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群经之首，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谋略中之谋略。从《周易》中，哲学家看到辩证思维，史学家看到历史兴衰，政治家看到治世方略，军事家可参悟兵法，企业家亦可从中找到经营的方法，同样，芸芸众生也可将其视为为人处世、提高修养的不二法宝。 本书将《周易》的六十四卦分别予以详细解读，每卦独立自成一体，各节皆有原文、译文、启示，每卦之后附有中外著名事例，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周易》一书作为中国早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已为世所公认。《周易》被称为六经之首，就是一种证明。

孟子名轲，表字无传，战国时邹国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古今有多种推断，通行的说法大致有两种，即前322年-前289年，或前385年一前304年。孟轲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出世时，家道已衰落，是没落贵族的后裔。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在孟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孟轲的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孟母很重视对孟子的教育，历史上广泛流传着“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足见其良苦用心“。在母亲的精心教诲下，孟轲度过了充实的少年时代。《孟子》是继《论语》以后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记述了孟轲一生的主要言行，突出地记述了孟轲主张仁义、反对暴政和武力兼并的政治思想，以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全书语言生动，比喻深刻，论证有力，文章气势雄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

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学东渐以后，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宽阔，治学方法更先进，融合了东西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本《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之写作，有如下数义：　（一）《学记》共载十二位国学大师，按其生平，分三部分编排。上编：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炳麟、士钊为结拜兄弟，炳麟（字枚叔）与师培（字申叔）合称“二叔”，黄侃拜炳麟、师培为师。中编：柳诒征、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诒征与陈垣有“南柳北陈”之称，陈垣与寅恪合称“二陈”，香港严耕望推崇思勉、钱穆（通史）、寅恪、陈垣（专史）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下编：章钰、卢弼、张舜徽。我亲见章钰校书磨穿之石砚，亲闻卢弼述着书之苦，张舜徽提倡通学与我意合。（二）现代国学大师不止十二人。《学记》只选我稍有研究的十二人进行介绍。每人一篇，不蹈空言，不因成说，取其一事或一书（章士钊三“指要”重点评《柳文指要》；柳诒征三部书，重点评《中国文化史》），详加论述。用材料说话，从大量的材料中，显现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　（三）章炳麟、章士钊、柳诒征、吕思勉、陈寅恪五人有附录，与正文参证互补。　（四）《学记》独抒心得，避免与时人文章重复。如陈垣、陈寅恪等之生平，谈者已多，《学记》从简；章钰、卢弼等之生平，言者尚少，《学记》稍详。又如：香港区志坚撰《历史教科书与民族国家形象的营造：柳诒征〈历代史略〉去取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内容》，已在《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发表（冬青书屋同学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学记》不再引用以省篇幅。　（五）《学记》不仅揭示大师们的学术业绩，并表彰其爱国情操。章炳麟于辛亥革命时期及抗日战争前期，两次热衷讲学，意在呼唤民众的民族大义。晚年由尊经转向重史，“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　（六）今人多谈陈寅恪以诗正史，以唐诗正史言，清末刘师培已发表《读全唐诗发微》，远在寅恪经营《元白诗笺证稿》之前；以遗明民诗证史言，抗日战争期间邓之诚已经营《清诗纪事初编》亦在寅恪撰写《柳如是别传》之前。学界尊寅恪是也；而不知师培、忽视之诚，误矣。《学记》榷论三人以诗正史，庶几无偏。（七）《学记》各篇，不拘一格。黄侃的《日记》，本不是公开供大家阅读的，其言无矫饰。《日记》中对刘师培的回护，对陈汉章的怜悯，出于肺腑，可为知人论世之助。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改题《自述》），当时要在群众中通过，所言只有谦抑，绝无虚夸。　（八）《学记》谨遵薪火相传之义，旨在从国学大师的治学方法中吸取营养，重在继承。对其不足之处，加以说明，使人理解。如邓之诚、陈寅恪对侯方域之评价不同，《学记》从邓、陈着书之时代背景予以解说，绝不同于苛求责备。　（九）《四部备要》注重实用，价廉易得，“可便学者研究国学之需”（陆费逵《增辑四部备要缘起》），对于初学，如雪中送炭，今日对此书，要以历史眼光评价。这套巨型丛书的辑校、监造人之功不可没，故略考高时显、丁辅之生平，作为《学记》附录。　（十）临文不讳《学记》对古今人物，一律称名。 以上十项，姑作“前言”以弁于《学记》之首，读者鉴之。本书是一部记人述学之作，按年代先后逐次介绍了十二位现代国学大师，分别是章炳麟、章士钊、刘师培、黄侃、柳诒征、陈垣、吕思勉、邓之诚、陈寅恪、钱穆、章钰、卢弼、张舜徽。他们俱是一代之巨擘，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影响深远。

