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中收集了许多纪传史的未见资料，故吐蕃之事，亦多“两唐书”所缺的，苏晋仁根据《资治通鉴》中对吐蕃的记载编成《通鉴吐蕃史料》以补汉文史料对吐蕃记述较少之憾。《全译》是作者李加东知对《通鉴吐蕃史料》的全译，全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收录《通鉴吐蕃史料》原文，第二部分是对史料的通篇译文。

《北方民族史译丛：明代蒙古史论集（套装上下册）》是由17篇研究明初的蒙古经略、兀良哈三卫之研究与内蒙各部落的起源的论文组成。《北方民族史译丛：明代蒙古史论集（套装上下册）》作者和田清、潘世宪利用翔实的资料作为基础对明初的蒙古经略、兀良哈三卫的形成发展、明代的北边防务、明代蒙古族著名人物等做了深入研究，实为明代蒙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历史与民族志》研究范围为人类学与民俗学，收集的论文有17篇，内容涉及民俗、宗教与人类学等方面。具体为1，没有历史的民族志；2，历史活在当下；3，“中华”蒙译的历史话语；4，儒教神话的历史建构；5，“国家人类学”三题；6，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7，国家认同与“客家”文化；8，通过征用帝国象征体系获取地方权力；9，权力秩序——明清地方神的建构与崇拜；10，清宫萨满祭祀与“夷夏东西说”；11，神判与官司——一个西南村庄降乩仪式中的讼争与教谕；12，文明的固化与信念的变异——围绕华北乡村庙会中龙观念转变的再思考；13，对Maurice Freedman“国家-宗族房支分化”解说模式的田野检思——以山东费县闵村闵氏宗族为例；14，云南诺邓历史上两套丰产仪式之关系的研究；15，从“菩萨们的恩怨”看黔中屯堡村寨的社会统合——以九溪村的抬舆仪式为例；16，村落开发与公共性重构——三门源村水资源利用的过去与现在；17，民间信仰与地方社会的整合——基于对周雄信仰流变的考察。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炮制出笼伪满洲国。从这一刻起，从东北义勇军到东北抗日联军，东北各民族、各阶层爱国军民奋起抵抗，历经千难万苦，血洒白山黑水，谱写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壮烈诗篇。这其中，包括蒙、回、朝、满、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少数民族，他们与东北爱国军民一道，为构筑中华民族血肉长城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全面抗战爆发后，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游击区，抑或是大后方，无数少数民族官兵威武不屈血洒疆场，后方的少数民族群众毁家纾难拥军支前，汇成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团结一心、共御外侮的铁流。他们中，有新疆、西藏的维吾尔、哈萨克、藏、回族的中上层人物和普通民众，有四川及西北大后方的藏、彝、苗、回、羌族各界百姓，有西南华南各省的东乡、土家、撒拉、仡佬、高山、景颇、蒙古以及壮、瑶、苗、侗、彝、京、水、畲族等各族民众。可以说，中国56个少数民族都为这场民族战争做出了应有贡献。他们的业绩理应书写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光辉史册上。本书力求全面客观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英勇牺牲和伟大贡献，让抗战精神永存，让少数民族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永存。

《世界民族（第五卷 亚洲）》设“综述”一篇，约4万字，对该洲的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进行整体性论述。内容包括该洲一般情况、人文地理特点、殖民化背景与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种族与民族结构、宗教信仰与语言分类等。在“综述”之后，按照国家分别设置篇目。各国按基本统一的内容和结构撰写，包括该国的形成历史与独立过程；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现状；政府民族政策等。

