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学术界出现了一场罕有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直觉与逻辑思维的差异、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关系、传统的心性之学（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玄学"）与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更一般地说，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从哲学层面上说，论战的焦点则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孰是孰非。参与论战的名人众多包括梁启超、胡适、吴稚晖等。有意思的是，当时本书整理成册时亚东图书馆请陈独秀作序，他欣然命笔对参与论战者逐个点评，谈论不足。胡适在序二中作了回应，而后，陈独秀又作文回应，"兵戎相见"，可谓激烈。

片断：导言钱穆原名恩荣，字宾四，民元（1912）易名为穆。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卒于1990年8月30日。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以其渊博的学识，建立独特的文化史学体系，在二十世纪的史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钱穆一生勤勉，淹通四部，著述丰厚，对传统文化诸领域都有研究，但主要归于史学。其史学包括历史（主要指通史、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等）、学术思想、文化，他在这三大领域都做出了贡献。学术思想是钱穆学术的重心，即治学的主线。在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清代学术等方面都有创新。于诸子学，他从先秦学术思想史出发揭示了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即平民阶级之觉醒，并以儒墨两家为轴心疏理诸子，建立了诸子互动的学术系统。对于老子其人其书，经考证老子为三人，而混三为一自《史记》始。至于《老子》，则从其书中的理论推测书的时代背景，从先秦思想发展线索，以及语言文字等角度，证明其书为战国晚期作品。又以史家的眼光从动态角度把握诸子统一，认为诸子统一虽然始于先秦，但完成在秦汉之际，表现为一个过程，以《易传》、《中庸》为代表的秦汉儒家起了主要作用。钱穆治经学同治诸子学一样，从史学立场出发，泯合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门户之见。注重经学的渊源，强调儒家典籍在先秦不称经，经学产生于汉代，“六经”也为汉儒所为，还孔子与“六经”历史的原貌，其深意在破今古文门户之见。他把经学发展分为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并对经学在不同时期特点进行研究，勾勒出经学发展的辙迹。他把人文主义、注重历史、天人合一、通经致用及教育等概括为经学精神，并本着这种精神，阐述了考据与义理二者不可偏废的经学方法。《易》学与《四书》学也是他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独创一套《易》学、《四书》诠释的新体例。另外，揭示《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描述其义理的演进过程，突出《四书》在经学史上的地位。钱穆于玄学、佛学也不乏特色。他揭示玄学的精神为“个人自我之觉醒”，主要研究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向秀、郭象这三家六宗的思想，并由此追述了玄学的渊源、发展、流变。他对佛学，并非一概加以拒斥，对佛籍、佛教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以及发展与流变，都进行详细考证，指出佛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突出中国文化的包容意识与较强的生命力。钱穆也非常推崇理学，称理学为“大我之寻证”。认为宋明儒是平民儒，无论在师道、学术，还是在治平方面大有返回先秦儒的风格。正如先秦儒融合诸子百家，扩大儒学一样，宋明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老，形成一代新儒学。基于这一总体认识，他从史学角度贯通理学，揭示理学发展的渊源、发展与流变，泯合了所谓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绝对对立。对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则是理学的重心。他把朱熹与孔子并举，突出了朱熹在孔子以下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接着分别从学术、思想、治学方法等方面具体研究朱熹，揭示了朱熹作为一代通儒，以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特征，体现了从朱子原书治朱子的精神。