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特色文化》这部上百万字的大书面世之际，我们怀着十分愉悦和欣慰的心情，首先把这部书编撰的思路、内容及特点，向广大读者作一简要介绍。在《云南特色文化》编写前，我们对一些有关“文化”的基本概念统一了认识。首先是关于“文化”的定义。众所周知，关于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就多达250余种。对此，我们没有去作费时费神的争论，而是认同了《辞海》的解释，即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基于此，我们赞同我国部分学者关于文化的“三元结构说”，即从广义而言，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云南特色文化》在筛选和确定专题时，充分体现了广义文化的视野，兼容了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文化。其次是关于云南的文化及其特点。我们认为，由于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历史上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种文化的交融性，使云南成为世所公认的文化富集之地，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文化宝库。云南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概括地说，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多元性，包括民族渊源多元、宗教信仰多元、社会形态多元、外来文化多元等；二是多样性，云南境内有26个世居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文化，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还有其不尽相同的文化，同一民族的相同支系由于居住地不同其文化又有所差异等；三是原生性，包括原生态的神话、宗教、习俗、歌舞、民居和耕作技术等；四是边缘性，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原、山河阻隔、交通闭塞，加之历史上中央封建王朝将云南视为“化外”、“蛮荒之地”，只知掠夺贡赋，而轻忽扶持、开发，因此近代以前云南与内地联系不甚紧密，彼此交流也不甚频仍，从而形成了云南文化的诸多边缘性特点，在语言、习俗、服饰、饮食、歌舞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五是独特性。毋庸置疑，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然而，云南文化与我国主流文化（北方草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有许多不同之处，与近邻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东南亚、南亚文化更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云南文化正是以其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点，成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云南特色文化》充分反映了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尤其集中体现了云南文化的特殊性特点。再次是关于云南的特色文化，本书研究的视角既然聚焦于“特色文化”，那么什么是“特色文化”？我们认为所谓“特色文化”，是指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至于“特色文化”的标准，我们借用常言所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即独有、更优者就可称为“特色”。《云南特色文化》所列的35个专题，就是将云南文化与其他诸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之后，最后选定的为云南所独有或更优的文化，统称为“云南特色文化”。读者将从各个专题中读出云南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特色。《云南特色文化》收录的35个专题，不是云南特色文化的全部，只是云南众多特色文化中最具个性的代表。然而，这35个专题业已涵盖了云南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并充分反映了云南文化所具有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特质；同时，充分体现了勤劳、智慧的云南各族人民从来就具有开拓、进取、兼容、创新的巨大创造力和坚韧不拔的奋进精神；也充分证明了云南各族人民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云南特色文化》所列35个专题分别对35种文化事象进行了“别开生面、以深求新”的研究。每一专题的研究，不是对已往研究成果的简单复述，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创新。不少与时俱进的理念、发人未发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对尘封史实的钩沉等，一一体现在各个专题的论述之中，让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云南特色文化》所列35个专题内容丰富，结构严密。每一专题均按照既定编写大纲的要求，详略分明地论及六个方面：①阐述每一特色文化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与演变过程；②揭示每一特色文化的深刻内涵；③分析每一特色文化的特质、特征，即从普遍性中寻求特殊性，从同质性中寻求异质性，从演变发展中追溯原生性，从对比中寻求差异等；④论述每一特色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⑤探索每一特色文化的开发利用思路；⑥提出对每一特色文化实施保护的措施。在这六个方面中，重点是渊源与演变、内涵、特征和价值，其次是利用和保护。这样的内容设计和结构安排，既体现了对一种文化现象全面、系统的认识过程，也体现了对这种文化现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同时也对其开发保护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读罢每一个专题，对云南的这些颇有个性的特色文化，将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也将会产生盎然的兴味。《云南特色文化》是一部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著作。每一个专题的撰写都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性，即立意准确、富有新义、言之有据、论证充分，结构严密、行文晓畅、注释规范等。与此同时，每一专题的撰写还体现了鲜明的应用性，每位撰写者都明确地树立了为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服务的指导思想，从而认真地研究每一特色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并提出开发利用和实施保护的思路。严谨的学术性与鲜明的应用性相结合是《云南特色文化》的最大特点，这或许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正确方向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现实服务的一个正确选择。《云南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云南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重大研究成果之一；是云南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珍贵的资源库；是云南建设旅游强省的有力的文化支撑；是中外读者了解云南和研究云南，认知神奇独特的云南文化的一部基础性读物。基于此，我们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是研究云南特色文化的第一部，但不应是唯一的一部；我们热诚希望研究云南特色文化成为我省学术界的共识，今后有更多更好的有关云南特色文化的著作问世。《云南特色文化》是一项集体研究的成果，35个专题出自不同学者之手，文字表述的风格难以统一。此外，这样一部洋洋百万言的著作，在文字、标点、注释等方面，也可能存在错谬和遗漏，祈望方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我们编委会的全体同仁也像丹增先生一样，深深地热爱云南这一方热土，深深地热爱勤劳、智慧的云南各族人民。我们谨以《云南特色文化》献给云南，献给云南四千四百万兄弟姐妹。