在具体研究中，作者十分强调时序性，注意揭示人物和事件的前后变化及曲折性，并试图对其做出阐释。如第三章，作者将其分为从有泰被任命为驻藏大臣至到拉萨前、到拉萨后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期间、英军撤离后三个时间段，注重梳理在不同阶段有泰筹藏的思想、行为、心态及其变化。第三章第三节第一部分“有泰在瞻对归属问题上的反复”，作者指出驻藏大臣有泰在瞻对归属问题上有二变：起初他赞同收瞻对归四川管理，这由他与读鹿传霖《筹瞻奏稿》及相关言行可以看出，然而到拉萨后当瞻对归属问题提出时，他转为不赞同驻藏帮办大臣凤全收瞻对的主张，此为一变；此后当朝廷下旨决定收瞻对归四川管理时，有泰又转而赞同朝廷的旨意，此为二变。作者还试图对有泰在瞻对归属问题上的变化做出解释。又如第四章，作者选取有泰与西藏地方上层统治者、有泰与同僚、有泰与随员及下级官吏三组人际交往，每组有两人及以上，目的是对有泰在藏期间人际交往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与分析，以便更为准确地定位和把握有泰其人。在有泰与他人每一对关系研究中，作者十分重视前后关系变化及复杂性，并试图阐释分析为何如此。此外，在利用《有泰驻藏日记》梳理分析有泰与何光燮关系时，作者还做了些带有考据性工作，认为学界关于1904年9月7日《拉萨条约》签订时的一个有误的流行说法：即时任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准备画押，被文案何光燮劝阻“弗画”，有泰因此才没有画押。

《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首先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演变历史进行了回顾，讨论了近年来“族群民族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外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也对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的过程和近年的相关出版物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其中摘引了一些发表于50年代的对“民族识别”工作的总结，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思路和工作方法，以及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具体实际工作中是如何应用的。《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土族的“族源”文献考察、族名的历史演变、外国访问者的日记描述、历史档案记载、口述调查笔录，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种不同版本的土族“族源说”，各村的村史和家谱，干部和民众对成立土族自治县的讨论等等。内容生动朴实，是难得的实地调查访谈材料。在当地调查中发现的普遍而大量的族际通婚现象，以及不同居住地土族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异（语言、通婚、族源等），都向我们展示出我国各民族之间在血缘和文化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他的调查材料表明，各地群体的认同意识，也是随着社会条件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在访谈中有的学者指出：“不少的部落以前的祖先是汉族，后来少数民族吃香时，就改为少数民族；到了汉族政权控制时，又变为汉族，这种情况也是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播州土司史》就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在明代贵州10大土司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播州杨氏土司，展开系统研究。其酋长杨氏，自唐末入播州，发展成一方势力。经五代人宋，“纳土”臣属，遂受官职。至元，建新制，杨氏第16代传人杨邦宪受“招抚”，命为“宣慰使”，始有“土司”之名。明承元制，在西南仍行土司制，杨氏仍领播州宣慰使，其下又辖诸多安抚司、长官司，辖地跨四川、贵州两省，故史称：“西南夷……，其中播（州）好大，地方两千里，民悍而富。”试看今日之贵州，元明时竟是杨氏之天下！

公元98年，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塔西佗完成著作《日耳曼尼亚志》。在短短二十来页的篇幅中，塔西佗将古日耳曼人描述为“高贵的野蛮人”：自由、坚毅、正直、淳朴、忠诚，意在警示日益腐败的罗马人。后黑暗时代来临，包括塔西佗作品在内的很多古典著作被尘封在阴暗的修道院角落，长达千余年。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使《日耳曼尼亚志》得以重见天日。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德意志知识分子将之当作德意志人比罗马人更为优秀的铁证。此后，更多学者不断挖掘《日耳曼尼亚志》的“深层含义”，使这一古典学著作逐渐演变为现代德意志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极端种族主义兴起后，希特勒将之视为纯洁日耳曼血统的“圣经”和发动大战的灵感。《日耳曼尼亚志》终于完成了从普通的古典著作向“最危险的书”的嬗变。作者克里斯托弗·克里布斯不仅以生动笔触还原了《日耳曼尼亚志》的创作和颠沛故事，还讲述了第三帝国对此书的狂热追捧，同时也是对有意误读古典文本所带来的高昂代价的冷静反思。

《清代蒙古史论稿》为清代蒙古史研究的成果。集结了“清代蒙古历史”“清代蒙古法律”等项目的部分论文和部分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论文，蒙古史的专题论文16篇，蒙古法律的论文8篇，附录3篇。《清代蒙古史论稿》包含了《清代察哈尔扎萨克旗考》、《清朝入关前对蒙古立法初探》、《清代审理哈密和吐鲁番回人案件的两份满文题本译释》、《清太宗和清世祖对漠北喀尔喀部的招抚》、《清初清朝与厄鲁特诸部的关系》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