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历史上众多的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迁移融合，创造和构筑了精深博大、源远流长的西域文化，形成了独具异彩的浓郁西域风情。在新疆生活的少数民族有47个，其中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锡伯、满、乌孜别克、俄罗斯、达斡尔和塔塔尔13个民族是新疆的世居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后来陆续从全国各地迁徙而来。各民族长期友好和睦相处，但各民族又都较好地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新疆西域风情异常浓郁，素有“民族橱窗”之称。新疆以其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吸引着八方来客。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13个主要民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不同宗教文化的浸染，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本书主要从各世居的自然风光，以及民族服饰、居住、饮食、婚俗到宗教信仰等方面，充分展现了各民族独有的历史和文化！

暂缺简介...

我国的史学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政权，都有人为之撰写历史。同样，早在一千多年前，封建史学家们也撰写过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的专史（国别史），可惜先后散佚，至今还没有人重新为它们分别撰写历史。推其原因，一是隋唐以后历代封建史家对十六国的历史不够重视，认为十六国时是“五胡乱华”的黑暗时期，这些政权是“僭伪”之国，不值得去为它们撰写历史。即便是撰写通史，对它们也是寥寥几笔带过。二是由于十六国时史官所撰的各国史书，均先后散佚，这给后世撰写十六国国别史造成了极大的团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开创了我国史学繁荣的新局面，加之，建国三十多年来，全国各地相继发掘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古籍，使撰写十六国国别史成为可能。一九八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杨伟立同志撰写的《成汉史略》（四川通史丛书之一），首先为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作出了努力。本书主要是叙述十六国时在西北建立的南凉、西秦两个政权的历史。为什么要将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呢？第一、是这两个政权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由在曹魏末至晋初从大漠南北迁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鲜卑族所建立；而建立这两个政权的鲜卑族都不是纯粹的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匈奴族的秃发鲜卑，一是主要融合了高车人的乞伏鲜卑。两个政权建立时间相差十二年，南凉建立时间晚，存在时间也短，最后亡于西秦。因此，他们所处的时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形势均大致相同。甚至两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亦均有相似之处。第二、南凉与西秦两个政权关系密切，几乎难以分割。他们一个在河西，一个在陇右，相距不远，而且乞伏鲜卑最早臣属于秃发鲜卑，乞伏鲜卑建立西秦政权后，一度为后秦所灭，乞伏氏王族投奔南凉。后来，西秦复国后，又灭了南凉，原南凉领有的河湟之地遂为西秦所有，一直到西秦灭亡前夕。第三、有关两国史料大都散佚，要单独叙述他们的历史比较困难。基于上述三个原因，我们将南凉与西秦的历史合起来撰写。南凉秃发鲜卑迁入河西较早，而亡国在前，故先叙述南凉史，再讲西秦史。撰写南凉、西秦历史，最大的困难是史料问题。十六国前后有关南凉、西秦的史书，即《托跋凉录》、《西秦记》、《十六国春秋》等，均先后散佚。目前所能见到的关于两国的史料，主要是唐代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卷一二五《乞伏国仁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乞伏国仁传》以及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有关部分。此外，还有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所录崔鸿《十六国春秋》的一些片断。而现存的三种《十六国春秋》均为后人所撰[1]，只能作参考之用。同时，因两国建国时间短，存留和发掘的地上地下文物也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撰写两国历史，只好利用现存的《晋书》、《魏书》、《通鉴》及北宋类书所引的《十六国春秋》了。《晋书》载记三十卷，是“兼引伪史十六国书”[2]，故在十六国史书散佚的情况下，此书就成了最重要的资料。北宋司马光等修《通鉴》时，崔鸿《十六国春秋》及《纂录》可能还存在，故《通鉴》保存了许多《晋书》载记没有的资料，也可作信史引用。至于《太平御览》等类书引《十六国春秋》的资料，除个别字句有错讹外，均系《十六国春秋》或《纂录》原文，它们也是本书所据的主要资料之一。由于南凉、西秦两政权是由我国古代鲜卑族所建，故我们首先从民族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秃发、乞伏鲜卑的来源、迁徙及融合情况；叙述了他们建立政权的背景和经过，两国与邻近各政权的关系，以及他们盛衰的历史。最后，对两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也作了一些探索。由于资料缺乏和作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问题很多，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在《云南特色文化》这部上百万字的大书面世之际，我们怀着十分愉悦和欣慰的心情，首先把这部书编撰的思路、内容及特点，向广大读者作一简要介绍。在《云南特色文化》编写前，我们对一些有关“文化”的基本概念统一了认识。首先是关于“文化”的定义。众所周知，关于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仅世界文献中的文化定义就多达250余种。对此，我们没有去作费时费神的争论，而是认同了《辞海》的解释，即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基于此，我们赞同我国部分学者关于文化的“三元结构说”，即从广义而言，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云南特色文化》在筛选和确定专题时，充分体现了广义文化的视野，兼容了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文化。其次是关于云南的文化及其特点。