钱穆还对王阳明学术进行探讨，肯定王阳明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他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宋代理学所留下来的问题，如朱陆的对立、儒佛的抵牾，在他那里基本得到解决。清代学术思想是钱穆治学术思想史创获颇多的领域。他称清学为“民族精神之发扬”与“物质科学之认识”。他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集中在其学术的渊源，以及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与流变上。后记：后记我研究钱宾四先生学术始于1993年初，这要感谢武汉大学教授郭齐勇兄，是他把我领进宾四先生学术的殿堂。已经出版的《钱穆评传》是我们合作的结晶。该书出版并得到好评应归功于他。由于时间较紧，一些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我便开始写一本研究宾四先生学术思想方面的专著。初稿写完后又去忙于其他项目。去年二月应郑大华兄之约参加戴逸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中的《钱穆学术思想评传》一书撰写，于是把已经写成的初稿加以修改完善，形成此书。本书除导言、结束语、附录、后记以外，共分九章，分别对宾四先生学术交往与思想渊源及著作，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清代学术史（上下）、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本书的提纲是根据宾四先生治史的特点及逻辑设计的。他的历史学主要包括学术思想史、历史（主要指史学的理论、方法、门类等）、文化三大部分。治史的逻辑是，先对历史作通体研究，把握一般史学理论、方法，然后把历史平铺开来，分门别类地研究部门史，主要是学术思想史，最后回到文化。因为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历史只是外表，文化则是内容，只有在文化中，历史才最终完成。于诸史，他最用力，最有创获的是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基于此，本书除对学术交往与思想渊源及著作探讨外，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其中清代学术史分二章，以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为殿后，大体反映了宾四先生的史学特征及路径。本书与《钱穆评传》相比有以下特色：第一，结构不同。除历史与文化研究之外，有七章论述学术思想史，表明本书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这反映宾四先生史学的特色。第二，对宾四先生的思想来源及发展脉络进行研究。把他的学术思想来源归结为晚清民初，当时的新史学、经学中的汉宋兼采、诸子学复兴、国粹主义等，都是其思想来源。其思想发展脉络是先从文学入手，转而治经学、子学，最后归于史学。第三，给宾四先生学术定位，揭示其学术思想的得失。把他的学术置于晚清民初学术史考察，侧重与同时代人比较，突出他的文化史学特色。由于他的文化史学以学术思想史为重心，因此尤其突出在这一领域，如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清学等方面的贡献。另外，也指出他学术思想的不足，如治史感情因素偏重、只从文献治考据等。第四，介绍了宾四先生主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出版修订情况及原因。同时也介绍了当前学术界研究他的概况，并给予评论。最后对戴逸先生、曹鹤龙先生、刘卓英女士、房德邻先生、大华兄给我机会出版此书，表示感谢。也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弟弟多年来的帮助与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我的研究是初步的，书中可能会有一些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汪学群于北京安华西里1998年元旦本书前言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戴逸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灿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作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需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新世纪万有文库》是辽宁教育出版社鼎力推出的重点图书，全书着眼于文化的普及和传播，按常备、实用、耐读、易存的原则，在海内外各学科专家的指导下，将中外名著的珍善版本，精选收入文库，从1996年起到2005年的十年中，计划每年出书百种，积累至千册，意图使整个文库能基本反映出人类文化发展的概貌，为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选定一个家庭藏书的基本书目。传统文化书系：收录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经版本专家鉴定校勘后，排成简体字横排本。近世文化书系：收录民国时期学术大家的作品为重点的近现代人文成果，将一些珍贵的广为人知但市面难见的或久已散失的著作、收集、整理后，排成简体字。