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开篇绪论，从民族史学发展的全新高度，对民族社会生活史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民族社会生活史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继而分别以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为切入点，运用大量的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西南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内在规律和外在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层次的剖析，把被传统史学界忽视的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研究领域，提高到了应有的地位。

大略说来，中国有两类人类学家。一类，相对注重和西方人类学理论对话；一类，特别关注本土的问题，特别是本土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郑晓云属于后者。两类人类学家都很重要，都对人类学这门弱小的学科发展有贡献。第一类，他们研究的问题来自西方人类学，是在和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这类研究有利于人类学理论的传播：在我们这个许多人还不知道人类学是什么的地方，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而且，关注理论，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基础理论研究有多么重要，这类研究就多么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可以与世界人类学家平等对话时，这意义是不用多说的：我们可以不总是聆听者。第二类，关注发展。他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本土，特别是在社会急速变迁的时候，看到一些社区，主要是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问题，感到不安，这构成了他们的研究动机。

何谓客家？何谓客家文化？长期以业一直在学界存在严重争论。影响所及，小至于对某一人物之是否为客家而激辩不休，劭父孙中山之出身即是一例，大至于对客家构成的成分和渊源历史都存在重大歧见……本书将两岸学者的研究成果成集，将“客家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

在清初驱逐沙俄侵略军战争中，以满族为主体的东北八旗作为清军主力在反击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644年八旗军队主力连同百万满族群众，从龙入关，东北地区陷入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被动局面，致使沙俄侵略者趁机侵入黑龙江流域，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中论述甚祥，我们以此为据并通过大量史实，有力驳斥了以往学术界流行的清朝初年，封禁东北说试问清政府面临如此严峻的内忧外患，怎么可能做出封东北的决策，倘若清政府实行封禁东北的话，又怎能取得驱逐沙俄侵略军的伟大胜利。《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在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二十年出版的新史吸收西方民族学研究的新方法的基础上对清代东北封禁，新满洲的构成，反击沙俄的主力军东北满族区域文化，学校与科举，萨满与索罗杆等课题进行了全新的理论阐释和史实描述。

本书收录的殷虚甲骨文资料，主要采自《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甲骨缀合编》、《殷契佚存》等著录。商、周金文资料主要采自《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和有关文物、考古杂志。族氏标志也是研究夷族历史的重要资料，因为这方面的问题较为复杂，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不具备分类研究的条件，故对仅有族氏名而无夷族方国名或相关史料者，均不收录。为了方便读者查核，本书收录的甲骨文、金文分别编号，附以原著录序号。文中数字，除本书甲骨文序号用阿拉伯文外，一律用中文表示。依照惯例，甲骨文卜辞原缺字不论多少，概用了[]表示，金文缺字则视其多寡，用数个或一个「□」表示。缺字可援例补足者，用方括号标出例补字，假借字则在借字下用括号标出常用字。本书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文字的考释上，因为这是利用这批资料进行其它各项研究的必要前提。我们在文字考释方面，注意鉴别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前修时贤不识和误释的古文字，从字形出发，根据不同的结构，分别采用前人总结的行之有效的考释方法，诸如比较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等，特别注意引进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把考释对象放在共时的字形结构体系和历时的字形演变体系中去考察分析，从而新释和纠正前人误释字七十多字，对正确解读和利用这批珍贵资料会有很多帮助。至于字形奇诡难释之字，一本古人阙疑待问精神，暂付阙如。疑似之说，表而出之，供读者参考取舍。本书收录殷虚甲骨文一百四十七片，金文二百二十件。这些资料向我们传递了商周时期有关东夷淮夷的诸多信息。

