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苗族是一直主张民主平等制的民族。虽然古代的民主平等是原始的，但后来根据历史的发展不断被赋以时代的新内容。清代记叙苗族“有族属，无君长；有贫富，无贵贱”，便是有力的史证。苗族追求民族平等，向往民主自由，几千年来为之奋斗不息，革命不止。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江泽民、胡锦涛等最重视各民族一律平等，重视人民民主专政，并将它们写进宪法。苗族的千年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现。这部《通史》，用史实展现了苗族上下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光辉的历史以及苗族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品格、灵魂和精神。这对于人们认识和进一步了解苗族以及教育当代和后代广大苗族人民是有好处的，对于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和治理苗区也是大有裨益的。

《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除了学科、学术表述范式上的这种思考外，还有两个因素也促使作者采取这种形式进行表述和写作。第一，作者与研究、书写对象的特殊关系。村落是作者妻子的家乡，文本中出现的那些人物与作者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戚关系，这使作者得以和他们内心的隐秘世界有了亲密接触。其二，作者从前中文专业的学科出身，导致作者对以小说这种叙述形式来报道和探究人物的个性、内心和行为动机有某种偏好，而民族志这种还没有完全定型、正在发展、变化和探索中的研究文体，也为作者进行的尝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和创造空间。用格尔茨的话说，作者采取的是一种介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模糊的体裁”。在表述上，《寻找文化身份：一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自己也作为一个被反思和书写的对象在文本中出场，与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就文中涉及的问题展开对话和协商。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追忆过去作者自己在汉族情境或场域中面对相同问题的亲身经历、感悟，通过表达与村落遭遇后诧异于村落成员应对相同问题的不同方式、思维、心态和期望以及诧异后作者内心发生的改变，来凸现汉族群与村民在文化上的区别，从而唤起读者对本文化和异文化的直觉，使读者也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增强文本写作和研究本身的透明度，使读者对研究一书写者在研究中涉及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过程，甚至性情、趣味有所了解，从而建立一种与被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知识”不同的、相对主动的“理解的知识”，参与到作者对对象的认识甚至于文本的建构中来。

伊斯兰文化史略从文学、教育、科技、宗教哲学等方面简明而又系统地阐述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各个时期穆斯林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达斡尔资料集（第7集）》编委会与《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联手，为系列编辑出版《达斡尔资料集》，实施建立世代达斡尔民族文库之规划，经十年努力，在民族出版社业已出版了六集约一千万字的资料。《达斡尔资料集》系列自出版之日起受到了达斡尔族同胞以及有关研究人员的欢迎和肯定，同时寄予了我们能够继续将达斡尔资料搜集、编辑、出版下去的厚望。承蒙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党政机关、领导同志以及各方的关照和支持，建立达斡尔民族世代文库之工作，已成功迈出了第六步。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今后我们将更加有序地工作，继续编辑出版《达斡尔资料集》系列，为建立世代达斡尔文库，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库而努力。

《苗族通史》脱稿了，可喜可贺。全书分5册、6部、24卷，共约240万字。这是自古至今苗史研究的巨大成果。《苗族通史》（以下简称《通史》），是纳入国家。“八五”“九五”中国少数民族通史系列编写和出版计划的重点选题。编写《通史》，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苗族人民的关心和重视，是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体现民族平等的一大举措。为了不辜负党的关怀，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写出较高水平的书来，我们成立了由贵州、湖南、云南、广西、湖北、重庆、四川、海南、北京九个省（市、区）及南京军区、兰州军区、贵州省军区苗族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组成的“苗族通史编辑委员会”，经过调查和慎重考虑，确定吴荣臻为主编，下设主编室和写作组，并于1999年7月在湖南吉首大学召开的编委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同时，还原则通过了主编室拟定的“苗族通史编写大纲”和工作计划并付诸实施。主编室同志先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实地考察、调查研究，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口碑资料，并发动数十个州、县（市）建立了《通史》地方资料编写组，又经四年多的撰写，终于完成了书稿。这本书的写作，从1999年起，至2004年完成初稿，跨两个世纪，花六年多时间，牵动了数省（市、区）的人力、财力，波及整个苗区，确实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是苗族人民　十分关切的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大项目，是广大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当今伟大新时代的产物。

过去在关于墨脱县的民族调查和研究的论著中，大多只关注民族文化的一般表象，而忽视了民族文化存在的生态因素。本书则突出了生态环境与当地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通过我们对大峡谷里世居民族的研究表明，一些文化现象的存在原因，如果不联系那里特殊的生态环境，是不可能作出圆满解释的。

湖北回族由于人口少，居住分散，加上受历史上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原因的影响，留存于世的古籍少，文字资料更是缺乏。但在专家学者、民族文化工作者和热心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湖北回族古籍资料辑要》填补了湖北省回族历史文化的空白。

他们祖先留下的道理比山中的树叶还多他们用“树叶信”谈情说爱孩子13岁要举行成年礼竹楼装饰着耳环花基诺族，20899人（2000）。自称基诺，清代以来汉文史籍译称“攸乐”。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主要分布在云南景洪市基诺山。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无文字，主要从事农业，善种茶。

森林草甸是他们的家那里矗立着时间冲不走的水磨房和麦架他们有占民间诗歌一半以上的祭祀歌还有长长短短丰富有趣的神话……普米族，33600人（2000年），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分布在云南兰坪、宁蒗、丽江．永胜、维西、中甸及四川木里、盐源等地。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无文字。主要从事农业，兼营畜牧。主要信仰多神，崇拜祖先。

名扬四海的户撒刀，几近失传的“缣花衣”，他们的青年男女通过吃“鸡头”而相识，他们的新郎要用数尺长的”花筷子”吃饭，阿昌族，源于古羌氐人，由唐代”寻传”部落的一部分发展而来：33936人（2000年）：主要分布在云南陇川、梁河等县。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无文字：主要从事农业；手工业较发达，善制长短刀和铁质农具，多信小乘佛教，亦信多神和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