外国文化书系：收录中国以外的世界人文宝库中的精品，以研究介绍文化为主题，笔意轻松隽永，风格清新活泼，具有可读性，属于“大作家的小作品”。贯穿全书始终宗旨就是：为渴求知识的读者提供长期可读可用的图书，以证明生存在现代社会中阅读活动的必要，进而倡导社会上读书风气的形成，为广大爱书人创造坐拥书城的境界。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的合称，“五经”则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五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四书五经”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儒家施行其儒学、儒术教化的重要教科书，也是统治者御民治国的主要精神武器，一千多年来是中国古代科举做官的必读书，它们在中国传统社会上层建筑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对中国人的民族生存方式（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情达意方式、生产劳动方式、休息娱乐方式、繁衍生息方式），民族心理素质，民族价值观念，民族审美观念等等，都产生了即广助深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失。至于它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切身体验的中国智者贤者自会作出自己的判断，得到自己的结论。

本书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事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共7000余字。全书贯穿着朴素唯物论和原始辩证法的思想和方法，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政治、外交、经济、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复杂关系，用兵者的主观能动与用兵的客观规律、现实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全面论述了战争的普遍规律和指导战争的重要原则。《孙子》成书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早最有影响的军事理论巨著，被后世尊为“兵家圣典”、“武学奇书”、“东方兵学鼻祖”、“世界第一兵家名书”。《孙子》之后虽有不少兵书问世，但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朕观诸兵法，无出孙武。”《孙子》在军事实践中的运用更为普遍，从战国到现代，几乎所有的战略家、军事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孙武军事思想和战术谋略的影响。

《元散曲经典》所选各曲，主要以隋树森编的《全元散曲》和《全元散曲简编》作为依据。也曾参考《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乐府新声》、《乐府群玉》、《雍熙乐府》和《文湖州集词》等散曲选集和别集。元代散曲从内容到形式均突破诗词的传统格局，以其通俗豪放、酣畅恣肆和幽默滑稽的情趣，在韵文史上呈现了新的面目。《元散曲经典》精选元代散曲佳作384篇，其中有小令也有套数，以北曲为主，也兼收少量南曲和南北合套曲，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兼顾。每篇还附有扼要的作者简介、精到的题解和浅显的注释，适于文学爱好者珍藏和鉴赏。

在解放以后，我时常想：在世界上，中国是文明古国之一。其它古国，现在大部分都衰微了，中国还继续存在，不但继续存在，而且还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种企图，说起来很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就困难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要在长期生活、工作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专靠读几本书是不能懂得的，更不用说掌握和应用了。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到了70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在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增长了一些知识， 也可以说是在生活、工作、斗争中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在一个考试中间，一个学生可以照抄另外一个学生的卷子。从表面上看，两本卷子完全一样。可是稍有经验的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本卷子是自己写的，哪一本是抄别人的。现在，我重理旧业，还想实现我原来的计划。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我还自以为有点理解，有点体会。值此旧邦新命之际，我应该把我的一点理解和体会写出来，以加入新长征的行列，跟上新长征的进程。