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锡伯族总人口为188 800人，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锡伯族发源于我国东北的兴安岭和嫩江、松花江流域，历史悠久。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族正式编入清朝八旗组织，分驻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吉林的伯都讷（今扶余县）和乌拉（吉林市）三城。时光荏苒，从1981年发表处女作《锡伯族西迁概述》迄今，已经过去了27年时间。27年当中，合作或独立撰写发表的有关锡伯族历史文章共计24篇，其中大部分是我们俩入共同撰写的文章。为了便于大家查阅，今辑录业已公开发表的24篇和尚未发表的1篇（即枥史铭记你》），共计25篇文章，编辑出版。此书附有《锡伯营职官年表》一书中的官员履历，以及《一个民族的长征》、　缬情锡伯族史研究》两篇媒体专访稿。本书收辑的所有文章，均未经大的修改，只是文字方面略有改动，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每篇文章之后，尚标有原载刊物的名称和时间。

《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阐述了纳西族传统东巴文化的宇宙观和自然观、传统技术及生存方式；分析了传统文明在与现代文明相遇的过程中，在形而上的解释世界的层面和形而下的联系世界的层面被现代科学和技术取代的过程；分析了传统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得失；讨论了传统文明融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并对传统文明的未来发展模式进行了探讨。《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一个古老民族的变迁》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通过对东巴神话的分析，对传统纳西族的宇宙论和独特的署自然观进行描述和建构，对其建立在传统形而上体系和传统技术之上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观察和研究，并分析它们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变迁。《神灵世界的余韵纳西族》不失为难得的民族史、科学史、技术史方面研究人员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万历武功录〉研究：以蒙古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撰写思路是这样的：以《万历武功录》（蒙古史部分）为研究对象，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运用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文献及其作者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订和考察，对《万历武功录》的成书背景、撰写宗旨、优缺点和作者的生平学术、史学思想等进行论考。采用史料学的方法进行史源追溯、史料比勘，采用年代学的考订、推算等原则和方法，对《万历武功录》一书蒙古史部分的人物传记进行初步的整理和研究，指出其史源文献、讹误种类和讹误原因，并举例证明。最后，通过对比确定《万历武功录》的史料价值。

长期以来，辽金契丹女真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别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字史、契丹研究的潜在价值而言，如果能够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将不亚于突厥语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本书收录了刘浦江先生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方面的17篇论文，记录了其近十年来的学术轨迹，体现了其着力于新材料与新问题的研究取向，为其于辽金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对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鞑靼征服中国史》由西班牙多明我会教士帕莱福撰写，讲述1644年崇祯之死，清军入关，到1647年，清军攻占广东、福建、广西这段时间的历史。书中所记史实可以和中国史料相互印证、补充。《鞑靼中国史》作者系耶稣会教士鲁日满，1665年北京教案发生时，鲁日满正在浙江、江南传教。他被押往北京受审，亲历并详细记录了此次教案过程。《鞑靼战纪》记述耶稣会士卫匡国在中国所了解到的清军入关前后的历史，因有作者之亲身经历为证，比较有价值。

《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以藏族史学思想生发递嬗的四个时期为经，以藏族史学经典之思想内涵为纬，从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角度演绎了藏族史学思想的存续流变。如果将历史文学、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三个主层次及相应的九个分层次视为史学思想的基本骨架，那么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族群的史学思想无疑是活化这一机体的血肉。基于此解析藏族史学思想，我们会发现藏族史学没有代代相袭的修史“戒律”，因为对藏族史家来说，撰史的动力不是职业或地位，而是责任和喜悦——传承文化的责任和分享知识的喜悦。进言之，藏族史学思想蕴含的佛教共性和时代特性未可小视，然每位史家的个性化表述才是滋润雪域史学的甘泉。

在南文地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从异域到旧疆演变所呈现出的周边族类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宏伟过程中，上演着的并不只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征服与枯燥乏味的儒家道德说教，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空间，这一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

《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在综合利用满汉文档案、契书、碑文、家谱、笔记、曲词、小说、舆图、绘画、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对北京旗人社会的面貌、特征、变化，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考察；对旗民关系（核心是满汉关系）的发展，也作了多角度分析。《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对开展北京史研究，把握北京的城市特色，挖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均有价值。对清朝史研究、满族史研究、八旗史研究，也是一个推动。清朝统治中国，以八旗制度统领旗人（主体是满洲人），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是汉人），形成旗民分治的两元结构。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都北京（京师），以内城安置旗人，以外城居住民人，是旗民分治两元结构在空间关系上的集中体现。此后二百七十余年中，旗人始终是内城的基本居民，并形成与外城民人社会并存的旗人社会。这是清代北京城的一个基本特点，也是它由以发展的重要前提。辛亥革命（1911）后，清朝覆灭，旗人社会瓦解，但作为其主体部分的满族始终生活在北京，而旗人文化留给古都北京的鲜明印迹更是经久不衰。

中国的大西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古代世界四大文明的汇聚之地，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至今仍吸引着世界学者的目光，成为多种学科的源头。在当今西北周边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实施的新形势下，对于事关我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西北民族问题的研究。尤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西北民族论丛》于是应运而生。它将以“西北民族”为研究重点，主要方向为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反映了海内外相关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

是北京政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置沿革是由两个词合成的，一为“建置”，一为“沿革”，最早将这两词合用的是宋朝人，及至明清时期，已经在各种《一统志》和《地方志》中普遍使用，成为一个有着特定内容的专有名词。所谓“建置”，就是在某个地域范围内设置的各种重要行政机构；所谓“沿革”，则是这些行政机构的发展变化过程。《北京建置沿革史》，就是研究在北京地区的历史上曾经设置过哪些重要的机构，这些机构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哪些显著的变化。因此，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建置沿革”，其含意已经比古人要丰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