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的迁徙与融合》从以往学者对纳西族的研究谈起，接着谈了自己的看法。《纳西族的迁徙与融合》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对纳西族迁徙路线站名的逐一破译，探讨迁徙的原因，研究迁徙的时代。第二个重点是纳西族的融合问题。民族的格局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作者认为，纳西族人口虽少，但在历史上也经历了分分合合的一个民族形成过程，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格局。

《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3年度课题《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产业构建研究》的最终成果。该课题的最终成果分为三大部分： 上篇“土家族文化资源”：此篇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土家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包括“土家族文化资源概述”、“土家语概况”、“ 土家族物质文化资源”、“土家族非物质文化资源”四章，这四章内容是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并参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后写成的。第一章不仅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土家族文化资源，还对土家族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指出土家族传统文化不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还具有原生态性、兼容性、多元性、内部差异性等多重特征。第二章对土家语的基本情况，它的特点、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情况、土家语的现状作了介绍。第三章从“文化遗址和文物”、 “名胜古迹”、 “古镇”、“传统民居”、“生产生活工具”、“传统工艺美术”、“传统饮食”等几个方面对土家族的物质文化进行了梳理。第四章从“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音乐”、“民间体育游艺”、“民间医药”、“民间礼俗”、“民间禁忌” 、“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几个方面介绍了土家族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中篇“土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此篇分为“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理念和基本原则”、“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对象”、“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模式选择”、“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政策措施”四章。第一章提出对土家族文化资源保护应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遵循文化生态主体平等、生态利益公平、生态权利公正、生态秩序安全等原则，改变以人类利益为本位的保护模式，保护土家族文化整体性。第二章在对中外有关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的保护内容和对象进行研究后提出，要对土家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自然文化遗产、宗教文化遗产等十二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第三章在对国内外保护模式和保护经验进行研究后指出：就土家族文化资源的保护来说，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应有区别，物质文化遗产应以移植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为主，同时与博物馆保护相结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采取研究型保护、建民族风情园和生态博物馆等方式，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采取确立传承人的办法。第四章提出了保护土族文化资源的措施，即是营造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氛围，在全民族中达成共识；开展民族文化遗产普查清理工作和科学研究；制定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地方性法规和实施细则；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在有效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提下，科学开发利用民族文化，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视文化传统教育，把民族民间文化纳入学校教育的内容；把保护民族文化与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下篇“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构建”：此篇是该课题的落脚点和核心部分。分为“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战略意义”、“士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构建战略”、“土家族文化产业构建”、“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等六章。分别论述了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价值，分析了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论述了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中的指导思想和开发的总体目标，提出了土家族文化资源开发和文化产业构建的八大战略和土家族地区开发文化资源、构建文化产业的对策建议。

以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和2003年袭击中国和亚洲部分国家（地区）的“非典”（SARS）为标志，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新威胁。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正在发生变化。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安全威胁的来源、安全主体以及维护安全的手段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修正。本书试图对这个重大问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进而对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安全战略的完善和改进提出建议。本书认为，所谓非传统安全是指非国家行为体采用非军事手段对主权国家的生存、发展和国民人身安全、社会稳定形成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具有以下主要特征：非对称性、多元性、社会性、跨国性。非传统安全研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它以解决中国现实面临的许多新型安全难题为切人点，在深入分析和力图消解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大力倡导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非传统安全的这种视角，体现出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不仅有助于中国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亦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

《新疆历史画丛》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编的以正确宣传新疆历史为宗旨的大型科学普及读物。丛书从策划到编辑出版，得到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的关心、指导和支持。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专家学者从学术方面给予丛书以有力的帮助。《新疆历史画丛》编委会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共同组成，成员如下：杨乃初、李维青、张田、廖志成、曹新生、贺灵、曾多源、巴达。

天文历算是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族的祖先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起来的。藏族的天文历算历史悠久，文献丰富，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直到现在，藏族仍独立地逐年编制自己的历书。由于藏历对农牧业的生产活动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其形式也符合民族的传统习惯，所以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每年发行十余万册，并发行到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的达兰萨拉等地方。《藏传时轮历精要》藏文原著、汉文译解，以及实例演算、基础知识、佛法年代算法、五要素（体系派）、五要素（作用派）、罗喉与交食、五曜、长尾曜、求昼长夜长、论三种日、节气、速算法和表格用法、宇宙结构。《马杨汉历要旨》藏文原著、汉文译解，以及实例演算。

我的这部文集是我的几册专著之外关于藏学的零篇论著的选集。近年来我关于中国藏学的专著有：1．2000年民族出版社的《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藏文，与谢淑婧合作）2．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佛教小词典》（与杜继文合作）3．200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的《西藏的天文历算》4．2003年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这些专著出版不久，都容易买到。而l987年我与陈久金先生合作用汉藏两种文字写出的《藏历的原理与实践》一书是我的著作里很重要的一种，因年代已久，现在已经很难买到。这本书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藏文原著及其汉文译解以及实例的演算；第二类是汉藏两种文字的研究论文。现在把前一类作为文集的第二册（即《藏传时轮历时宪历译解》），后一类加上一些关于藏历的其他论述作为第三册（即《藏历研究》）。第一册（即《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是关于藏传佛教和藏传因明学的论著。其中的《吐蕃佛教》一篇原是1987年应任继愈先生之邀为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四册隋唐卷而写的，因该书至今尚未出版，此文虽然因写作时间较早，未能参考最新资料，而自认为其中的“顿渐之诤”和“吐蕃时期的译经事业”两节尚有其物色，故将其收入本文集先行发表。此外随带还有一些文献研究和其他作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集中的不少专有名词，因引用文献不同，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为保持所引文献原貌，未作统一处理。

台湾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内涵，历来为学界所推崇，素有“东南亚民族学的宝藏”、“中国上古史之活的史料”、“为整个环太平洋文化的重要据点”等评价（凌纯声语）。唯其如此，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在这块学术研究领域里耕耘不辍，留下了诸多富有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著作。基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这一宗旨，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牵头、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所执编的《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文库》（下称《文库》），拟精选一批涵盖历史、文化、语言、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社会发展状况等领域，反映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学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著作，以学术专著、编著、译著、教材、调查报告、论文专集等形式，纳入《文库》系列丛书。除隆重推介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著作外，《文库》还将着力于支持和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实证性和有现实意义的理论研究，并将其成果列入出版计划。通过以上两大系列学术成果的规划和推展，以期构建一个独树一帜的、具有较高学术理论水平的台湾少数民族人文学科领域的平台。

学术界普遍认为，大批犹太人最早是在唐代（约公元8世纪前后）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犹太人早在汉朝，甚至在周朝就已经来到中国，后散居在今西安、洛阳、敦煌、开封、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宁夏、南京等地。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属于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代表了两大历史悠久的文明。在千百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和犹太人友好交往，互相帮助，共同谱写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平等对话、友好相处、交流交融的历史篇章。

自13世纪初崛起于蒙古高原以来，直到18世纪20年代，蒙古族始终对藏彝走廊的历史发展保持着相当的压力。《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作者通过对蒙古族在藏彝走廊地区活动的研究，对于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的历史关系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并对此有了一些新的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