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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中国长城学会的倡导、推动与组织，近年在中国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在国内外学术界颇受关注和重视，这就是长城学。在长城学会初期的发展中，我也曾努力参加讨论，并在1994年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大会发言，题为《万里长城说》，对长城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及长城的性质、作用、历史与文化意义等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文已收入《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惭愧的是，虽然中国长城学会每每邀我参加研究和考察活动，长城学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发展，而我自己由于工作和健康的原因，对长城的研究算是半途而废。 可喜的是，李凤山教授在长城与中国民族及民族关系等学术领域作了专题性的深入研究。他不仅对文献及理论方面作了认真而深入的探讨，还积极参加了中国长城学会所组织的一系列实地考察等活动，从而丰富了研究的内容。现在奉献给社会的是一部关于长城与民族及民族关系史的专题论文集，其学术成果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对长城学而言，是一个可喜的新成果；对我个人而言，更庆凤山后来居上。高兴之余，写了以上感言，称之为序，实不敢言序也。

高昌回鹘史记述了漠北回鹘人落居吐鲁番盆地后长达5个世纪的恢弘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回鹘人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优秀的文化底蕴不仅扎根于吐鲁番盆地，完成了社会经济文化的重构整合，还导致了此后该地区缓慢的“回鹘语化”过程，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元明以后逐渐成为西域诸地的主体民族。

中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湖南，是中国南方一个以汉族居民占多数，还有土家、苗、侗、瑶、回、白、壮、维吾尔等民族聚居的多民族省份。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湖南全省人口为6 440．07万多人，各少数民族人口共计有657．53万多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21％。其中土家族有2 639 534人，苗族1 921 495人，侗族842 123人，瑶族704 564人，白族125 597人，回族97368人，壮族23 599人，维吾尔族7 939人，畲族3 000余人。此外还有聚居于桑植县境内的蒙古族近500人，聚居于城步县长安营一带的满族200多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散居人口。 本书是对湖南地方史系统的研究，

民族学与民族史学术上的"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北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亦即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在横断山脉地区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六条由北而南的大河，纵贯其间，故习惯上又称这片区域为"六江流域"，而特别指六江流域上中游地区。具体而言，这一区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就行政区域而言，藏彝走廊主要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地。 在这片区域中，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等民族，而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从民族学而言称之为"藏彝走廊"。但在此一区域的南部，同时还居住着壮侗语族中的傣族和壮族、苗瑶语族中的苗族，乃至汉族、回族以及孟高棉语族中的一些族体。同时，这条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先民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先民北上的交通要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所。该走廊现今共有人口1000余万，其中有530余万是少数民族，其余的是汉族。 在这条走廊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的群山峡谷中，不仅居住着若干少数民族，而且至今还保存着即将消失的被某一民族语言淹没的许多基层语言，同时还积淀着许多至今还起作用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保留在他们的信仰、文艺、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 ……

在日本入侵，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回回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响亮喊出"天下兴亡，穆民有责"、 "争教必先争国"、 "救国就是救教"、 "国权一日不恢复，则宗教就增加一日的堕落"等口号，怀抱满腔热情，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道，投入抗日救亡洪流，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谱写了一曲精诚报国的篇章。回族抗日是回族在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形式最多、立场最为坚定、态度最为彻底的一次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因而也是回族历史上最为光荣、最为自豪和最为骄傲的一页。本书即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全方位论述了回族抗日救亡斗争的整个过程，并始终把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同其宗教信仰以及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读来尤感真切。

《贵州土司史（上下册）》贵州全省“皆土司”，在全国很有代表性，还未引起史学界重视。贵州省府州县都是在改土归流时建立的。贵州土司史，予贵州土司作了通纂，并对土司制度兴衰史，土司机构建置，土官对土地占有，土官世袭制度，土司社会的农工商业、阶级关系，典章制度，军事战争，监狱刑罚，文化教育，民族；中央政府对土官的政策，贵州土官对中央政府提供赋税、徭役和派兵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贵州少数民族汉化和汉族在贵州发展壮大，贵州土官从分疆割据到如何进入全国大一统；明清的改土归流，迄民国末年，贵州仍有土司残余等问题，（贵州土司史》都作了深入探讨。贵州四大土官，田杨宋三家是苗族，由是全书约五分之一篇章是叙述苗族。

文化是社会成员共享的思想、行动和感觉的方式及其产品。它是由人创造又通过调节人的思想和制约人的行动来向人提供生存秩序和生活意义的观念现实。 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基础结构（物质及技术）、结构（组织制度）与上层建筑（观念或意识形态）。文化还可以分出四个比较稳定的认同层面：人类文化、时代文化、国民文化与民族文化。这些层次和层面统一于人的社会组织和人类发展的实践。为促进民族文化理论和政策的研究，由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和文化宣传司司长金星华牵头组织国内著名的民族文化研究专家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论》一书。该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论》一书分3篇18章，多角度全方位就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态和发展进行了阐述。该书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仅多元，而且立体。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照中国文化，对于深入把握其本质特点，无疑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本书采取文化大融合这一角度来观照中国文化，主要是为了在今后的文化发展与构建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也是为了时下与今后的世界文化融汇交流。把自己的文化演进史梳理清楚，既能使自己对新文化建构与世界文化融汇交流做到心中有数，也能使别人看得分明。 凭心而论，本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的；比如我认为殷都屡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西两大文化集团(以龙、凤为图腾的文化集团)势力的彼此消长；关于楚国的神祗谱系问题，特别是《云中君》与"后土"的关系问题；关于颛项与少吴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邱处机将小因果转变为大因果问题等等。当然人们可以不赞成我的见解，我的见解也未必一定正确，比如对邱处机的看法问题。但我认为，即使我的见解不正确，却仍然为学术界提出了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即佛教讲因果报应，道教原本不讲因果报应，但很明显，自迟从全真教开始，即从王重阳及其弟子"北七真"开始是很强调善行之修炼的。那么，道教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也讲因果报应，它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有什么不同等等，显然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提不出新问题，学术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提出了新问题，虽然给予的答案未必正确，但可以抛砖引玉。本书希望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占有论：历史新视角》对历史与心理、生命的本质是占有、占有和人的心理、混血现象、中国的权力场、中国的考场、欧洲的神场、中国的农本和家本、中国的静势和欧洲的动势、生生与杀生等问题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