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世民教授的《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一书（约44万字），2003年12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新疆文史论集》（2001年，民大出版社）后第二部论文集。耿世民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突厥学家和维吾尔学家。他曾在1981、1992年分别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Humboldt-Stiftung）研究金和国际知名学者奖，2000年获得国际阿尔泰学会（PIAC）金奖。此外，他尚被选为土耳其语言研究院的名誉院士和国内外多个学术机构的付会长、常务理事、顾问等职。书中收入他近20年用汉、英、德文在国内外发表的30余篇论文。这些论著都是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关于回鹘（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字、文献和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的专门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例如，题作《回鹘文哈密本研究》的若干篇论文，是关于古代维吾尔族原始佛教剧本（也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剧本，属公元8世纪）的研究，从而把我国的戏剧史上推了数百年。《扬州发现的叙利亚字母古代维吾尔语景教碑研究》一文，对研究景教（古代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在我国长江流域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一件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寺院被毁文书的研究》一文，为对原存于德国汉堡大学的一件回鹘文摩尼教文书的首次研究，它说明了古代摩尼教（一种由公元三世纪古代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主张明暗两种势力斗争的二元论宗教）在古代维吾尔地区由盛到衰（8-12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此外，书中尚收入他撰写的关于世界著名维吾尔学家和机构介绍等论文。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已成为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20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最多的一本，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收录的ll篇论文围绕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开放性地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主要是对1928－1949年彝族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和总结，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学术成果突出的团体对彝族研究进行学理思路和学术方法的讨论和反思，审视现代彝族研究的学术渊源和视角特点，呈现学术传统的生动图景。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现代彝族研究史的著作，也是第一部通过聚焦于单一民族来分析我国民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发展过程的著作，首次对我国彝族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作出了系统的清理，它填补了现代彝族研究学术史的空白，尤其在彝族研究的学术史钩沉与评论中有重要建树。有别于过去常见的学术史论述，作者不仅记述知识的生产，而且还分析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构建之复杂关系。他不仅把彝族研究发展史看作一个有关彝族知识的积累和进化过程，而且还揭示了前现代彝人叙事与现代彝族研究之间的断裂，以及这种断裂与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构建的复杂关联。国际彝学已走过了百年历程，并且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国际性“显学”，但至今没有一部全面清理其学术发展轨迹即“总述创获，彰明源流”的学术史。李列博士的新著以“问题与个案”为论纲，以“学术转型”为关节点，以梳理现代“民族一国家”建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研究过程”为主线，站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维度上。以“他观”与“自观”为研究主体在学术视野和叙事话语上的双向统合，从“印象之学”到“事实之学”，从现代民族主义背景的宏通观照到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有效地将发轫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彝族研究及其间纷纭复杂的历史变革与社会思潮、人物和事件、著述和观点汇聚为一个步步深进的学术阐释空间，其中既有“史”的透视。又兼有“论”的引申，首次对我国彝族研究之现代学术的确立与走向做出了系统的清理，在彝族研究的学术史钩沉与论评中形成了如下多方面的突破： 一、在资料学的发掘上：该著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期刊和相关文献进行了深细的发掘和爬梳，广泛搜求了大量堙没在历史风尘中的文本和成果，首次重点考证了彝族研究学术史这一特定领域在特定时期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全面梳理了代表性学者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彝族研究作为（汉语）学术资源的特殊优势与发展空间。

