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一书系统地阐明了“法、术、势”的法治理论，反映了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许多重要情况。其中的《解老》、《喻老》两篇文章是中国最早注解《老子》的著作。该书中的大量寓言故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又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阐述了“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规律论和注重“参验”的认识论。它通过“矛盾之说”，阐发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管子（前725－645年），即管敬仲，春秋初期颖上人。名夷吾，字仲，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管仲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几经人事变换的管仲终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在管仲相齐的四十年间，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军事、政治、税收、盐铁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齐国国力大盛。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大国。而管仲的思想才学就体现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共有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亡佚，实存七十六篇，后人认为它绝非一人一时所作，兼有战国、秦、汉的文字，集有一批“管仲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其内容博大精深，主要以法家和道家思想为主，兼有儒家、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的思想，更涉及天文、伦理、地理、教育等问题，在先秦诸子中，“襄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可以说，《管子》是先秦时独成一家之言的最大的一部杂家著作。由于《管子》在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地位，后人视他的思想为秘芨。限于篇幅，《管子》从一要覆盖管子的思想观点，二要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角度出发，精选了其中十七篇，如《小匡》体现了管仲“相地而衰征”和“四民分生而居”的经济理论；《牧民》篇体现了管仲“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社会经济思想；《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等从不同方面讲述了国家的为政之道与治国方略；《小匡》等多次谈及军事编制；《内业》提出了“天道之数，人心之变”的哲学思想；此外，《任法》、《法禁》主要体现法家思想；《宙合》体现阴阳家思想等等。《管子》在译注过程中，参考了前人研究成果，用准确生动。通俗易懂、流畅优美的语言译注，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包括中学生能藉此译注本便捷地追寻中华古典文化的智慧和精华。

本书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有关《易经》的讲记。其中，前部分主要介绍了《易经》的一般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后部分着重解释了六十四卦（始“乾卦”，终“未济卦”），而以对“乾卦”的解说为最详。内容包括：卦名、卦辞、爻辞，以及解释它们的《彖辞》、《象》、《文言》等。具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晓的特点。

无论正文或注文，有些脱误或衍文，此次未便径作改动，留待学者自行斟酌解决。 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往国内外学者对《史记》多所研究，尤其在文字校订方面，成果颇丰。《史记》（上下）整理时尽可能地汲取了学术界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参校了日人泷川资言、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点校本，以及其他有关书籍和资料，谨此表示感谢。

片断：纂类与著述学问与功力之辨，推言之，则又有纂类与著述之辨。当时汉学家相率慕为王伯厚、顾亭林、阎潜邱之札记，实斋论之曰：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然存为功力，而不可以为著作。与林秀才，文史通义外篇三。札录之与著作，自史家言之，则为著述与比类之两家也。实齐举其实例，谓如：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籍，有以瓷其纵横变化。又必知己之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有所畸重，则善矣。报黄大俞先生，文史通义外篇三。此其义，实齐畅发之於文史通义内篇卷一之书教篇，其略曰：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书教上。易曰：“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上既下木）古今之载籍，撰述欧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似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谓无不备矣，然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则传世行远之业，不可拘於职司，必待其人而后行，非圣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极致，不足以与此。书教下。实齐此论虽为史发，实可推之一切之学术，故曰：圆神方智，自有载籍以还，二者不偏废。书教下。若论当时经学，比类纂辑，拾遗搜隐，正所谓藏往似智也。即名物训诂，典章考订，究其极，亦藏往似智也。此皆记注纂类之事，不得即以是为著作。纂类记注之不得为著作，正即是功力之不得为学问也。学问不能无藉乎功力，正犹著述之不能无藉於纂类记注。纂类记注为著述之所取资，实齐非有所訾议，而纂类记注者不自知其仅所以备著述之资，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焉，此则误认功力为学问，而学问之真境无由远矣。实齐又言之，曰：仆尝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性灵苟可以假，则古令无愚智之分矣。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外篇三。盖记注比类，惟在功力，著述创造，有俟乎智慧，即实齐之所谓“识”，而其本则存乎人之性灵也。然为学者终不能长止乎功力而不求进於学问之成，则记注纂类，终必以著述创造为归宿。故实斋又言之，曰：经之流变，必入於史。与汪龙庄书，文史通义外篇三。征实者必极於发挥，纂类者必达乎撰造，盖经以藏往，而史则开来也。此处“史”字应本述造而言。实齐本此见解，故论学颇重文辞，曰：语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著述一途，亦有三者之别：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答沈枫墀论学，文史通义外篇三。又曰：札录之功，……不可以为著作。……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於文辞。……孔、孟言道，亦未尝离於文也。但成者为道，未成者为功力，学问之事，则由功力以至於道之梯航也。文章者，随时表其学问所见之具也；劄记者，读书练识以自进於道之所有事也。与林秀才。又曰：古人本学问而发为文章，其志将以明道，有所谓考据与古文之分哉？又自注云：“天下但有学问有数，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与吴胥石简，文史通义外篇三。立言之士，读书但观大意；专门考索，名数究於细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为功，殆犹女馀布尔农馀粟也。而所以不能通平大方者，各分畛域而交相诋也。答沈枫墀论学。立言即著述，考索犹记注纂类矣。凡此皆实斋特提文史之学，以为当时经学家补偏救弊之要旨也。

