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系是汉族在南方的一个支系，主要集中分布在赣、闽、粤三省边区，零散的则在赣、闽、粤三省的其他地区，以及大陆西南的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区，海外的台、港、澳，东南亚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在这些地区的分布成大分散小聚居格局。现代以来，客家人走向世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客家人的踪迹。 集中聚居在赣闽粤边区的客家人，与福佬人（含闽南人、潮汕人）、广府人为邻，历史上曾因土地、山林和其他生产、生活资源的竞争，引起严重的冲突，因而激发了一些客家人士研究客家源流的热情。其后，由于客家人在世界范围里的广泛分布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出色表现，对于客家源流的兴趣已不限于客家人士，它已扩大到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个学术领域，吸引了众多的学者进行探讨。“什么是客家？”“客从何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百姓和学者共同关注的课题。 对于以上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发端，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集其大成的研究结论成为主流话语。这种学术潮流的基本观点是：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地区，是具有辉煌历史的中原士族华胄的后裔，他们自晋代至宋元之际，主要由于战乱的原因，多次大规模地从中原移民到赣闽粤边区，另创家园，保持高贵血统，成为血统纯正的优秀汉族民系①。罗香林先生的研究结论和研究方法，在客家学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客家研究热潮，不少学者仍把罗香林先生的研究结论和思路奉为不二法门，充其量只是补充一些新的资料发挥罗香林的观点而已，有的研究者甚至把客家血统纯正论的观点引向极端，提出了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土族②，客家基本上未与畲族通婚的观点。这种客家血统纯正论的观点，实质上就是客家起源一元论的观点。 其实，任何民族或民系的来源都是多元的，客家起源一元论的观点，既经不起学理的推敲，也经不起史实的检验。下面我们分别从事实和理论两个层面阐述客家来源多元的观点。 P1-2

洛带镇现存的会馆群，业已成为研究成都移民文化的珍贵史料。从现存的广东会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的情况来看，当初外省移民来到成都以后，并不是以族群和文化来划分各自的利益群体，而是以省籍这种地理亲缘来结成联盟。会馆除了是外省移民共同信奉的"庙"，同时又是展示各省籍移民实力的一个物化实体。"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根据这个原则，那么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洛带这个地方，广东移民的实力是最大的，因为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体现出来的气势，广东会馆都要比其余两座会馆更雄伟、更气派。清初各省移民在成都大兴修建会馆之风，一般不是在移民最初创业的时期，而是社会稳定、经济恢复的创业成功期。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移民们的乡情观念，促使他们花耗大量金钱来表达内心的喜悦。有一首《成都竹枝词》说得好：秦人会馆铁桅杆，福建山西少者般。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在一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旧的巴蜀大地被战火、瘟疫、饥饿摧残得面目全非的这么一种情况下，移民们经过卧薪尝胆般的艰苦创业过程，最终获得成功，成为了这片土地当之无愧的主人。这时候他们一反原先吝啬、节俭的品格，拿出大把大把的银子修建会馆，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创业成功后的自豪。洛带镇广东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总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从遗留下来的近10副石柱楹联看，今天的广东会馆要比初创的时期面积偏小，一场大火曾经烧毁过一部分建筑。后来又南洛带的广东人集资重建。P54-55

本书通过对布朗族社会政治、生计方式、观念文化、村社经济、扶贫开发等全方位变迁历程的考察，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布朗族社会政治与生计文化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和政府行为，而非现代化影响的自我发展结果。这种国家指导下的计划性变迁，是布朗族社会文化发生变迁的直接动因。它在导致布朗族社会文化发生变迁的同时，也由于对布朗族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而使其变迁的计划和目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变迁过程中使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置入文化的对接和整合出现了障碍，以至于因为不能完全接受变迁而使变迁结果在布朗族社会中造成了一定程度和部分群体的排拒现象。布朗族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村社体制外权威的重现、传统生计方式的留存、传统宗教信仰的恢复和热情高涨等等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布朗族社会文化变迁的曲折历程。总结国家指导下的布朗山布朗族社会与文化50年来的变迁与发展经验，检讨在此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将有益于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民族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有益于民族社会在变迁与发展过程中逐渐培养民族文化的理性与客观态度，激发民族文化的自觉发展，使文化变迁真正成为民族社会与现代文化和社会有机结合的推动力。<

金朝（1115-1234年）是以我国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在百余年的时间里，金王朝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跨跃式发展，而在金朝的经济、政治制度方面尤为显著。因此，《金史》的《食货志》和《百官志》就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史料。两位校注旨在学界前贤已有成果基础上，对两《志》的专门术语、多重译名以及行政区划、路府州县和治所，皆以出注形式做了详释，对读者领会两《志》多有助益。

