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实行两都制，大都是首都，上都是陪都、夏都。两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来往于两都之间。《中国蒙古学文库：元大都研究（蒙语版）》对元代两都的建造、城市布局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述。大都的建造为今天的北京奠定了基础，上都则是中国古代具有典型意义的草原城市。《中国蒙古学文库：元大都研究（蒙语版）》对元史、蒙古史、中国都城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今民族历史悠久，内容繁复、载籍浩瀚，堪称知识的渊薮，资源的海洋和学术的殿堂。它不仅需要专家学者进行精深的研讨，大众也应对此有所了解，以全面把握中国历史的大势、领略中华文化的精髓，从心灵感受民族历史发展的脉动。这部文集的作者以开阔的视野、实证的方法和辨证的思维，对中国民族史的一些学术问题爬梳剔抉，着力探索、多有创获。本书前言前言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绵邈悠长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民族史是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它包括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族别通史以及中国民族关系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少数民族专题史、华夏汉族史、中华民族形成史与民族地区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的内容。自有文字以来，浩瀚的中国文献典籍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民族史资料。在《左传》、《史记》等早期史籍中就已重视对各民族与民族关系的记载，这一史学传统，两千余年来不绝如缕，一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及至20世纪初叶，梁启超等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专家学者倡导新史学，民族史科目在新史学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开始受到史学界普遍的重视。自此以后，中国民族史研究渐次展开，研究领域愈益拓广，逐渐形成为一门饶具特色的独立学科。全面开展中国民族史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新中国民族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尤其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指导研究工作，也获得了可观的效果。只是后来在“左”的思潮泛滥成灾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恣意地曲解，民族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受到严重的破坏与冲击。自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大好形势下，中国民族史研究获得空前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迎来了新的研究高潮。此一时期，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壮大，资料的调查、收集与整理工作卓有成效，学术机构与学术团体逐渐建立并完善，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与此同时，在有关民族史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取得了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这些理论上的共识，遂成为科学地深入研讨民族历史的出发点。广大民族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和民族平等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对民族历史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从而使中国民族史学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构成中国现代史学及民族学一个特色鲜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创办于1958年，是一个专门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层研究单位。长期以来，本室的研究人员潜心钻研、辛勤笔耕，在学术研究中建树卓著，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近20多年来，本室研究人员撰写出版了一批学术论著，如《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历代民族史》（八卷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等数十部学术专著及大型工具书；发表数百篇学术论文。本室的不少研究成果，以其较高的学术水准赢得广泛好评，曾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基金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多种奖项。2002年8月6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批准，中国民族史学科被确定为“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这既是对我们以往所取得成绩的认可与肯定，也为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了推动本室的研究工作，促进学科的发展，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部民族史专题研究论文集，名为《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学术的要义在于创新，因循守旧反映的是思维的僵化和智力的枯竭。为此，开展民族史专题研究十分必要。只有在专题研究深入的基础上，我们的学术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新的发展。中国民族史的点滴进步都是建立在已有创新性成就基础之上的。进行专题研究，就不能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要扎扎实实，言之有物，不务空言，有所创见；文章出来要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至少应在某一方面，较之前人的研究前进了一步，为学术的发展有所贡献。本书所收辑的论文，都是属于中国民族史专题研究的范围。这些论文有些是未曾发表的新作，有些是刊载过的文章，但在选编时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补充与修改。作者皆为我所从事民族历史研究的人员，其中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包括汉、藏、蒙古、土、壮、苗等民族。