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这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吧。　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当然也有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但我是根据我自己所见到的，不是依傍，更不是抄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我的业务水平还不高、理论水平更低。我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是很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如果要做一点事，他只能在他现有的水平上做起。哲学史有各种的写法。有的专讲狭义的哲学，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身世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的着重讲哲学家的性格。“各有千秋”，不必尽求一致。我生在旧邦新命之际，体会到一个哲学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于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在《新编》里边，除了说明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作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如果真是那样，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无论什么话，说起来都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就困难多了。以上所说的是我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我的一种理想。从理想到现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越过，才能走完。在这个路程中，希望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和爱好者给予指教和帮助。

本书分五章，系统阐述了张君劢的思想渊源、发展轨迹、主要著作、学术贡献及历史地位。并附有传主的学术行年简表、研究论著索引。

片断：历20世纪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载誉海内外，被学术界称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①他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方面的贡献于20世纪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形成一大流派，并开创了独具风格的史书著述体例——“援庵体”，开一代风气之先。他接过清代乾嘉考据学，又为传统史学劈造了一个新时代，可谓是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顶尖人物之一。陈垣，字援庵，幼年曾名星藩，青年时撰文署名钱、钱罂、谦益、谦、艳、蔚、宗、益等，定居北京后一度用名援国，还曾字圆庵，别号圆庵居士。清光绪六年十月初十（1880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石头乡富冈里（今广东新会市棠下乡石头村富冈里），1971年6月21日逝世于北京，享年九十一。九十一岁的生涯，有33年生活在家乡新会和广州，其余时间都居住在北京。一新会与陈氏家族援庵的家乡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东北距省会广州110公里，东、西、南、北分别与顺德、江门、开平、中山、南海等县市相接。“山海交错，在古为剧郡”①。虽算不上名邑，但亦有地方特点。明万历年间黄淳辑《新会县志》并撰《序》云：“新会之所重于天下者，以有江门道学，厓山忠节在然。”道光《新会县志·黄培芳序》亦云：“至厓山忠节关乎一代存亡，白沙理学系乎千秋道脉，尤属别邑所无。”厓山在新会县城南。南宋祥兴二年（1279），丞相陆秀夫兵败于此，宁死不降元兵，负帝昺沉海殉难。明清故老世传陆秀夫墓在境内二城村，称二城为忠臣山。江门道学、白沙理学均指明代著名理学家陈献章。陈献章是白沙（今新会市白沙乡）人，明成化十八年（1482）由举人征学行授翰林院检讨，白沙也位于新会县城东北，距石头村仅10多里之遥，厓山忠节与白沙理学均对陈垣有所影响。1948年4月25日，陈垣等游颐和园，于昆明湖畔存照，并在照片上亲笔题曰：“身立厓岸，而心不立厓岸也。”以昭示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他还注意搜集陈献章遗墨珍藏励耘书库。史树青曾回忆说：“（陈垣）先生收藏书画及清代学者手稿甚多，曾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印有目录。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记得陈白沙手书《心贺》卷，后有沈尹默先生题词，调寄《减字木兰花》，词云：“崖山风月，千古精诚相对接。