除了上面两个原因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一是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首位度高。西部的工业、教育、信息和金融过分集中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西部的城乡差别、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别要大大超过东部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城市的首位度高，中心城市占区域人口的比重相当大。在西部的大城市可以享受到几乎与东部同样的服务，而往下走就相差很远。如在临夏市（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首府）寄一份邮政快递到兰州（约150公里）需要3天。二是自然环境相对较差，比如说缺水。笔者认为，在西部解决水的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重要，没有水，什么也难发展起来。但目前西部最大的投资是用于交通、尤其是高速公路上。其实，交通在西部还不紧张，现有的交通车辆并不多，相反由于人为的障碍（各市设收费站），阻碍了运输的发展。如国道上收费站增多，运输的成本自然增加，司机就以超载来增加利润；而超载的结果是，交通事故增加，公路损坏加快，交通变成不畅通。这成了恶性循环。三是缺人才。西部的开发需要一代一代进行下去，但现在，一方面是人才向东南飞，另一方面也没有多少教育程度高的人愿意去西部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知青们在西北开辟了许多农场，这些农场现在成了绿洲，效益都很不错。如今要开发西北，也需要引进大批人才，需要能够扎根西部的人才，而非匆匆过客。可以建立起高技术和工业园之类的移民点，以点带面推动西部的发展。四是民族和族群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目前西部的冲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①族群内部的冲突，由于不同宗教门派、或由于争夺资源而引起的矛盾，如回族内部宗教教派的冲突就相当突出。P28

作者在收集、整理吐谷浑史资料的基础上，吸收中外有关的研究成果，撰写了《吐谷浑史》。由于我国史籍中有关吐谷浑的资料十分缺乏，而且现存资料大都是出自内地政权汉族封建史家的手笔，他们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内地政权与吐谷浑的关系上，因而，要完整地论述吐谷浑族本身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象吐谷浑的社会性质这类的重大问题，也难作出明确的回答。这种情况，也恰好说明我国西北古代民族吐谷浑与其它民族及其所建政权关系之密切，研究这种关系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史，是十分必要的。基于上述情况，《吐谷浑史》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吐谷浑与邻近各民族及其所建政权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本书探讨的重要课题。

这部书稿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加以修改完成的。作者从1997年开始研究瑶族文化，深深体会到汉文化尤其是道教对瑶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于是带着钩沉发微的极大兴趣，着手搜集道教和瑶族传统文化的相关资料，并开始撰写一些论文予以发表。

该书是马长寿先生的代表著之一。此书从族属、居地、社会状态及其所建政权等方面，对这两个古代民族作了详细的论述，不仅对它们民族的源流、社会面貌描绘得轮廓分明，而且对它们的社会发展规律也充分予以呈现。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还对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历史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外学者均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或专门学科，如所谓的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记述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有浩如烟海的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即是反映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之一。这套丛书所辑的论著，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及其弟子周伟洲教授的有关著作。马长寿教授（190－197年），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早年他多次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并开始转向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氏、羌、突厥等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了新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能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重视民族调查和考古文物资料，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等。因而，他的这些学术特点逐渐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丛书》中收辑有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写的五部著作，即《北狄与匈奴》、《氏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奏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其中《氏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两书，是在一九七一年马长寿教授逝世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学家林或先生评价《北狄与匈奴》一书时说：此书“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斡《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的（于志联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字数虽少，但广为中外学者所推崇，认为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碑铭），结合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典范之作。其余如《氏与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两书，也在学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凡是研究这些民族的论著都要参考这些著作。

我国古代的党项族，以其建立西夏政权和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西夏及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研究党项族早期历史及其与邻近诸族的关系，就成为正确理解和评价西夏及其文化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党项族的早期历史，主要经历了我国统一时期的唐代和分裂割据的五代；他们的活动对唐、五代的历史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唐、五代史的组成部分。所以，无论从中国民族史、西夏史和唐、五代史等方面来看，研究唐五代时期的党项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还对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历史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外学者均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或专门学科，如所谓的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记述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有浩如烟海的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即是反映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之一。这套丛书所辑的论著，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及其弟子周伟洲教授的有关著作。马长寿教授（190－197年），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早年他多次深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并开始转向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氏、羌、突厥等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了新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能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重视民族调查和考古文物资料，史实与理论相结合等。因而，他的这些学术特点逐渐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丛书》中收辑有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写的五部著作，即《北狄与匈奴》、《氏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奏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其中《氏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两书，是在一九七一年马长寿教授逝世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学家林或先生评价《北狄与匈奴》一书时说：此书“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斡《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的（于志联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字数虽少，但广为中外学者所推崇，认为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碑铭），结合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典范之作。其余如《氏与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两书，也在学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凡是研究这些民族的论著都要参考这些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