本书参考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资料和研究的基础，对此，作者表示感谢。在本书引证的大量资料中，有些属于未公开出版的家谱、调查资料等，不可能注明出版社和出版年月等，特此说明。 本书将结合我国和少数民族的社会现实，研究其具体的改造途径和方法，使本书不仅做到在学术上有创新意义，而且对推动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指导的现实意义。 汉民族永远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永远离不开汉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永远离不开。我们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祖国56个民族将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批判、总结、弘扬传统历史文化中取得新的成绩，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增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作出新鞍山。

1983年至1986年，我在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梁钊韬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我接受了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全面训练。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并于198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中国的藏学研究正处于逐渐恢复阶段，所以，这本书虽出版仅800册，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资料连同注释被许多人引用、抄袭，于是有不少学友及同行建议我再版。我本人自调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后，身兼行政和科研双重任务，一直抽不出时间重新阅读和修改这本书。直到2000年，我才下决心见缝插针，一字一句地重新审阅和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新内容。今天，当我在蓝天白云下的圣城拉萨，重新阅读书稿时，我再次回想起导师梁钊韬对我本人及博士论文的评价，现抄录于此，以表对他的思念和纪念：格勒同志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又是新中国第一代藏族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于1986年7月4日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经答辩通过。1983年，格勒同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堑教授等推荐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教师。入学3年来，他经受了人类学的全面训练，所修课程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由于他勤奋好学，拼搏精神充沛，所以各科成绩均优良，并发表了一系列有独立见解的课程论文。在此基础上，他遵循人类学家必须采取的参与观察的田野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人熟、地熟、语言熟、情况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配合下，在川西北藏、羌、彝等民族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综合性学术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做了前人所难以做到的工作。由于他懂得藏、汉两种语言和文字，又有较深厚的汉文历史学修养，所以在收集和运用各种资料上获得了出色的成绩。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格勒同志的人类学理论基础比较扎实，文化人类学专业知识比较全面。其中尤其对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区域结构及多重性发展原理，不但领会深刻，而且作了具体、深入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阐述。全文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努力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民族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证了藏族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与国内外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颇多创见，是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我作为格勒同志的导师，反复读过这篇论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以充分的科学材料，批驳了国外某些学者的“藏族外来说”等学术错误和政治谬论，说明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藏族很早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同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藏族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藏族强烈的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等问题，这对于今天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大业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一个出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少数民族青年学者，利用几种民族的文字材料，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探索本民族的来龙去脉，论证上千年前的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关系，写出如此的论著，即使有些不足之处，也是难能可贵的。

阿尔泰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国际性学科。在18世纪前半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称之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诸语言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性。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探索，由芬兰学者兰斯铁提出阿尔泰语假说，认为以上诸语言彼此同源，它们来自原始的共同阿尔泰语，从而为阿尔泰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自兰斯铁的阿尔泰语系假说以来，阿尔泰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种成绩的取得始终伴随着主张和反对阿尔泰理论的激烈争论。同阿尔泰语系假说相对的理论认为，被称作阿尔泰语系的诸语言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共同性，是因为这些语言相互接触、彼此影响的结果。或许阿尔泰学假说是永远无法得到证明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阿尔泰语系假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和一个对话的空间。无论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共同性是因为它们来自共同的原始阿尔泰语，抑或是因为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所致，学者们之问的讨论和对话都在推动着对这些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使我们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不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然而，学者们围绕着阿尔泰语系假说所展开的争论始终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的，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语言自身的规律：出发点是语言，归结点仍然是语言。

在两河领域文明和尼罗河领域文明进入其高潮时，有一个被称为"希伯来，，①的民族突然"闯"入上古中东历史。这个民族的出现很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对于古代中东这块有众多民族来来往往、匆匆一过的地区而言，应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在犹太人进入历史的最初二千年，它所生活的地区群雄崛起，古巴比伦、埃及、赫梯、亚述、新巴比伦、波斯等帝国争霸不断。犹太民族因其人数少、力量薄，从来没有凭其实力称霸一方。不仅如此，除了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过自己的家园，享受过主权民族的生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是强权的凌辱对象，是其他民族的迫害对象。对于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若不是因为其凭借着对民族理想的执著、对信仰的固守、对自身文化的不断营造，若不是因为其坚信言词的力量远胜于刀剑的力量，以其文化和思想上的建树在世界文明领域发出其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声音，让世人深切感受到它的存在，成为中东地区唯一在上古时期就创造出光辉灿烂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进程，特别是西方文明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并且以"一以贯之"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人们在论及世界文明时或许根本就不会提及这一民族，最多也只能是一笔带过。