省视堂堂，一卷昭然日月光。狂心飞鹤，动静随时都是学。活活乾乾，此趣于今腕下传。’先生与陈白沙皆新会人，崖山在新会南八十里海中，故尹默先生词中及之。”②除陈白沙外，还有清代著名学者胡金竹。胡金竹名方，字大灵，号信天翁，新会金竹冈人，学者称金竹先生。陈东塾序金竹《鸿桷堂集》，有曰：“粤之先儒，自白沙先生后，越百余年而有金竹先生，粤人皆以金竹比白沙。”后记：平生服房援痷学术，早在1978至1982年就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就曾发愿为援庵先生作传，时隔将近二十年，此愿终于平慰，这要特别感谢陈其泰、房德邻二位先生的面命和指示，使我能有机会完成这项任务。这部书稿的撰写工作始于1997年8月，至1998年初，形成基本框架。又奋力十个月，三易其稿，方得告竣。书稿的详细构思拟出后，我于1998年2月5日到北师大拜望刘乃和先生。这时，刘先生已卧病在榻，她听了我的撰写计划，非常高兴！一再嘱我努力写好这部书，还提出将她手头的材料和部分半成稿送我作参考，因为刘先生曾应江西教育出版社之邀，撰著《陈垣评传》，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功毕。我见先生身体虚脱得非常厉害，不忍心烦她，劝她待痊愈后再将资料找出赐我。没想到几天后，先生住进了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从此再没能回到她的书斋。人民大学离北医三院不远，在先生住院期间，常去探视，这时先生已不能讲话，只是睁开眼看看。我领悟到先生的意思，决心完成先生这项未竟的工作。因此，在这部书稿最后完成之时，特别怀念我的老师刘乃和先生。再者，援庵学术博大精深，高山仰止，以我之稚嫩，去看援庵之学术，真有坐井观天之感，这就难免挂一漏万。又由于时间伦促，许多问题来不及深思熟虑，亦不免有“少作”之嫌。书中所有错误与不足，诚待博雅高明指正，以俟将来遵改修订。《北京图书馆馆刊》常务副主编王菡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改进意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刘卓英先生和熊英先生为此书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都使我铭感衷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96级文史哲实验班刘静、辜超、白晓明、蔡强、尹森、青格勒图、赵晨岭、王朋、赵萍、梁民、邱志红、李力等同学为我清抄了书稿，亦谨致感谢！牛润珍1998年10月25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本书前言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戴逸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占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片断：第一章时代的弄潮儿本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正是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年代，也是外来思想文化以全然不同的内涵冲击东方文明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普遍都在探寻中外思想文化的关系。本书传主郭沫若，便是其中成就卓著、颇具影响的人物之一。一、“海棠香国”的叛逆在四川大渡河与岷江汇合处，有一座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乐山市。这里为蜀王开明故治，秦为南安县，隶蜀郡，汉改隶犍为郡。北周为平羌县、郡治所，宣帝时置为嘉州。清雍正末，增置乐山县，始名乐山。其地自古盛产“色香并胜”的海棠，故有“海棠香国”之称。嘉州山水秀丽，有举世闻名的“仙山”峨眉山，有唐代凿建的世界第一大佛。峨眉第二峰绥山，俗称二峨。又有三峨，名为美女峰。在这美女峰正北有一小镇，唐代名为南林镇，清道光年间旧址被冲毁，迁至今天称为沙湾的地方。100多年前，这里是清朝末年的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海棠香国”出骄子。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壬辰）11月16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午时，我们要评述的主人公来到人世间。他的降生，颇带“反逆”的意味。不顾母亲忍受难产的巨大痛苦，迫不及待地“脚先下地”，跨出“反逆者的第一步”。他的祖上，原籍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迁蜀。传到传主时，已经是第六代了。其祖父爱散财，以致家业凋零。其父郭朝沛，善理财，又把家业恢复起来。为教育子女，在旧居后花园设立“绥山山馆”，为子弟延师授业。传主的母亲杜邀贞，又作杜荪福，乃进士之女，耳濡目染，能够背诵一些诗词。15岁嫁到郭家，勤苦操持，受到全家敬重。在受胎之际，母亲梦一小豹咬自己左手虎口，遂以文豹为这“逆产”婴儿的乳名。后以开贞为其学名，号尚武。1919年9月，开贞发表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鹭鸶》时，首次署名沫若，自谓是取其故乡的两条河——沫（Mei，音妹）水（大渡河）与若水（雅河，又名青衣江）“合拢”而成。从此，沫若之名便取代开贞了。