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环抱首都北京，历史上许多民族曾在这里交汇融合，繁衍生息。千百年来，回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血肉相连，同舟共济，共同创造了河北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在抵御外侵、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为更好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工作，国家民委分别于2014年、2017年命名挂牌了两批共1057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贵州213个民族村寨入选，数量位居全国di一。 本书收集整理贵州省第一批入选“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62个村寨的图片资料汇编成册，旨在展示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风貌，以及在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构建民族团结和谐与促进民族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成果，同时更期冀全社会关注、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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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是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的新疆和田（古代于阗）出土的13件粟特语文书的释读整理成果。这批文书不仅是近年来国内所出粟特语文献中数量多的一批，也极富研究旨趣。《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内容包括经济文书、书信等世俗文献，年代约在8世纪末，为了解唐朝在西域统治末期在安西四镇活动的中亚粟特胡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和在马背上四处征战的其他游牧民族不同，鲜卑人在下马后融入中土，身处于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创属于自己的王朝，前前后后共建立十三个政权，统治疆域涵盖今天中国的东北、华北、内蒙古、新疆东部，乃至淮河流域，其中还包括统一北方，结束诸胡列国时代混乱局面的北魏。这些遍布于中国各地的鲜卑人，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下，加速民族融合的脚步，经营西域，传播佛教思想，在敦煌、云冈石窟凿出许多大佛；北周时创建的府兵制，打下隋唐盛世的基础；鲜卑人郦道元写出《水经注》、贾思勰写出农学专书《齐民要术》、阳衔之如实记载《洛阳伽蓝记》，连同脍炙人口的《木兰诗》，留给中国许多丰富的文化遗产。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将鲜卑列国兴衰史呈现于读者。

匈奴南下牧马的精神，让战国赵武灵王发起胡服骑射改革，使中国军队从步兵进入骑兵阶段；匈奴还让汉武帝建立雄心万丈的霸业，成就霍去病等武将的盖世勋业；匈奴促使张骞凿通丝路，掀起魏晋南北朝以后民族大融合的序幕。东汉初年，匈奴分裂。南匈奴在永嘉之乱灭西晋，开始诸胡列国时代；而北匈奴则在窦宪燕然勒石后，远走中亚，日后驱赶日耳曼人，直到今日，仍和中欧国家匈牙利有着神秘且耐人寻味的关系。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流畅地将匈奴帝国的兴衰史呈现于读者。

循着古老的神话足迹，契丹人相信自己有着青牛与白马的神圣血统，他们注定要当领袖，注定要入主中国。唐末，中原境内藩镇割据严重，中国进入混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北方民族契丹趁势兴起，巧妙利用藩镇间的矛盾，步步扩张力量，灭东北渤海国，建立站稳北方的”辽」政权，让石敬瑭甘心割土地、叫父亲。北宋建立后，统一的中国仍对这个北方邻居头痛不已，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御驾亲征的宋真宗，都阻止不”萧太后带领下，强大的契丹。这支让北宋失去豪情壮志的游牧民族，既是马背上的骠悍英雄，也是创立独特文字的政治家，更以双轨政制管理境内复杂的多民族，树立后世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之典范。女真人崛起后，辽即使灭亡，西走的”喀喇契丹，耶律大石却别创一番勋业，在中亚地区传播中国文化，让契丹成为中国少数几个国祚超过两百年的王朝。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大辽王朝的兴衰史。

本书以蒙古民族历史文化经典《蒙古秘史》 为研究对象，辅以同时期相关蒙古历史文化的史 书、游记、札记和志书文献，运用民俗学、文化 人类学、民间文学和历史考证等方法，着力对《蒙 古秘史》文本进行梳理，对书中记载的民俗文化 事象进行归类、分析、整合，全面系统地呈现《蒙 古秘史》写作时代的蒙古民族民俗文化生活原貌。 该书对《蒙古秘史>所反映的13世纪前半时期蒙 古族口头传统、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信仰民俗 的关注和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史书，重要的是各个历史环节的完整和合乎历史逻辑的演绎，《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一重任。壮族史书出版过多部，对壮族历史阶段的划分颇不相同。例如有的史书认为，先秦壮族先民的社会仍然处于原始阶段。显然这个结论与元龙坡出土的110件商周时代青铜器和大批精美的玉片是矛盾的。《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设计了“壮族渊源”“先秦时期壮族先民社会”“郡县时代壮族先民社会”“羁縻时代壮族社会”“土司时代壮族社会”“‘改土归流’及近现代壮族社会”“民族区域自治时代的壮族社会”七个时期，比较符合壮族社会的演化，没有蹈袭汉族等民族历史的社会发展分期，但在行文当中也做了适当的回应。《壮族简史/我们的广西》的特点，是在涉及壮族历史关节点的若干问题上，做出了有开创性的判断。关于先秦壮族先民社会的性质，《壮族简史》指出，这一时期“壮族先民开始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部落联盟社会，进而进入文明社会”。所谓“文明社会”也就是“阶级社会”。作者在分析元龙坡、安等秧、银山岭的出土文物和花山崖画主体形象后指出：“正是因为私有制和财产占有的不均，社会上出现了王、侯、将、骆民等不同阶级。”这个结论是符合先秦壮族社会状况的。

嘉绒地区通常指的是川西北高原的大渡河上游及岷江上游西岸流域，主要包括今四川省阿坝州的马尔康、金川、小金、汶川、理县、黑水等县和甘孜州丹巴县，以及雅安市宝兴县的部分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与四川盆地的交错过渡地带，不仅扼成都平原与青藏高原及西北甘青地区交通之要冲，更是沟通中国西北与西南的藏彝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互动与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所，其历史人文内涵具有突出的“边缘性”、“过渡性”等特点。清中叶至民国年间，嘉绒地区发生了诸多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重大事件，如乾隆时的两次金川战争及一次杂谷之役，尤其是两次金川之役，更以投入兵力多、战况惨烈、矿日持久，以及耗资巨大而著称；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期间，在嘉绒地区转战经年，建立了藏族历史上*个人民革命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清中叶至民国时期，在国家权力持续强化地方秩序建构（或者说是“国家政权建设”）之下，嘉绒地区的回应及其在政治制度、族群格局、社会文化等方面所发生变迁，无疑是颇值得深入研讨的学术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