我们认为，由于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历史上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种文化的交融性，使云南成为世所公认的文化富集之地，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罕见的文化宝库。云南文化的特点十分鲜明，概括地说，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多元性，包括民族渊源多元、宗教信仰多元、社会形态多元、外来文化多元等；二是多样性，云南境内有26个世居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文化，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还有其不尽相同的文化，同一民族的相同支系由于居住地不同其文化又有所差异等；三是原生性，包括原生态的神话、宗教、习俗、歌舞、民居和耕作技术等；四是边缘性，云南地处边陲、远离中原、山河阻隔、交通闭塞，加之历史上中央封建王朝将云南视为“化外”、“蛮荒之地”，只知掠夺贡赋，而轻忽扶持、开发，因此近代以前云南与内地联系不甚紧密，彼此交流也不甚频仍，从而形成了云南文化的诸多边缘性特点，在语言、习俗、服饰、饮食、歌舞等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五是独特性。毋庸置疑，云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组成部分，然而，云南文化与我国主流文化（北方草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有许多不同之处，与近邻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以及东南亚、南亚文化更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云南文化正是以其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点，成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云南特色文化》充分反映了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尤其集中体现了云南文化的特殊性特点。再次是关于云南的特色文化，本书研究的视角既然聚焦于“特色文化”，那么什么是“特色文化”？我们认为所谓“特色文化”，是指具有个性特征的文化。至于“特色文化”的标准，我们借用常言所说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即独有、更优者就可称为“特色”。《云南特色文化》所列的35个专题，就是将云南文化与其他诸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进行比较之后，最后选定的为云南所独有或更优的文化，统称为“云南特色文化”。读者将从各个专题中读出云南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特色。《云南特色文化》收录的35个专题，不是云南特色文化的全部，只是云南众多特色文化中最具个性的代表。然而，这35个专题业已涵盖了云南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并充分反映了云南文化所具有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的特质；同时，充分体现了勤劳、智慧的云南各族人民从来就具有开拓、进取、兼容、创新的巨大创造力和坚韧不拔的奋进精神；也充分证明了云南各族人民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曾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云南特色文化》所列35个专题分别对35种文化事象进行了“别开生面、以深求新”的研究。每一专题的研究，不是对已往研究成果的简单复述，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创新。不少与时俱进的理念、发人未发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对尘封史实的钩沉等，一一体现在各个专题的论述之中，让人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云南特色文化》所列35个专题内容丰富，结构严密。每一专题均按照既定编写大纲的要求，详略分明地论及六个方面：①阐述每一特色文化的地理分布、历史渊源与演变过程；②揭示每一特色文化的深刻内涵；③分析每一特色文化的特质、特征，即从普遍性中寻求特殊性，从同质性中寻求异质性，从演变发展中追溯原生性，从对比中寻求差异等；④论述每一特色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⑤探索每一特色文化的开发利用思路；⑥提出对每一特色文化实施保护的措施。在这六个方面中，重点是渊源与演变、内涵、特征和价值，其次是利用和保护。这样的内容设计和结构安排，既体现了对一种文化现象全面、系统的认识过程，也体现了对这种文化现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同时也对其开发保护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读罢每一个专题，对云南的这些颇有个性的特色文化，将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也将会产生盎然的兴味。《云南特色文化》是一部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著作。每一个专题的撰写都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性，即立意准确、富有新义、言之有据、论证充分，结构严密、行文晓畅、注释规范等。与此同时，每一专题的撰写还体现了鲜明的应用性，每位撰写者都明确地树立了为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服务的指导思想，从而认真地研究每一特色文化的内涵、特征、价值，并提出开发利用和实施保护的思路。严谨的学术性与鲜明的应用性相结合是《云南特色文化》的最大特点，这或许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正确方向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现实服务的一个正确选择。《云南特色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云南繁荣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重大研究成果之一；是云南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珍贵的资源库；是云南建设旅游强省的有力的文化支撑；是中外读者了解云南和研究云南，认知神奇独特的云南文化的一部基础性读物。基于此，我们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是研究云南特色文化的第一部，但不应是唯一的一部；我们热诚希望研究云南特色文化成为我省学术界的共识，今后有更多更好的有关云南特色文化的著作问世。《云南特色文化》是一项集体研究的成果，35个专题出自不同学者之手，文字表述的风格难以统一。此外，这样一部洋洋百万言的著作，在文字、标点、注释等方面，也可能存在错谬和遗漏，祈望方家和读者不吝批评指正。我们编委会的全体同仁也像丹增先生一样，深深地热爱云南这一方热土，深深地热爱勤劳、智慧的云南各族人民。我们谨以《云南特色文化》献给云南，献给云南四千四百万兄弟姐妹。