20年代中期，在出版几部翻译小说和戏曲集时，又开始使用“郭鼎堂”三字。其后，在甲骨、金文领域，常以“四堂”——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郭鼎堂（沫若）、董彦堂（作宾）并称，成为显示其成就的一个代号。以文化教养而论，可以说郭沫若是浸染于儒家经典，寝馈于传统文化的。但是，浪漫的、叛逆的个性又使他对于旧学中的消极面产生出极大的反感。4岁的小文豹，便开始跟母亲口诵唐诗，为其所受诗教的“第一课”。“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四五十年后，仍然留在他的记忆中。甚至他那样小的年岁就产生了“读书的好奇心”，也是由于“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这首诗激发起来的。入“绥山山馆”后，发蒙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类很暖昧的哲学问题，自然引不起蒙童的兴趣，于是便“逃起学来”，结果是父亲“用强制手段”把小开贞“抱进学堂里去”。后记：一校校后记在一校当中，得见一则关于《管子》的新材料，故在校后作此补笔。当年郭沫若集校《管子》，在广集版本方面有一项引以为憾的事，就是宋刻墨宝堂蔡潜道本至清代中叶失传。因此，他在《管子集校》一书中，再三表露出惋惜之情。1956年3月，《管子集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7月初，郭沫若收到潘景郑来信和所寄陈奂校《管子》抄本及丁士涵《管子案》残稿二种。9月初复函云：“日前始得勘校毕，谨将原书璧还”，“各书头曾略题数语”。并说：“墨宝堂本颇闻有在苏联之说，如信然，后或可得一见。”现录郭沫若在“各书头曾略题数语”，以备关注《管子》版本者参考。在陈免校《管子》抄本书头所题：余为《管子集校》，收罗版本颇多，独墨宝堂宋本未见，引以为憾。此本即钞自墨宝堂本，并经陈奂手校，校录以遗高邮王氏（按：指王念孙），有铃印可证。潘君景郑远道惠假，得细阅一过，弥补遗憾，良堪感荷。原书本缺自十三卷至十九卷，黄丕烈曾据陆贻典校宋本补入。俾成全帙。此钞本即据黄所校补本，而陈复曾以刘绩补注本对校。此可见前人之勤，与其用心之仔细。陈氏经校后，更以转赠王氏，曩时学者间友谊之敦厚，深可足令人感动。凡此均足师法，固不仅为学会素研究增添一份善本而已。潘君实善体前修之懿行者，谨让此数语璧还，用申谢意。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郭沫若在丁士涵《管子案》残稿书头所题：《管子》残稿，蒙景郑君假阅，确实可贵。稿曾经陈奂手定，稿中朱书即陈氏笔迹。戴望亦曾过目，有案语数处。然《管子校正》中所采丁说，与此稿不尽相符。有为稿本中所无者，盖采自《管子注》，惜彼书已毁，不可复问耳。稿中颇有胜义为戴所遗漏者，亦有丁误而戴亦同误者，足徵戴之功力远不及丁。丁书残毁，殊可惜也。然残愈于毁，宜倍加珍护。一九五六年九月九日郭沫若识①校书不易，每校一次都会发现一些错漏，大到标题、正文、引文，小到注脚。尤其数目字，稍一疏忽，便出差错。这里要特别提出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孙彦。1992年10月在郭沫若的故乡参加四川省纪念郭沫若百年诞辰大会，与孙彦有过一面之识。今年1月12日她到社科院来送本书的一校样，如果不是事先联系好见面的地点，几乎不能相认，彼此都颇为感叹岁月如流！回来看校样，从字里行间感到孙彦的认真和细心。原稿中的笔误被改正，清样中的错录、漏录被钩改、补入。一时弄不清的问题，她都在旁用有铅笔划出，提醒我核准。对于有的引文，她似乎还曾查对过原著。总之，看完一校样后给我的最大感觉是：孙彦对于本书的编辑很是尽心尽力，经过她的加工处理，可以说书中不会有什么差错了。为此，特别在此补写一笔，表示对她的感激之情，感谢她为本书付出的心血！1999年1月本书前言前言“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本书传主郭沫若（鼎堂），正是最能体现这个特点的一位“时代之骄子”。当其最初震撼整个文坛的时候，恰逢呼喊“民主与科学”时代的开始。而其临终前夕召唤“科学的春天”之日，正好又是另一次思想解放即将到来之时。在这60个年头里，始终与中国学术文化的走势紧密相联，并成为各个不同时期学术潮流代表人物者，郭沫若是其中少有的几位佼佼者！不管他的著述多么“粗率”，也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多变”，舍其人或是抹去他的影响，则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必将出现明显的断档和空白！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力求通过传主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来认识本世纪从一次思想解放走向另一次思想解放的一整个时代当中，中国学术文化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及其利弊得失。郭沫若自其步入文、史两界以来，始终是一个遭学界议论而受政界骄宠的特殊文人。学界之中，有称其为新文学、新史学开拓者的，也有视之为“流氓加才子”的，还有冷嘲热讽而欲葬送其名望的。然而，学界的议论终究改变不了政界对他的骄宠。起先，是蒋介石希望他“无论怎样都要跟着我一道走”，指望“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于他。