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刘氏集》乃（清）刘台拱生前著述，由后人整理校订所得。该书主要收录了刘端临先生文集和刘台拱致王念孙书札二种。选择扬州阮常生生清嘉庆十三年续刊本刘端临先生遗书卷四文集为底本，以广雅书局丛书集成编续第一百七十二册刘氏遗书卷八文集为刊本点校整理，等。

舜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圣明的君主，名字叫重华，因为属于有虞氏部落，所以又被称为虞舜。相传当时的君主尧曾因为他的德行出众而把自己的君位禅让给他。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据说在舜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瞽叟又娶妻生子。父亲、继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都不喜欢舜，并想方设法地陷害他。但舜还是逆来顺受，毫无怨言。尧听说了舜的孝行以后，就派了自己的九个儿子去为舜服务，又把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他，还把各种政务托付给他来管理。舜也不负所托，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众人的赞誉。尧去世以后，舜就继承了他的帝位，仍然一如既往地尽心服侍父母，善待弟弟。《史记》只记载了舜来到历山耕种，使得当地的民风大为改观。人们原本会为了耕地的多少而互相争执，但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也都彼此谦让起来了。后来的一些传说为了更增加一些神奇的色彩，就绘声绘色地说当时有大象来为他犁地，又有小鸟来替他除草。《史记》中还记载了不少瞽叟千方百计想要谋害舜的手段，比如让舜去修缮仓库，等他上了屋顶后，把梯子抽去，放火焚烧仓库；又让他去淘井，等他下井后，用土填埋井眼。但每一次舜都能化险为夷，平安渡过难关。《孟子·万章上》记载了孟子与弟子万章之间的一番对话，其中提到舜在遭受这些不公的待遇后，跑到田里去向上天哭诉。孟子认为这是由于舜一方面怀恋父母，另一方面又不无怨恨的表现。孟子强调各种伦常关系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对而言的，因此才会有这种看法。儒家经典《孝经》中的《谏诤章》也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也明确反对愚忠愚孝。但后世的伦理观念逐渐陷于僵化，如《二十四孝》中的故事往往就将家庭伦理视为子女对父母的单方面的行为，因而也就将这些情节有意识地淡化了。

历代遗留下来的书目题跋著作十分丰富，已经整理出版的还不是很多。二○○五年三月，本社选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排印的书目题跋作二十二种，分成十册，汇编为《中国历代书题跋丛书》第一辑，影印出版。现在再推出《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第二辑，共十二种，分十册，分别是《读书敏求记校证》（清印钱曾撰，管庭芬、章珏校证）、天禄琳琅书目（清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清彭荃孙撰）、滂喜斋藏书记（清潘祖荫撰）、实体堂宋本书录（潘宗周编）、文禄堂访书记（王文进撰）、卷盦书跋（叶景葵撰）、劫中得书记（郑振铎撰）和着砚楼书跋（潘景郑撰）。前九种为首次标点整理，后三种则仍据本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旧版影印，相信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诗经》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现存诗歌305篇，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民歌和朝庙乐章，分为风、雅、颂三章。“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颂”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本书由著名学者程俊英教授翻译并注释，深入浅出地阐释了这一古老民歌的丰富内涵，且配有精美生动的插图，使读者亦能享受到阅读的趣味。《诗经译注（上下）（图文本）》为简体横排。

【原文】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译文】夫子说：“持之以恒地学习，领悟了困扰自己的疑难，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感到喜悦的呢？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访，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感到快的呢？别人不理解自己，既不生气也不迁怒，这样坦荡雍容的胸襟又有谁能不敬其为君子呢？”【历代论引】朱子日：“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又日：“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日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日：“习，重习也，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也。”又日：“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又日：“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又日：“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又日：“虽乐于及人，不见是而无闷，乃所谓君子。乐由说而后得，非乐不足以语君子。”谢氏日：“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尹氏日：“学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札记】学贵养德人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年轻时期，单纯稚真，以学为乐，重在“学”与“习”；中年时期，任重道远，求其友声，“悦”其“来”；老年时期：饱经沧桑，平和中正，宠辱不惊，“喜”与“愠”不形于色。固知需学，德也需学。非学无以广才，非学无以养德。经历了岁月的砥砺，会得到岁月很多珍贵的馈赠，只是在于自己善于学习。“学而时习之”，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永远的过程，学无止境，人不可一日无学，也不可能一日无惑。有惑必须求得解答，释疑解惑在于学习。运用自己的学识解决面临的问题，并取得预期的效果，求得进境，会情不自禁地感到高兴，这就是学习乐趣之所在。人之为学，既有同道，也必有异趣，有朋自远方来，慕其名敬其德，自然喜形于色。君子就在于胸襟、气度。有德之人，别人是否知道或理解，无损于其德行的修养。之所以“人不知”，也反衬出其德行修养未能达到一定的境界，更需要进一步的修持，自然不能迁怒于他人。反躬自省，求诸于己，更显其谦谦君子形象。不因为他人的好恶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也不以自己的喜怨迁怒于他人；不因为别人不理解自己而生气、苦恼，也不因别人对自己存有误解而迁怒于人、产生怨恨之心，始终以宽厚仁义之心，容纳百川的雅量和胸襟对待他人。P2-3