我们现在将英语作为一种“世界英语”（WORLDENGLISH）来看待；于是，英语不再只是单纯的一门异族语言，它同时融合着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并折射其多姿的文化。一个世纪以来，有过这样的一位位中国人，他们以各自令人惊叹的完美英语，对世界解说着中国，对祖表达着赤忱。如今，我们相信，还有更多的中国人胸怀一样的向往，因为，跨越世纪的开放中国需要引进，也需要输出。我们出版中国人的英语著述，正是为有志于此的英语学习者树一个榜样，为下个世纪的中国再添一份自信，还为世界英语的推广呐一声喊。选择辜鸿铭（1857—1928）的作品重排出版，当然不是宣扬他那不免乖张偏颇的行为思想，而是感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奋力捍卫；惊叹于他那登峰造极、令人仰止的英语造诣。辜鸿铭通英法德俄等多种外语，但他的著述多用英文，而其中尤以《中国人的精神》为著。《中国人的精神》原载1914年的《中国评论》，1915年更名《春秋大义》在京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本书力阐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明的价值，在当时中国文化面临歧视、中华民族遭受欺凌的情况下，其影响尤为特殊。当然，对于我们现在的读者，这首先该是一本极为宝贵的英语读物。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从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无论什么话，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以上所说的是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想。从理想到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完。在这个路程中，希望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从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无论什么话，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以上所说的是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想。从理想到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完。在这个路程中，希望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释。本书为其80高龄后对双亲及师友等的回忆文字，情致款款，令人慨叹。读者不仅由此得见钱穆一生的求学著述与为人，亦能略窥现代学术概貌之一斑。与作者同事的胡适、汤用彤、孟森、顾颉刚、陈寅恪等现代著名学人，许多鲜为人知的轶事趣闻，此书亦多有展现。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供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因而得到迅速发展。《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界定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于晚清至五四之间，同时也以“现代性”为视点考察晚清以来的文学。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中国的现代性，是对西方近三百年历史进程中积演的现代性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和接受的结果，它的本原在西方，而又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现代性”在中国虽然也代表时间，却更倾向于一种空间化的时间意识，呈现为“共时态”价值体系；而且，现代性始终含有“未来”和“理想”的意味。在现代性的视野中，中国一百年来的现代化追求，呈现着一种动态的逻辑的整体性。现代性的视野，使我们能够对晚清新小说及清末民初文学产生一种宽容和理解，并建立一种超越一般审美欣赏的审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