数月之间，便使其由少将升为中将，由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变成副主任，甚至还被秘密委任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后来，则是毛泽东称其为“文坛宗匠”，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其为“革命文化界的领袖”。盖棺之际，又是由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邓小平亲口定论的。就在1939年其父病逝举行家祭的时候，也是中共核心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与“国府主席、党军领袖”蒋介石等的挽联，同时并列灵堂左右。自两党成立以来，有此殊荣者仅此一例。当年，苏雪林曾经发问道：“凡此种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誉的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学界犹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幸运者中间的一个呢？”早年郭沫若以中国的孔子与德国的歌德为“球形天才”，后来周扬借用来形容郭沫若本人，这或许可以认为是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政界对郭沫若的骄宠，显然是着眼于他是一个难得的奇才。学界的种种议论，则可以从认识球体的角度不同得到解释。因为每一个人的视角各异，而谁也不可能看到球体表面的每一个部位，再加上球体越大，每一个人的视野所及就越小，也就更缺乏整体性。若是对球体表面分部位直视，又会丢掉球体“三维空间”的基本形态。这套《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虽然名为“传记丛书”，但要求写成“学术思想评传”，包括传主的生平活动、主要著作、学术思想、学术交往及其学术地位等方面的内容。从郭沫若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先前出版的郭沫若传记已经不少，大体呈现这样的情况：一是以其生平为主，将文学活动、学术研究等作为人生道路的组成部分穿插叙述；二是以其文学道路为主，兼及人生与学术进行传述。而有关郭沫若学术研究方面的著述，在仅见的几种当中，或写其“史学生涯”，或谈其“国学研究”，尚无一部比较完整的学术传记。4年前，应《国学大师丛书》之邀撰写了一本《郭沫若评传》，即是从“国学研究”角度着眼的。当时是带着两项遗憾交稿的：一是由于时间短促，有些问题未得深入研究；二是受字数局限，总体构架有明显缺陷。出版发行后不久，我即出国访问。回来时，已是1997年春节了。这期间，那本《评传》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同仁们提出的自然是修改、增补意见，一些未识的朋友提出善意批评，也有来自对郭沫若持不同看法的读者的某些指责。在此同时，应林甘泉先生之约，与郭平英、黄淳浩共同编写《郭沫若与文化名人》一书，因而得见一些先前未曾见过的珍贵材料。紧接着又参预编著《20世纪中华学案》，负责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郭沫若与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两卷的编选。实际上，这是在横向上进行的一次综合考察。正当上述两项编著任务进行之际，戴逸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约我重新撰写一本《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无疑，这又给了我一次机会，不仅可以弥补先前的遗憾，还可以将最近一年多来的新的研究成果吸收进来，在更大程度上填补郭沫若研究中“学术传记”的空白点。本书的写作，从1998年7月份正式开始。考虑上述郭沫若研究的实际，首先确定这本“学术思想评传”，必须以传主的“学术思想”为主，不失本丛书的宗旨。但在写法上，又要照顾到其为“传记”的一个方面。两相结合，将全书分为综述、学术、交往三大部分。综述部分，以记述和考察郭沫若的人生道路、个性特点及其学术风格等为主要内容。人生道路，又注意其思想的转换和心路的变化。学术部分，则以传统的学术内涵为基本考察对象，探索郭沫若在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心路、思想渊源，评述其思想成就、学术贡献以及其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部分，是在先前那本《评传》的基础上补充其不足、修订其疏漏而成。交往部分，则选取对郭沫若文学、古文字学、史学等方面有重要影响或帮助的人物，追寻他们之间的学术友谊。同时，也注意他与“非朋友”之间的某些交往。新增材料方面，为了印证某些重要史实，我请郭平英帮助查看了一些郭沫若日记。钟作英在提供当代学人写给郭沫若的书信方面，给予很多帮助。在此，对郭平英、钟作英谨致最诚挚的谢意！这里，还要提到先前那本《郭沫若评传》的特约责任编辑毛军英（英子）。当时她查阅了不少图书资料，帮助核准书中引文。因而，那本书做到了基本无差错。这次重新撰写，凡是沿引那本《评传》的文字，我都很放心地照录过来。新著出版，是不应忘记先前那书的“特约编辑”的。这本传记无能勾画一个完整的巨大球形体，但是不忘随时提醒自己，也提醒读者，这是在评述一个“球形”人物，应当考虑各个方面反映在球体上的实际。欢迎从各个不同视角传递来的种种新信息！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