《周易》是群经之首，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谋略中之谋略。从《周易》中，哲学家看到辩证思维，史学家看到历史兴衰，政治家看到治世方略，军事家可参悟兵法，企业家亦可从中找到经营的方法，同样，芸芸众生也可将其视为为人处世、提高修养的不二法宝。 本书将《周易》的六十四卦分别予以详细解读，每卦独立自成一体，各节皆有原文、译文、启示，每卦之后附有中外著名事例，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周易》一书作为中国早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已为世所公认。《周易》被称为六经之首，就是一种证明。

孟子名轲，表字无传，战国时邹国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古今有多种推断，通行的说法大致有两种，即前322年-前289年，或前385年一前304年。孟轲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出世时，家道已衰落，是没落贵族的后裔。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在孟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孟轲的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孟母很重视对孟子的教育，历史上广泛流传着“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足见其良苦用心“。在母亲的精心教诲下，孟轲度过了充实的少年时代。《孟子》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全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学东渐以后，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宽阔，治学方法更先进，融合了东西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本《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之写作，有如下数义：　（一）《学记》共载十二位国学大师，按其生平，分三部分编排。上编：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炳麟、士钊为结拜兄弟，炳麟（字枚叔）与师培（字申叔）合称“二叔”，黄侃拜炳麟、师培为师。中编：柳诒征、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诒征与陈垣有“南柳北陈”之称，陈垣与寅恪合称“二陈”，香港严耕望推崇思勉、钱穆（通史）、寅恪、陈垣（专史）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下编：章钰、卢弼、张舜徽。我亲见章钰校书磨穿之石砚，亲闻卢弼述着书之苦，张舜徽提倡通学与我意合。（二）现代国学大师不止十二人。《学记》只选我稍有研究的十二人进行介绍。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取其一事或一书（章士钊三“指要”重点评《柳文指要》；柳诒征三部书，重点评《中国文化史》），详加论述。用材料说话，从大量的材料中，显现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　（三）章炳麟、章士钊、柳诒征、吕思勉、陈寅恪五人有附录，与正文参证互补。　（四）《学记》独抒心得，避免与时人文章重复。如陈垣、陈寅恪等之生平，谈者已多，《学记》从简；章钰、卢弼等之生平，言者尚少，《学记》稍详。又如：香港区志坚撰《历史教科书与民族国家形象的营造：柳诒征〈历代史略〉去取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内容》，已在《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发表（冬青书屋同学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学记》不再引用以省篇幅。　（五）《学记》不仅揭示大师们的学术业绩，并表彰其爱国情操。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期，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六）今人多谈陈寅恪以诗正史，以唐诗正史言，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远在寅恪经营《元白诗笺证稿》之前；以遗明民诗证史言，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已经营《清诗纪事初编》亦在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之前。学界尊寅恪是也；而不知师培、忽视之诚，误矣。《学记》榷论三人以诗正史，庶几无偏。（七）《学记》各篇，不拘一格。黄侃的《日记》，本不是公开供大家阅读的，其言无矫饰。《日记》中对刘师培的回护，对陈汉章的怜悯，出于肺腑，可为知人论世之助。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改题《自述》），当时要在群众中通过，所言只有谦抑，绝无虚夸。　（八）《学记》谨遵薪火相传之义，旨在从国学大师的治学方法中吸取营养，重在继承。对其不足之处，加以说明，使人理解。如邓之诚、陈寅恪对侯方域之评价不同，《学记》从邓、陈着书之时代背景予以解说，绝不同于苛求责备。　（九）《四部备要》注重实用，价廉易得，“可便学者研究国学之需”（陆费逵《增辑四部备要缘起》），对于初学，如雪中送炭，今日对此书，要以历史眼光评价。这套巨型丛书的辑校、监造人之功不可没，故略考高时显、丁辅之生平，作为《学记》附录。　（十）临文不讳《学记》对古今人物，一律称名。 以上十项，姑作“前言”以弁于《学记》之首，读者鉴之。本书是一部记人述学之作，按年代先后逐次介绍了十二位现代国学大师，分别是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征、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钱穆、章钰、卢弼、张舜徽。他们俱是一代之巨擘，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影响深远。

同道先生的这《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书名——《国学大师之死》。书中所写的13位国学大师，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但为什么集中写他们的死亡呢？换句话说，通过国学大师们的死亡，读者能看到什么呢？就这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编辑与作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现将我们出版者的理解推荐给大家：为了说明作者的意图，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学”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在前期调研时，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本编收入秦、汉、唐、宋、元、明地方法律文献65种。中国古代清以前的地方法律大多失传。本书所收文献均为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地方法律，是编者历时多年，查阅了上万部古籍后从中选辑的。这些文献除几种外，均为古籍善本，其中出土文物2种，宋刻本2种，元刻本1种，明刻本和抄本35种，清嘉庆以前刻本和抄本20种。本书作为中国学者编纂的首部古代地方法律文献汇集，在许多方面填补了馆藏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特别是民间事务管理法律制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