这些论文所涉及的内容颇为广泛，既有对文献资料的揭橥，也有对历史人物的评骘；既有对民族关系的阐述，也有对重大事件的剖析；既有对制度、名物、地望的考释，也有对基本史实的论定。总之，内容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探究民族历史中的各种问题。尽管文章论题比较驳杂、篇幅长短有异，作者学力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论点也不无可议之处，但都具有自己的一得之见，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作者对问题审视和思考的深度，显示出其在学术上的探索精神。这些论文的结集出版，可以从一个侧面比较集中地反映出近年来我们在民族史专题研究上的部分成果，现谨奉献给学界与广大读者，敬请批评指正。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片汪洋大海，浩淼幽远，深不可测；民族史学研究，任重道远而又充满艰辛。在这个学术领域内，尚有许多问题需要阐幽著微、探颐抉隐，进行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重要史料也有待进一步发掘整理。民族史学工作者还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辛劳的耕耘必将带来丰硕的收获。超越前贤、启示当代、遗惠后世是人文学者的最高追求，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开拓前进，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作出积极的有益的贡献。

本书汇集的论文，从南越国的政治制度、文化史的地位、南越王墓发现的意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考释、南越国遗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涉及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中国古代文明源远流长，但是，由于时间久远、认识的局限，遥远的古文明对于现代人已经显得很模糊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考古发掘、古文明研究工作突飞猛进，硕果累累，中国古代文明显现出越来越清晰的面目。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考古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方法，用13册的较大篇幅，对遍布中国各地区的古代文明作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各卷首先阐述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史实，依次叙述了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文化习俗、意识形态的时代特征及变革，探讨了本地区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动力以及王权、统治政策、知识阶层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以此为侧面，说明了多元一统的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道路、特征以及在文明与野蛮矛盾运动中前进的规律。全套13册，各册各自独立，同时，又互为补充，共同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构成早期中国文明的完整画卷。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认为，本书是在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中国考古学主要研究成果的“总结”。

北京本非满族故土，满放原是白山黑水的土著居民，只因清初由于某一偶然的历史机遇而使满族人大量移居关内，以北京为中心而展开各种活动，其活动规模之巨，范围之广，力量之强，持续之久，渗透之深，熏染之遍，等等，绝伦罕见。满族在北京二百余年活动对北京文化的影响已遍渗于文化肌体细胞深处，早已无痕无迹，平日视如不见，听若不闻，但如加意细究而挖之，则无处不使人大为惊异，堪称为一门学问。老北京的语言中，一开口就带出满语词。老北京的歇后语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从满族生产、生活内容来源的。老北京的习俗中，来自满族者数之不尽。老北京的衣、食、住、行、体育、娱乐、戏剧、曲艺、婚丧、喜、寿、诞、年、节、花、鸟、虫等等，以及诸般器物、各项物品及其他等等，一切多与满族有关。有的是满人从白山黑水故土带来的，有的是满人到北京一带创造发展而成的；有的一直保存满式原貌，有的则是入关后与汉式相结合而成的满汉混合式。《老北京与满族》讲的就是这些。

这是一部以18世纪70年代土尔扈特人脱离沙皇俄国回归祖国事件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土尔扈特人东归是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一次民族大迁移，其壮举曾震撼中外。在这场历时半年多、行程万余里的回归途中，17万土尔扈特人携500万头牲畜，浴血奋战，既要抗击沙俄军队和哈萨克骑兵的围追堵截，又要应对风雪严寒、沼泽、大漠等恶劣条件，其间历尽千难万险，付出了重大牺牲，最后仅有8万多人、100多万头牲畜回到祖地准噶尔盆地。本书对这个轰动于世和激动人心的伟大历史事件作了真实的、形象的描写和反映，以雄伟的构思、流利的笔触、饱满的激情再现了土尔扈特人民东归祖国的历史场面。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构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凝聚力很强的中华民族这一整体，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在特定区域内形成的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对这一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格局和个性的形成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这种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关系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这种研究首先需要对各民族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作深入的专题和个案研究，只有建立在这种众多的专题和个案研究上得出的结论，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在我国学术界，历来对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研究得比较多的，但对中国少数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则还显得十分薄弱，特别是对具体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本书对历史上纳西族和藏族关系的研究，即是在这一薄弱领域里的一个尝试。