《中国民族的形成》主要收录了李济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论文开篇提出中国民族的形成问题，接着充分利用人体测量、古代典籍等资料作有力的论证。文中对中国人种作了“我群”和“你群”这一民族志的分类。从测量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入手，由中国历代族姓和筑城的变化归纳出“我群”规模、成分的演变和迁徙，并论述了“你群”的演变和整个中华民族迁徙的问题。结论认为中国民族主要成分有五：黄帝子孙、通古斯、藏缅族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这是第一部科学研究中国人种学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著作。此外《中国民族的形成》还就此一主题选入了相关附件和李济老年再论中国民族问题的演讲，既为读者加深对先生探讨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辅助读本，也展现了李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

本书是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对西南民族社会生活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开篇绪论，从民族史学发展的全新高度，对民族社会生活史的学科属性、研究内容、对象以及民族社会生活史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继而分别以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为切入点，运用大量的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西南历史上各种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内在规律和外在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层次的剖析，把被传统史学界忽视的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研究领域，提高到了应有的地位。

大略说来，中国有两类人类学家。一类，相对注重和西方人类学理论对话；一类，特别关注本土的问题，特别是本土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郑晓云属于后者。两类人类学家都很重要，都对人类学这门弱小的学科发展有贡献。第一类，他们研究的问题来自西方人类学，是在和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这类研究有利于人类学理论的传播：在我们这个许多人还不知道人类学是什么的地方，是有重要的意义的。而且，关注理论，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基础性工作。基础理论研究有多么重要，这类研究就多么重要。特别是当我们可以与世界人类学家平等对话时，这意义是不用多说的：我们可以不总是聆听者。第二类，关注发展。他们研究的问题来自本土，特别是在社会急速变迁的时候，看到一些社区，主要是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问题，感到不安，这构成了他们的研究动机。

突厥乃以阿史那、阿史德氏为核心形成的古代游牧族群，在我国和北亚、中亚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中、外史书中都留有记载，尤以我国史料称丰富。法人沙畹早利用我国正史、类书、僧徒行纪，参稽西方有关文献，辑成《西突厥史料》一书，至今影响巨大。我国学者也踵步其后，早在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就辑有《突厥集史》（上、下）及《西突厥史料补阙及其考证》诸书，国外则有德籍华人刘懋才《东突厥史料集成》相继问世，但相应于我国浩如烟海的史料，迄今这一史料挖掘工作仍然是不够充分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进行突厥史的研究，其成果《突厥史》约65万字，已于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了第1版。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广泛接触了有关突厥史的众多史料，有的在写书时尚未来得及运用，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全面搜集、整理出一部较前人更为全面、系统的史料集。其中除正史、通鉴以外，还广泛参阅了《册府元龟》、《全唐文》、《文苑英华》、《文馆词林》、《唐大诏令集》、《唐会要》、《通典》、《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通志》、《通考》等史料，自购置了部386型电脑之后，我就将所搜集的史料亲自打印，整理成帙。史料集原计划由《突厥编年史料》和《突厥传记集成》两部分组成，总量超过100万字，在资料的收集上远远超过前人，自认为是史料建设中一大重要成果，却始终没有机会出版。新疆人民出版社申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补贴，于2003年3月14日获得批准，得到有关资助。根据现有资助，必须改变原有计划。

何谓客家？何谓客家文化？长期以业一直在学界存在严重争论。影响所及，小至于对某一人物之是否为客家而激辩不休，劭父孙中山之出身即是一例，大至于对客家构成的成分和渊源历史都存在重大歧见……本书将两岸学者的研究成果成集，将“客家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

在清初驱逐沙俄侵略军战争中，以满族为主体的东北八旗作为清军主力在反击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644年八旗军队主力连同百万满族群众，从龙入关，东北地区陷入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被动局面，致使沙俄侵略者趁机侵入黑龙江流域，关于这一重大历史中论述甚祥，我们以此为据并通过大量史实，有力驳斥了以往学术界流行的清朝初年，封禁东北说试问清政府面临如此严峻的内忧外患，怎么可能做出封东北的决策，倘若清政府实行封禁东北的话，又怎能取得驱逐沙俄侵略军的伟大胜利。《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在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二十年出版的新史吸收西方民族学研究的新方法的基础上对清代东北封禁，新满洲的构成，反击沙俄的主力军东北满族区域文化，学校与科举，萨满与索罗杆等课题进行了全新的理论阐释和史实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