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邱札记》六卷，是清代学者阎若璩考证经史文献所做的随笔札记。各卷内容为：卷一、卷二杂记读书考论，包括抄纂他书、考证经史、训解字词、详辨地理水道、传授读书方法、评论诗文优劣等，卷三专释古书中的地理问题，卷四上为策、跋、序、启、哀辞等，卷四下为丧服翼注、补正《日知录》，卷五为书信，共173通，卷六为诗赋。该书内容丰富，学术价值巨大，对研究经史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很有帮助。此次整理，以乾隆九年眷西堂刻本为底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为校本，并将吴玉搢、华玉淳、阮葵生、程晋芳等各家批注、校语以注释形式予以誊录。书末附有佚文、墓志、生平资料、重要序跋、引书来源索引等。

《明臣奏议》于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奉敕编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编成，并奉谕写入《四库全书》，及交付聚珍版处排印。但该年十月清高宗阅后认为书内编次不按年代、体例乖舛，而且校核疏失，排印也不如式。于是令重新修正、排印，主要责任者也分别受到议处。目前人们所见即为修正后的定本。《明臣奏议》主要从《明史》本传内和收入《四库全书》的诸人文集中选录，还包括纪昀等四库馆臣此前选编的《明季奏疏》的内容。《御选明臣奏议》以“资治经世”“忠君体国”为核心，搜采明代慷慨建议、剀切敷陈的臣工疏议，以言见人，以言见政，旨在总结明代教训，为现实服务。书中所选奏疏在明代的奏议总集或经济文编中也多有出现，如《御选明臣奏议》卷一各篇多是自问世就广为流传的名篇，很具有代表性。明中期以后很注重对本朝奏议的汇编，专门的奏议总集、各阶段的奏议集编有多种，而经济文编类的总集中也以奏议为主。但这些书籍一是主题、体例较驳杂，内容选择上随机性大，二是在时段上缺乏有明一代的专集。《明臣奏议》在这些方面弥补了不足。《明臣奏议》于乾隆四十七年成书后，排印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又抄入《四库全书》。其后有闽刻本、广雅书局刻本，皆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翻刻。民国间《丛书集成初编》本又据《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排印。本次校点，以清乾隆间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御选明臣奏议》为底本，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并参校明诸人文集、《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及其他文献。书中对明代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名、地名进行了重新翻译，皆于首次出现处出校说明明代译名。《御选明臣奏议》此前尚无校点整理本，《儒藏》本《御选明臣奏议》的出版，为学术界及明史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可靠又便于阅读利用的文本。

《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附《尚书补谊》《尚书续补谊》《尚书集注音疏述》《尚书集注音疏后述》和外编《尚书经师系表》各一卷，历十三年而成，四易其稿，是江声最重要的著作。伪古文《尚书》经清初阎若璩、惠栋等的工作，已成定谳。依此辨伪成果为今文《尚书》重新做疏，成为学术界的时代需要，于是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应运而生。全书备载书序，除注今文二十九篇外，又取诸书《汤誓》《泰誓》诸篇逸文，依书序补入。注文则辑马融、郑玄等古注，古注所缺，则自为注，伪孔传亦间采一二，疏中则详揭注文出处或注文用意，与注说不同者则存异或者辩驳。注、疏之间则仿《释文》之例注音或辨析字体，故名“音疏”。此书目前尚没有校点整理本，本次整理为《音疏》首次校点整理，选取《皇清经解》咸丰庚申本为底本，以北京大学藏近市居本为校本。校点者曲文、徐阳。

《宋元书景》由清末藏书家缪荃孙编选刊行的影刻本。该本为民国时期江阴缪氏刊本。全书不分卷，内选宋元书影四十一种，分别选取一帧或数帧在版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代表性的书页，依照原样进行影刻或影印，并在版框外记录了所藏机构的名称（如艺风堂、张氏适园、南陵徐氏积学轩、刘氏玉海堂等）。缪荃孙受到中国最早编印的古籍书影图谱杨守敬《留真谱》的启发，所刻书页一字不落，较之《留真谱》已有进步。《宋元书景》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民国年间的古籍书影编纂。

《诗本义》十五卷，是欧阳修在经学方面的代表作。卷一至卷十二，择取《诗经》中有代表性的各类诗作一百十四首重点论析，说解本义；卷十三至十五，则是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讨论《诗经》各类诗作的分类原因、撰作时代及诗序等问题；卷末附有《郑氏诗谱补亡》一篇，是欧阳修根据他书相关资料对郑玄《诗谱》的订补之作。欧阳修首倡探求《诗经》之本义，怀疑毛郑、辨明是非，发疑《序》之端，，开宋代《诗经》学之先。欧阳修，以其大胆疑古精神、求实谨严的态度，“据文求义”，提出以“人情说诗”的诗说理论和“以意逆志”的本义观方法，开始注重从文学方面说诗，同时其说经平实，训诂谨严，为《诗经》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宋代朱熹至清代姚际恒、方玉润等人的治《诗》精神与方法无不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本书为《诗本义》的首次校点整理。校点者为文献研究大家，《诗本义》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整理本。本书以1935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南宋刻本为底本，以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经解》本为校本，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