本书参考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资料和研究的基础，对此，作者表示感谢。在本书引证的大量资料中，有些属于未公开出版的家谱、调查资料等，不可能注明出版社和出版年月等，特此说明。 本书将结合我国和少数民族的社会现实，研究其具体的改造途径和方法，使本书不仅做到在学术上有创新意义，而且对推动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指导的现实意义。 汉民族永远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永远离不开汉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永远离不开。我们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祖国56个民族将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批判、总结、弘扬传统历史文化中取得新的成绩，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增强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伟大复兴作出新鞍山。

1983年至1986年，我在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梁钊韬教授的亲自指导下，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我接受了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全面训练。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及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并于1989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当时中国的藏学研究正处于逐渐恢复阶段，所以，这本书虽出版仅800册，但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资料连同注释被许多人引用、抄袭，于是有不少学友及同行建议我再版。我本人自调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后，身兼行政和科研双重任务，一直抽不出时间重新阅读和修改这本书。直到2000年，我才下决心见缝插针，一字一句地重新审阅和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新内容。今天，当我在蓝天白云下的圣城拉萨，重新阅读书稿时，我再次回想起导师梁钊韬对我本人及博士论文的评价，现抄录于此，以表对他的思念和纪念：格勒同志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又是新中国第一代藏族博士研究生。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于1986年7月4日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经答辩通过。1983年，格勒同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堑教授等推荐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攻读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我是他的指导教师。入学3年来，他经受了人类学的全面训练，所修课程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文献学、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由于他勤奋好学，拼搏精神充沛，所以各科成绩均优良，并发表了一系列有独立见解的课程论文。在此基础上，他遵循人类学家必须采取的参与观察的田野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人熟、地熟、语言熟、情况比较熟悉”的有利条件配合下，在川西北藏、羌、彝等民族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综合性学术考察，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做了前人所难以做到的工作。由于他懂得藏、汉两种语言和文字，又有较深厚的汉文历史学修养，所以在收集和运用各种资料上获得了出色的成绩。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格勒同志的人类学理论基础比较扎实，文化人类学专业知识比较全面。其中尤其对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区域结构及多重性发展原理，不但领会深刻，而且作了具体、深入的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阐述。全文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思想，努力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民族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证了藏族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与国内外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颇多创见，是当今唯一以青藏高原文化为依据的人类学著作。我作为格勒同志的导师，反复读过这篇论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主义思想，以充分的科学材料，批驳了国外某些学者的“藏族外来说”等学术错误和政治谬论，说明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藏族很早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同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藏族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藏族强烈的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等问题，这对于今天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大业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一个出生在青藏高原上的少数民族青年学者，利用几种民族的文字材料，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探索本民族的来龙去脉，论证上千年前的古代民族历史文化关系，写出如此的论著，即使有些不足之处，也是难能可贵的。