繁衍生息于中国西南部的藏族和纳西族是两个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突出的文化个性的民族，它们都曾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成为中国西南民族史和地方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成为推动当地“茶马古道”上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动力之一。至今，国内藏学界和东方学界把东巴教视为解开藏族早期苯教之谜的重要线索。研究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关系，对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史、西南地方史、民族史以及“藏彝走廊 ”上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整合，都有重要的意义。迄今国内外对纳藏两族的历史关系有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多侧重于某一方面，如西方学者对苯教和东巴教的比较研究，中方学者以单篇文章概论两族关系等，但至今尚没有比较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论著。本书即从政治、宗教、文艺、民族融合等方面，对纳藏两族的历史关系作一个初步而有系统性的探研。本书在写作中遵循了如下原则：由于历史上与纳藏关系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包括汉文和藏文）连贯性的欠缺，以及由于历史上纷纭复杂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因素，在两族的关系史上，有着交流相对频繁与相对阻隔的不同历史阶段。因此，本文对历史上纳藏关系的研究，将不遵循传统的按朝代顺序逐一论述的“民族关系史”模式，而是采取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学艺术、民族融合等方面分别探讨两族关系的方法，每一模块的内容又尽量贯穿以历史发展的脉络。在论述中分重点，对两族关系史上特别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将着重阐述；对于两族关系史上的具体内容，本书也根据资料的多寡和历史实际有所侧重，比如论述到两族文化上的关系，本书将对两族交流、交融最多的宗教现象有较多的论述。本书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同源异流的两族关系探讨。重点对川西和滇西北纳藏两族聚居地区所发现的石棺葬进行了论述，考释它与纳藏两族的历史渊源关系。论证了川西和滇西北的石棺葬与作为藏族、纳西族先民重要组成部分的牦牛羌白狼部落和苯教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通过对古羌人首领无弋爰剑与纳藏两族的关系、古羌人与纳藏两族的宗教信仰、民俗、古籍和传说等的比较研究，论证了纳藏两族源于古羌人的历史源流关系。二、纳藏两族历史上的政治关系。笔者基于唐、明两朝是最为集中地反映了纳西族和藏族历史上密切的政治关系的事实，结合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从多方面论述了在这两个时期中两族之间的政治关系；从两族之间的战争、友好关系、两族政教上层之间的交往、政治制度的相互渗透等，阐述了两个民族如何在纷争和矛盾冲突中又不断地推动着相互之间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增进两族之友谊的历史事实。三、纳藏两族历史上的宗教关系。宗教是纳藏两族文化交流史上最突出而有特点的内容。本部分从唐时期吐蕃苯教对纳西族的影响，苯教与东巴教 的比较研究、敦煌吐蕃文书与东巴古籍以及东巴教古画《神路图》的个案比较研究、藏族佛教不同教派对不同地区纳西社会的影响以及纳西族木氏土司对藏传佛教的贡献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两族历史上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四、纳藏两族历史上的商贸关系。这一部分通过历史上非常突出的纳藏贸易，从一个重要方面透视纳藏两族历史上的经济关系。本部分论述了从唐代到近现代两族的商贸交流，重点论述了从清代到民国年间发展繁荣起来的 “茶马古道”上的纳藏贸易，分析了两族贸易的特点、制度、习俗以及纳藏贸易对促进两个民族友好关系所起的历史作用。五、从文学艺术和语言的角度看纳藏关系。本部分从文学、歌舞、绘画、语言等诸多方面论述了纳藏两个民族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重点从与纳藏关系密切相关的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流传和不同文本、流传在川西、滇西北地区与纳藏关系有密切关系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东巴教卷轴画中的纳藏文化交融、丽江壁画中的藏传佛教文化内容和艺术风格，以及歌舞、语言中的纳藏文化交汇等方面，论述了纳藏历史上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六、纳藏两族的相互融合。本部分通过列举滇川藏部分地区纳藏两族相互融合、同化于对方的实例，论述了历史上两个民族在密切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结构。此章除了引用很多历史文献记载和民族志资料，还用作者在不同的地方实地调查的一些实录个案，来更直观地透视两个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习俗上的相互影响。本书的研究证明，纳西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具有这样的性质和特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两个同源异流的民族之间因各种复杂的原因，相互间有过剧烈的矛盾冲突，发生过你争我夺的战争，但两族之间一直有着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密切交往；两族人民在分分合合的矛盾斗争中也锤炼出了深厚的友谊，形成了滇川藏地区纳藏两族之间文化、族体等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深厚的友谊、各自吸纳互补的多方面交流，是贯串纳藏两族历史关系的主线。本文除了论证上述反映在各个方面的纳藏历史关系的具体内容外，还可佐证以下几个基本的观点：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史上，不仅反映了人们常提到的“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少数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内的少数民族相互间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关系，是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历史上特定区域内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形成该区域社会和文化个性和特点的重要因素。纳西族和藏族之间这种丰富多彩的历史关系，对中国西南滇、川、藏毗邻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许许多多类似纳西族、藏族这样历史地形成的民族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华民族关系史的宏伟画卷。