在以网络空间教学平台为媒介的数字化教学中，教育技术不应成为实施数字化教学的壁垒，而应该为教师数字化教学和学习者个性化学习提供良好，适宜的环境。本研究围绕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外语网络空间教学生态现状，分析网络空间教学生态的影响因子，精准把握学生的心理现状、巧妙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弥补线上课堂中的交流缺失，提高教师的“教学存在感”和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坚持 “基于学生学习效果的教育”的实现路径。

当今社会对高水平英语口语人才的需求量日渐增大，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滞后于社会的需求，口语课程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因此，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提高大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势在必行。本书以培养大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为目标，基于“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的理论，以听促说、听说一体，对有效提高大学英语听力能力和口语能力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深入探索。主要内容包括对二语习得理论流派的评述，“听”“说”能力的具体内涵和培养的理论问题，我国英语专业听说教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听说能力培养的核心问题，“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理论上的“听说一体”教学原则，以及听力和口语子能力的习得与测评。

本书包括北宋学者司马光的四种著作：《孝经注解》《温公易说》《司马氏书仪》和《家范》。司马光以史学、政事闻名，实际上他在儒学上亦有所成就，是朱熹所称道的北宋“道学六先生”之一。本书所收四部著作便是对《易》《礼》《孝经》等儒家经典的阐释发明，既有对经典本身的解读，也有基于经典的经世致用之作，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司马光的学术成就和儒学发展的历史。其中《孝经注解》一卷是就《孝经》进行发明。《孝经》一书自唐玄宗以今文为定颁行御注，《孝经》古文几废。司马光于秘府得见古文《孝经》，作《古文孝经指解》，范祖禹又据《指解》本经文作《古文孝经说》。校点者为复旦大学赵四方、井良俊先生。《温公易说》是司马光对《易》的解释。司马光解《易》唯以儒家中庸思想立说，推本天地之道，归之于仁义礼智信。其解多不袭前儒旧说，在北宋《易》学自成一家。此书并非《易》之通释，每卦或释三四爻，或一二爻，亦有全卦无解说者。本书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刘保贞先生校点。《司马氏书仪》与《家范》则皆与“礼”有关，是司马光植根于《仪礼》等经典，又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结合，提炼总结出的礼仪程式与礼教规范。《司马氏书仪》十卷，内容以日常礼仪为主。其书一则依据经典，考订精审，二则参酌古今，易于实行。因此撰成之后深受欢迎，影响较大。校点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焕君教授。《家范》十卷，“取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法，分十九门，编类训子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为历代推崇为家教的范本，从家庭伦理出发，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治家原则以及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之道。整理者为江西师范大学万义广、李倩及南昌工程学院温乐平教授。

有很多原因让中国古代的人们提笔书写自己：让亲人知道自己的近况，记录旅行中的经历，为自己辩护、抱不平，表达对个人能力的骄傲或对生活的失望，抑或解释著书立说的缘由。许多写作者会用幽默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缺点，而那些为子孙后代写作的人，则往往采用严肃的语气。一些人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另一些则用散文。此书选取了西周至清末3000年间50位作者的关于“自我书写”的作品，分列在29个话题之下。这些作品讲述的故事，往往生动且引人入胜。它们的作者包括男性和女性，既有名垂青史的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有些相当简短，另一些则要长得多。这些作品将引领读者走近他人的世界，并激发大家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包括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他人的联系、家庭生活的情感基调，以及各级官员的关心照顾，等等。每个话题均有一篇导言和拓展阅读书目，可以帮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

《木钟集》以《论语》《孟子》《六经总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近思杂问》和《史》各一卷。当时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已经撰成，但犹为私家之书，尚未成为官学，故陈埴仍从古本之例，解说《大学》《中庸》仍置于《礼记》之中，未单独条例。《史》论仅涉及汉唐，则是因为伊洛之传不以史学为重，偶然及之，并非专门论述。全书体例均先设问，后回答。卷首自序，称取《礼》“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间者如撞钟”义，以“木钟”为书名。此书独守朱子之说，可备研究朱子学作参考。本次整理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元吴氏友于堂刻本和明弘治十四年刻本为校本。是首次校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