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国是名振中外的著名学者，其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早已素为人知。他在中华古典方面的研究，更为独树一帜。“何新国学经典新解”收入近二十年来，何新研究古学的全部重要著作。何新认为：中华乃是“日华”贵胃。惊世之论，石破天惊，欲寻民族文化之根者，不可不读这一套千古奇书！

庄子思想秉承老子而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但在核心学说“道”的认识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庄子名周，生卒年不详，宋国蒙人，曾为蒙地漆园吏。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前期，与魏惠王、齐宣王同时。当时周朝名存实亡，诸侯纷争，战事仍频，社会动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身处政治黑暗、尔虞我诈、民不聊生的环境中，庄子感同身受，对昏君乱相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的憎恶，而对苦难中的平民弱士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体现道家学说的一部极其重要的作品。现今通行的《庄子》一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共三十三篇。以其深邃的思想内容和奇诡的创作手法，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是一部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散文集。　本书节选《庄子》的精华部分，以权威版本核校，出注，翻译，引领读者品味它无穷的艺术魅力。

疑经是我国古代经学史上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在宋代获得了迅猛发展。《宋代疑经研究》从经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宋代疑经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又以欧阳修、二程、郑樵、朱熹、王柏等两宋学者为研究对象，分析他们的疑经表现，整理出宋儒疑经的主要成就，进而论述了宋儒疑经的思想和方法，以及宋代疑经与经学、文献学的关系，最后对其影响作了说明，对其成就、不足作了客观评价。《宋代疑经研究》是一项有关宋代疑经的全面、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性成果，写作严谨，持论有力，将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产生良好的推进作用。

《书目答问补正》是张之洞于同治十三年（1874）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而“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此书共著录图书两千二百余种，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下又分小类、子目若干，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间有简明按语，指示读书门径。未有附录二：一别录，举初学可用群书读本：二分类列举清著名学者的姓名、籍贯。张氏在其所作《书目答间略例》中说：“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可见此书有补《四库全书》之用。但由于张氏所处的时代及自身的局限性，是书不收小说、戏曲及所谓的“越轨”书，亦为一大瑕疵。另外其中的疏漏讹误亦不在少数。《书目答问补正》设经、史、子、集、丛书五部分，下又分小类、子目若干，突破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间有简明按语，指示读书门径。《书目答问补正》对意欲了解研读国学的普通读者有着重要的参考阅读价值。

本书以王焕镳的《墨子集诂》为底本，因其书为集解性质，故所收极为丰富，一册在手，众善毕集，可以参照诸家，择善而从。而且，王之按断亦多精义，许多前人莫衷一是的问题，他都有别具手眼的考论。当然，也有个别地方似未得当，则参酌吴毓江《墨子校注》或张纯一《墨子集解》甚至孙诒让《墨子间诂》正之，偶尔也参以己意。此外，谭家健的《墨子选译》严谨而得当，故亦有所取资。关于正文，一般情况，以底本为主，不作改动，以尊重原貌。全书正文对话与引用极多，层次过于繁复，为避淆乱，兹从王焕鏣书不用引号标识，译文亦从此。其实，全书在各段对话与引用前均有相应提示语，不用引号亦可明白，如用引号，反徒生滋扰而已。《墨子》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奇书，它主要介绍了墨家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宗教思想和军事思想。在这里，它极力主张：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本书以王焕镳的《墨子集诂》为底本。内容有原文、译文、注释等。是一本方便理解《墨子》的良好教材。

沟通东西文化，揭示生命能源。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先生，1947年出生于芝加哥，现为美国麻省理工不院资深讲师，也是该学院“组织学习与变革”团队成员，以及“组织学习协会”（SoL）主席，致力于建立基础的组织变革知识。他的著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于1997年被评选为二十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五本管理学书籍之一。2003年-2006年间、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及其团队四次拜会参访南怀瑾先生，本书收入了南怀瑾先生与彼得·圣吉等人的访谈对话记录。内容涉及禅宗的修持方法，以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问答之间，思想深邃，充满睿智，发人深省。这组颇有深度的跨文化对谈，也凸显了东西文化汇流的趋势。　南怀瑾先生关心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大业，一生致力于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以望九高龄，仍奔走各地，建立学堂，讲解传授，为弘扬、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尽心尽力，其成就贡献，举世称誉；其执著精神，感人至深。近几年来，彼得·圣吉开始接触中国的儒、道、佛思想，并且多次拜访南怀谨先生。二○○三年至二○○六年间，彼得·圣吉及其团队四次拜会参议南怀谨先生，本书收入的正是南怀瑾先生与彼得·圣吉等人的访谈对话记录。内容涉及禅宗的修持方法，以及生命科学、认知科学等，问答之间，思想深邃，充满睿智，发人深省。这组颇有深度的跨文化对谈，也凸显了东西文化汇流的趋势。

文化翻译是刘宓庆翻译思想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属于其翻译学构架中价值论的研究范畴。作者对文化翻译系统和科学的探讨还表现在：宏观上，探讨了文化翻译理论的四大课题：语义的文化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文化翻译表现论、翻译与文化心理探索等；微观上，对文化意义进行了层次性的分级，结合语言对语言文化异质性进行了探源，探讨了文化意义的获得形式。本书共分八章，包括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语言中的文化信息、文化翻译观念探新、文化与意义、语义的文化诠释、文本的文化解读、翻译与文化心理探索、文化翻译的表现论。本书的一独特之处作者对文化翻译研究的探讨有着深刻的哲学基础。

文化改变生活，国学丰富精神。2004年以来，南怀瑾先生在上海、海南等地对知识界、工商界、传媒界作过五次重要讲演，内容包括东、西方文化发展的走向，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当代人文教育的现状与对策，中国传统文化与工商经济的关系，现代传媒业对社会和文化传播的责任，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品格修炼和读书养性等方面所作的思考和见解。这些演讲，浅显易懂，思想深邃，充满睿智，发人深省，是南先生一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及西方文化所得之精华返哺，体现了一位长者和智者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深切关怀和殷殷期待。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以后被列为儒家的六种经典之一，因此称为《诗经》。《诗经》共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为民间音乐，包括十五国的地方民歌；雅分大雅、小雅，为宫廷之音，绝大多数是西周诗；颂为宗庙祭祀之音，分商颂、鲁颂、周颂三个部分。《诗经》反映了春秋中叶及其前五百年（前11世纪至前6世纪）中国古代的风貌、政治生活、民间习俗、经济制度及其生产情况。这些诗以四言为主，普遍运用了赋、比、兴的表见手法。赋即直抒其情，比即借物言志，兴即托物起兴。后人将风、雅、颂、赋、比、兴称为“诗之六义”。

《周易》是中国最早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儒家尊之为“群经之首”，道家崇之为“三玄之一”。此书产生的历史，充满美妙的神话传说，向来令人神往。其探赜索隐、玄思宇宙的深奥哲学和象数图式，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令古今中外不少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术数家为之倾倒。《周易》蕴涵着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受到普遍推崇。思想家们看重其大化“流行”，阴阳“对待”，日新“生生”的哲学理论，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称之为“辩证的宇宙代数学”；政治家们推崇其“崇德广业”的政治开拓意识，“居安思危”的时代忧患意识，“顺天应人”的社会改新意识，视之为打开宇宙迷宫之门的金钥匙。易学中的河图、洛书、太极图以及卦气、纳甲、爻辰诸说，为古代术数之学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象数推演程式，发挥了沟通精英文化和神秘文化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