由于客家群体的形成有着特殊的历史与地理的背景，其内部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等，均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客家研究长期成为国内人类学民俗学界和海外汉学界的一个热点。客家历来人才辈出，近现代以来更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材，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客家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客家传统社会》是一部对我国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多个客家聚居区域的历史渊源、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经济以及客家人的文化传承、宗教信仰 、民风民俗、岁时节庆等的调查研究之作，是一部全面而系统地记录客家地区社会生活传统的学术著作。《客家传统社会》由法国著名人类学者劳格文（John Lagerwey）主编，所收22篇文章，作者除部分海内外专业研究人员外，大多数为客家当地老人。材料的来源，或者是对客家老人们的深入采访和充分的社会调查，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所亲历的记忆，因此，文章内容丰富多彩，翔实厚重，可作信史。同时，文章的语言也颇具地方特色和口语性。书中的两篇长“序”（劳格文撰），除就本书的学术框架作分析外，还特别阐述了对全球化冲击下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民俗传统的理论意见；书后的长篇“后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中心教授董晓萍撰），就本书所涉及的学术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劳格文小组的研究方法等作了深入探讨。这几篇论文颇具分量，富于思辨性和创见性，无疑在正文原有基础上，更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瑶族文化变迁》对瑶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进一步全面、系统、科学地进行搜集、整理，对各个学术专题开展了研究，使瑶学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初步建立完整的瑶学科学体系，供相关研究者阅读参考。瑶族是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瑶族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中原地区民族的发展相比显得较为缓慢、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党和政府的关心、扶持，瑶族和汉、壮等兄弟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科学技术、信息的传播，既极大地促进了瑶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瑶族人民的生活，也给瑶族社会文化带来了剧烈的震荡，使其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迁。

突厥乃以阿史那、阿史德氏为核心形成的古代游牧族群，在我国和北亚、中亚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中、外史书中都留有记载，尤以我国史料称丰富。法人沙畹早利用我国正史、类书、僧徒行纪，参稽西方有关文献，辑成《西突厥史料》一书，至今影响巨大。我国学者也踵步其后，早在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就辑有《突厥集史》（上、下）及《西突厥史料补阙及其考证》诸书，国外则有德籍华人刘懋才《东突厥史料集成》相继问世，但相应于我国浩如烟海的史料，迄今这一史料挖掘工作仍然是不够充分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进行突厥史的研究，其成果《突厥史》约65万字，已于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了第1版。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广泛接触了有关突厥史的众多史料，有的在写书时尚未来得及运用，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全面搜集、整理出一部较前人更为全面、系统的史料集。其中除正史、通鉴以外，还广泛参阅了《册府元龟》、《全唐文》、《文苑英华》、《文馆词林》、《唐大诏令集》、《唐会要》、《通典》、《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通志》、《通考》等史料，自购置了部386型电脑之后，我就将所搜集的史料亲自打印，整理成帙。史料集原计划由《突厥编年史料》和《突厥传记集成》两部分组成，总量超过100万字，在资料的收集上远远超过前人，自认为是史料建设中一大重要成果，却始终没有机会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申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补贴，于2003年3月14日获得批准，得到有关资助。根据现有资助，必须改变原有计划。

《游牧中国：一种北方的生活态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北方，历史常常都是北方的野蛮通过游牧的方式征服了南方的水稻文化，游牧方式对南方的农耕文明的侵略与融合就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特别有趣的一面。甚至，历史上的北方蒙古族也曾将这种游牧精神及其文化带到过欧洲。《游牧中国：一种北方的生活态度》的作者是民族大学的民俗博导，她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并十分便利地摄取了大量的原生态图片——每个北方的民族，他们的生老病死，他们的婚嫁娶丧、他们的原始宗教仪式，他们的各种文化遗留，都被完整而鲜活地保留在了《游牧中国：一种北方的生活态度》中。

偏见比跳蚤更糟糕，你的偏见越多，别人的偏见就越刺激你。充塞偏见的民族主义者，生活在恒常的激化状态中。相反，对于国际主义偏见而言，情总也差不多。本书的既不在于同情这些不幸者，亦不在于同情其不幸的争执。苦需花好几年时间去认真地研究，以设想民族主义的危险，它将会是对所有人来说最危险的东西。民族主义所产生的暴力和担忧一望而知。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并不复杂，但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却并不简单。“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然而却很清楚的词。有时，它指一种意识形态，有时，它又指某个历史时刻，某种地方性的理论，或者某种态度或行为，这一行为的极端发展。这时，此词带有贬义。实际上，民族主义虽然意义繁多，但澄清亦不困难。“民族”一词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民族作为一个事实存在是不证自明的，但此一事实包罗繁多、往往神秘难辩。表象看来一目的然，一旦证之于事实，问题就来了。本书的宗旨即不在于同情这些幸者，亦不在于同情其不幸的争执。若需花好几年时间去认真地研究，以设想民族主义的危险，它将会是对所有的来说最危险的东西。民族主义所产生的暴力和担忧一望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