耿世民教授的《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一书（约44万字），2003年12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新疆文史论集》（2001年，民大出版社）后第二部论文集。耿世民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突厥学家和维吾尔学家。他曾在1981、1992年分别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Humboldt-Stiftung）研究金和国际知名学者奖，2000年获得国际阿尔泰学会（PIAC）金奖。此外，他尚被选为土耳其语言研究院的名誉院士和国内外多个学术机构的付会长、常务理事、顾问等职。书中收入他近20年用汉、英、德文在国内外发表的30余篇论文。这些论著都是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关于回鹘（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字、文献和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的专门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例如，题作《回鹘文哈密本研究》的若干篇论文，是关于古代维吾尔族原始佛教剧本（也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剧本，属公元8世纪）的研究，从而把我国的戏剧史上推了数百年。《扬州发现的叙利亚字母古代维吾尔语景教碑研究》一文，对研究景教（古代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在我国长江流域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一件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寺院被毁文书的研究》一文，为对原存于德国汉堡大学的一件回鹘文摩尼教文书的首次研究，它说明了古代摩尼教（一种由公元三世纪古代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主张明暗两种势力斗争的二元论宗教）在古代维吾尔地区由盛到衰（8-12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此外，书中尚收入他撰写的关于世界著名维吾尔学家和机构介绍等论文。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最多的一本，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收录的ll篇论文围绕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开放性地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主要是对1928－1949年彝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学术成果突出的团体对彝族研究进行学理思路和学术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审视现代彝族研究的学术渊源和视角特点，呈现学术传统的生动图景。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现代彝族研究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通过聚焦于单一民族来分析我国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发展过程的著作，首次对我国彝族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作出了系统的清理，它填补了现代彝族研究学术史的空白，尤其在彝族研究的学术史钩沉与评论中有重要建树。有别于过去常见的学术史论述，作者不仅记述知识的生产，而且还分析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构建之复杂关系。他不仅把彝族研究发展史看作一个有关彝族知识的积累和进化过程，而且还揭示了前现代彝人叙事与现代彝族研究之间的断裂，以及这种断裂与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构建的复杂关联。国际彝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并且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国际性“显学”，但至今没有一部全面清理其学术发展轨迹即“总述创获，彰明源流”的学术史。李列博士的新著以“问题与个案”为论纲，以“学术转型”为关节点，以梳理现代“民族一国家”建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过程”为主线，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维度上。以“他观”与“自观”为研究主体在学术视野和叙事话语上的双向统合，从“印象之学”到“事实之学”，从现代民族主义背景的宏通观照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有效地将发轫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彝族研究及其间纷纭复杂的历史变革与社会思潮、人物和事件、著述和观点汇聚为一个步步深进的学术阐释空间，其中既有“史”的透视。又兼有“论”的引申，首次对我国彝族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做出了系统的清理，在彝族研究的学术史钩沉与论评中形成了如下多方面的突破： 一、在资料学的发掘上：该著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期刊和相关文献进行了深细的发掘和爬梳，广泛搜求了大量堙没在历史风尘中的文本和成果，首次重点考证了彝族研究学术史这一特定领域在特定时期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全面梳理了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彝族研究作为（汉语）学术资源的特殊优势与发展空间。

除了上面两个原因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一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首位度高。西部的工业、教育、信息和金融过分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西部的城乡差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别要大大超过东部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城市的首位度高，中心城市占区域人口的比重相当大。在西部的大城市可以享受到几乎与东部同样的服务，而往下走就相差很远。如在临夏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首府）寄一份邮政快递到兰州（约150公里）需要3天。二是自然环境相对较差，比如说缺水。笔者认为，在西部解决水的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重要，没有水，什么也难发展起来。但目前西部最大的投资是用于交通、尤其是高速公路上。其实，交通在西部还不紧张，现有的交通车辆并不多，相反由于人为的障碍（各市设收费站），阻碍了运输的发展。如国道上收费站增多，运输的成本自然增加，司机就以超载来增加利润；而超载的结果是，交通事故增加，公路损坏加快，交通变成不畅通。这成了恶性循环。三是缺人才。西部的开发需要一代一代进行下去，但现在，一方面是人才向东南飞，另一方面也没有多少教育程度高的人愿意去西部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知青们在西北开辟了许多农场，这些农场现在成了绿洲，效益都很不错。如今要开发西北，也需要引进大批人才，需要能够扎根西部的人才，而非匆匆过客。可以建立起高技术和工业园之类的移民点，以点带面推动西部的发展。四是民族和族群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目前西部的冲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①族群内部的冲突，由于不同宗教门派、或由于争夺资源而引起的矛盾，如回族内部宗教教派的冲突就相当突出。P28

作者在收集、整理吐谷浑史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中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撰写了《吐谷浑史》。由于我国史籍中有关吐谷浑的资料十分缺乏，而且现存资料大都是出自内地政权汉族封建史家的手笔，他们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内地政权与吐谷浑的关系上，因而，要完整地论述吐谷浑族本身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象吐谷浑的社会性质这类的重大问题，也难作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情况，也恰好说明我国西北古代民族吐谷浑与其它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关系之密切，研究这种关系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基于上述情况，《吐谷浑史》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吐谷浑与邻近各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本书探讨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