同道先生的这《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书名——《国学大师之死》。书中所写的13位国学大师，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但为什么集中写他们的死亡呢？换句话说，通过国学大师们的死亡，读者能看到什么呢？就这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编辑与作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现将我们出版者的理解推荐给大家：为了说明作者的意图，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学”究竟是什么？这也是《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在前期调研时，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本编收入秦、汉、唐、宋、元、明地方法律文献65种。中国古代清以前的地方法律大多失传。本书所收文献均为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地方法律，是编者历时多年，查阅了上万部古籍后从中选辑的。这些文献除几种外，均为古籍善本，其中出土文物2种，宋刻本2种，元刻本1种，明刻本和抄本35种，清嘉庆以前刻本和抄本20种。本书作为中国学者编纂的首部古代地方法律文献汇集，在许多方面填补了馆藏空白，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特别是民间事务管理法律制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预售须知：因为该书较为贵重，需要提前预订并预付全部书款，无质量问题，将不予退货。为了使您尽快收到货品，建议您单独提交订单，我们会单独送货。咨询电话： 010-51571183/84/85 《古今图书集成图集》是以国家图书馆所藏雍正内府铜活字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为底本影印编纂而成。内容包括天文星象、疆域图记、山岳形势、神仙传奇、花草树木、禽虫鸟兽、青铜器皿、农桑水利、冠服配饰、乐律舞蹈、货币量具、仪仗礼器、城制苑囿、军阵战备、百家考工等，以“图片博物馆”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与文化形态，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形貌提供了直观地参考。作为帝王“钦定”的图书，这些图版皆是当时一流的画家和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之作，表现了画功高超、雕版精美的特点，集中反映了清代康雍时期版画的风格和艺术成就。因此，它对古代文化研究者、书画爱好者而言，均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翁方纲，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生平研精经术，常谓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归，为清干嘉学派重要学者。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翁氏经学手稿五种，为《易附记》、《书附记》、《诗附记》、《礼记附记》和《春秋附记》，系翁氏晚年奉差守陵，温研诸经，将数十年所记，加以校核，分卷编次，统名曰《附记》。这批手稿当时未经刊刻，后光绪年间《畿辅丛书》曾收入《诗附记》、《礼记附记》等四种，但其所据为残本，且有所改编，已失翁氏原稿旧观。此次将翁氏手稿影印出版，对揭示翁氏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它在经学上的成就，将大有裨益。　本书收录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翁氏经学手稿五种：《易附记》、《书附记》、《诗附记》、《礼记附记》、《春秋附记》，系翁氏晚年奉差守陵，温研诸经，将数十年所记，加以校核，分卷编次。此次将翁氏手稿双色影印出版，对揭示翁氏在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他在经学上的成就大有裨益。

《列子》一书，《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列子》八篇，班固自注日：“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到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下旨设“玄学博士”，把《列子》等四部道家著作并列为经典，作为学子应试科举的必读书。《列子》当时被尊奉为《冲虚至德真经》。不久，柳宗元、高似孙相继提出《列子》之伪，之后应者云起，《列子》遂判为伪书；甚至连《列子》的题名列御寇也被否定，高似孙的《子略》云：“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于是列子便归于不曾存在的神怪杜撰之列。近人梁启超、郭沫若、杨伯峻、严北溟诸学者均支持《列子》伪书之议，似乎已成定论。既然是伪书，就要找出作伪者，先是说《列子》作注的张湛是作伪者，但因证据不足，又认定作伪者为王弼，又由于证据不足，便改为系出于魏晋人之手。

张耒同苏轼、苏辙及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的交游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意，透着精神品格的交融与磨砺。熙宁四年（1071）是张耒与苏轼交游的起始点。元丰八年（1085），二人师弟子关系已经明确。此后张耒抱着对苏轼的景仰之情一直追随其左右。张耒始从苏辙游的年龄有十七、十八岁两说，似皆可成立。他追随苏轼左右，但并未中断或疏远同苏辙的师弟子关系，也未淡化二人的情谊。晚年居陈时所作《岁暮即事寄子由先生》当是他和苏辙文字交往的终结点。张耒与黄庭坚的交游始于元丰八年，二人关系融洽。元祐初期唱酬颇多，崇宁元年（1102）前后主要迫于政治原因两度中断唱酬，然友情如故。张耒与秦观的交游始于元丰二年（1079），元祐年间交往密切，绍圣后被迫中断交往，但情谊依旧。《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当作《送秦觏从苏杭州为学序》，此文是张耒为秦觏从苏轼学而作，迄今多种版本皆误。张耒与晁补之初会于熙宁七八年间。元祐元年（1086）后开始了密切交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互为知己。张耒与陈师道的交游当始于元祐元年，时有酬唱，文字交往止于元符三年（1100）。 儒学思想是张耒学术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

有人以蚕吃桑叶而吐丝来比喻南怀瑾先生，他把自己读过的书融会贯通，变成一种教化，使它应用于社会人群。听南怀瑾先生说《论语》，会比传统的阅读更多一层意趣，多一个打开现代心理困惑的通途。《论语》隐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博大精深需要反复咀嚼方可品出。南怀瑾先生的贡献，在于他不是孤零零地把《论语》的章句解释一番，而是联系历史背景及现实生活进行印证、体悟，深入浅出，其许多心得可谓独树一帜。南怀瑾先生字里行间的精妙思想令人心折，使每一个真诚的听者如沐春风，从容进入《论语》的丰饶世界。孔子离我们有多远？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论语》离我们有多远？2500多年的历史宝藏其实一直近在咫尺。“半部《论语》治天下”，薄薄一册书卷却积淀了几千年厚重的文化底蕴与人生智慧。 《论语》是集合了孔子生平讲学和门下弟子言行的一本智慧语录，其中所体现的先贤圣人的思想，贴近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点明了人生的真谛。千年时光并没有改变人生的本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生命的绚烂最终将归于平淡，充实而自在的生活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