阿尔泰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国际性学科。在18世纪前半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今天称之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一通古斯语族的诸语言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性。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探索，由芬兰学者兰斯铁提出阿尔泰语假说，认为以上诸语言彼此同源，它们来自原始的共同阿尔泰语，从而为阿尔泰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自兰斯铁的阿尔泰语系假说以来，阿尔泰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种成绩的取得始终伴随着主张和反对阿尔泰理论的激烈争论。同阿尔泰语系假说相对的理论认为，被称作阿尔泰语系的诸语言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共同性，是因为这些语言相互接触、彼此影响的结果。或许阿尔泰学假说是永远无法得到证明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阿尔泰语系假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平台和一个对话的空间。无论认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共同性是因为它们来自共同的原始阿尔泰语，抑或是因为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所致，学者们之问的讨论和对话都在推动着对这些语言的研究不断深入，使我们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不断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然而，学者们围绕着阿尔泰语系假说所展开的争论始终是在语言学领域展开的，他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语言自身的规律：出发点是语言，归结点仍然是语言。

马拉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现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等省区。卫拉特蒙古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卫拉特蒙古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艰苦奋斗，发展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开发了祖国的西北边疆，为推动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势力所及，也直接影响其邻近各部族历史的进程。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拉特蒙古的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卫拉特蒙古在清代前期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它又成为清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从历史到今天，新疆是卫拉特蒙古主要居住地，因此，卫拉特蒙古研究，在当今新疆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更具有其特殊的地位。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大学历史系、新疆大学史亚文化研究所、新疆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活态文明，千百年来她与中华文化同发生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群众心灵的写照。在这里，凝聚了科学的认识、审美的理想、艺术的才能、艺术的才能、生活的情趣、传世的工艺和高尚的品德，她是各族群众的智慧结晶，是各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一方面是希望广大读者了解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从中体验到生活的乐趣，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以及对世界、对社会、对美增加更多新的认识，汲取更多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唤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崇敬之情和珍爱之心，让全社会关注新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春风吹遍新疆大地。

在两河领域文明和尼罗河领域文明进入其高潮时，有一个被称为"希伯来，，①的民族突然"闯"入上古中东历史。这个民族的出现很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对于古代中东这块有众多民族来来往往、匆匆一过的地区而言，应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在犹太人进入历史的最初二千年，它所生活的地区群雄崛起，古巴比伦、埃及、赫梯、亚述、新巴比伦、波斯等帝国争霸不断。犹太民族因其人数少、力量薄，从来没有凭其实力称霸一方。不仅如此，除了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建立过自己的家园，享受过主权民族的生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是强权的凌辱对象，是其他民族的迫害对象。对于这样一个"弱小，，的民族，若不是因为其凭借着对民族理想的执著、对信仰的固守、对自身文化的不断营造，若不是因为其坚信言词的力量远胜于刀剑的力量，以其文化和思想上的建树在世界文明领域发出其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声音，让世人深切感受到它的存在，成为中东地区唯一在上古时期就创造出光辉灿烂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进程，特别是西方文明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并且以"一以贯之"之势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人们在论及世界文明时或许根本就不会提及这一民族，最多也只能是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