在私有制存在的社会里，民族对抗和民族压迫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上各民族对地域和资源的争夺、各自势力的扩张等，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另外，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边疆政策、民族政策既影响着各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也影响着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在矛盾冲突中又相互汲取各自在经济、文化上的长处，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各民族的和谐友好关系就是在不断的矛盾纷争中，逐步地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纳藏两族有过冲突和战争、有过相互间的压迫，就否定两个民族之间历史悠久的友好和谐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纳藏两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友好关系，就否定历史上两族之间曾有过的矛盾和斗争。很多国内外的历史事实证明，民族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常常是在经过或长或短的矛盾冲突后逐渐地 建立起来的，即使在两族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交流的情况下，也难免还产生一些冲突。纳藏两族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逐步磨合，求大同存小异，最终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与和谐的民族关系。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民族关系持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这样，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本研究在进行的过程中，始终遵循了笔者的导师何耀华教授所提倡的“ 历史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即将历史文献和田野实地调查所得的民族志资料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在文献引证方面，在大量引证汉文史料的同时，也引用了很多纳藏两族的文字资料，以及西方学者撰写的民族志资料；笔者还引用了中国很多学者的田野调查材料，也融进了不少笔者亲自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本研究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微观的专题和个案研究，但从藏族和纳西族历史上的关系这一角度看，则是一个宏观的研究。其宗旨在于理出纳藏两个民族关系史上一条比较明晰的线索，深入探讨一些比较具体的两族关系史问题。在两族历史关系的研究上，需要做更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同时，笔者为避免宏观研究中常常容易犯的空疏浮泛之弊，在文中亦作了一些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力图达到一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宏观看微观，又从微观看宏观的互动效果。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共同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人中总数的百分之八，但分布很广，且多处于边疆地区，那里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和巩固国防上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历史经验证明，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必须有一个各民族亲密互助、团结友好的局面，而团结首先有赖于相互了解。建国以来，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介绍了解放后各民族发生的巨大变化。“民族知识丛书”帮助广大读者更全面、系统地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情况，并适当配有反映少数民族特点的照片。《独龙族》既是其中的一种。“民族知识丛书”是一部系统介绍各民族的百科全书，共收录了我国55个少数民族，并分别对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等作了系统、客观的介绍，是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彰显人格精神的扛鼎之作。本卷是其中之一的独龙族卷。

该套丛收的内容主要包括各民族发展的简要历史，各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形态，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风俗习惯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等。编撰者大都是长期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专家，其中许多人还亲身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组织的民族大调查。这些学者学术功底扎实，在写作中不仅引用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时运用了大量地调查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使这套丛书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特点。另外，在编撰体例上和行文方面，这套丛书也注意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可以这样说，有一册民族知识图书在手，即可了解一个民族的基本面貌。因此，这套丛书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读者的广泛好评，现该书已成为了解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必备图书之一。

自宋代经西域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安家立业的犹太人，是一个很少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的群体，史料中对他们的记载也零星而稀少。最早关注并大规模从事中国犹太人生活状况和宗教信仰实地调查和研究的，是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但他们调查的结果基本上藏于国外，大多没有公开刊布。本书将国外有关中国犹太人的著名论著集中加以译介，尽量详尽地记录了明末耶稣会士对开封犹太人入华史、迁居史、宗教史、经文史等进行的实地调查，是研究中国犹太人的基本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