛智、津南革命创始人刘格平夫人丁磊、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振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社长丁文楼、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吉堂（汉族）、市交通局副编审金紫衡、《古兰经》译者沧州车站清真寺教长马振武等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热情帮助和支持，有的还担任了本书顾问。尤其令我十分感动的是77岁的王连芳主任，强忍病痛，在病榻上为我写了数千字的序言和意见；70岁且身体多病的辛智先生冒着酷暑，字斟句酌地通阅了全稿，注明意见，并写了《读后记》；84岁高龄的金紫衡先生，由始至终对此书的撰写表示了极大的热诚，先后两阅其稿，并给予很多指导帮助。他们的精神和学识都将永为我师。在宗教学识、革命史实方面，中国伊协马贤副会长、市委党史研究室刘吉堂副主任分别进行了认真负责地把关，对本书内容的可靠性、准确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人的能力是微薄的，而众人的力量却是无限的。几年来，我遇到的困难很多，但却无一将我难倒，其中的奥秘便是有一个强大的后盾，经常不断地给予我精神的、实质的援助。特别在资料方面，市民宗局各科室、各县（市、区）民宗局，回族老干部刘宝俊、尹广恩、张文彪、回登亮、马永春、韩洪元，原孟村县委党史办主任王建西（汉族），沧州清真北大寺乡老马志强都曾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大大丰富了本书内容。在资金方面，除省民宗厅、市民宗局领导外，云南省政协刘树生主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社长丁文楼，省伊协会长丁清轩阿訇，市财政局大检办主任宋景兰（汉族），市民政局长常其普，市交通局副局长回登甫、处长李铁强，市勘测设计院院长马志海，沧州市岳海律师事务所主任单继泽（汉族），市民贸开发中心主任张伟，沧石化干部张俊梅，市卫校解剖室主任回俊岭，市老干部局科长回俊山，沧县大褚村砖厂厂长、市人大代表回金松，新华区物资经销中心总经理马振成、汽车运输五场场长王福生，孟村管件公司经理吴丕长、于帮正、丁志镇，市民宗局会计于淑贞（汉族），市化工厂职工刘希发，都曾为筹集资金作了大量工作，有的不辞劳苦到处协调，有的慷慨解囊仗义资助，为解决此书的出版经费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出版及筹备工作方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丁文楼社长给予了最优惠的照顾，刘树生、王连芳、吴庆云、宋堃、马贤、辛智、吴振华、时振国、张春荣等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分别为此书写序、题词、作跋，市人大主任白清安同志（汉族）题写了书名，市电视台美术编辑刘中文、回族业余画家张恩博热情帮助封面和回族分布图的设计、绘制，市诗协秘书长金峻山（汉族），献县书法家协会副会长魏广龙（汉）题写了贺诗。他们的支持又使小作平添了许多光彩。合卷沉思，虽然书成一人之手，实为众人之力，还有很多为此书撰写、出版帮大忙、出大力的同志未能一一提到，在此仅向上述提到和未提到的所有对此书付出支持和帮助的领导、先生和朋友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值此，也要为几年来与我同甘共苦的家人、亲友、妻子、女儿们记下辛劳的一笔。此书作为一部地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不同于单纯的资料汇编，为了尽量避免谬误，提高其政策性、理论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参考了大量国家正式编发的民族理论书籍和著名专家的权威著作，从而使本书始终保持了一条正确的主线。事实上，所有参考资料的作者也都对《沧州回族》的形成，给予了无形的支援，恕不一一道谢。沧州回族历史悠久，素材丰厚，绝非一两本书所能涵盖的。本书虽文笔拙劣，但却诚心作为引玉之砖抛于广大读者，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加回族研究，希望有更多的“玉”奉献于社会。吴丕清一九九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