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名为“偶语”，即偶然说说，正像“随笔”之随意写写。说的，写的，多是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不限题材，不拘一格，不计短长，琐碎平凡，毫不新奇。但往往把重点摆在“感”字上。这“感”，就是作者对问题的理解，对事物的判断。

编辑推荐：本书共分为三部分：1、分类总目；2、书名索引；3、著者索引。分类索引按经、史、子、集、丛书、方志分为六部。其中小类基本上沿袭原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分类表，个别类目作了变通。书名索引和著者索引按首字笔画多少排列，尽量兼顾第二、三字笔画。书名索引严格按书名排列，同书而由不同作者撰写之提要，或有相互发明处，则一并收录。著者索引中同姓名者不另出。

《武经七书》是我国古代官方校刊颁行的一部著名的兵书选本，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军事教科书。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 四月， 宋神宗为适应军事教学和训练的需要，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 《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校定后的七部兵书，起初并不是一部书， 也不称“武经”， 而是到南宋时才被正式以“武经七书”称之，并且逐渐被看作是一部书，此后历元、明、清而长期不变。《武经七书》集中了我国古代兵书的精华，被自宋以后的历代统治者视为武学经典；至于宋以后的历代名将和学者， 更将《武经七书》视为必读必研之书。历代为之作注或疏解者竟 达六十余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宋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张居正的《武经七书》、李贽的《七书参同》以及清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等。这一现象，说明《武经七书》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经七书》北宋刊本已不可见， 现存南宋孝宗或光宗时刻本，原藏清季湖州陆心源丽宋楼，后流入日本；国内有张元济等人编印的《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宋本《武经七书》校勘精审，极有版本价值。 为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原着，本社特约请部分学者， 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武经七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版本，对原书进行整理和注译。各书之排列顺序，依成书年代早晚而 略有调整。注译时， 除《唐大宗李卫公问对》因篇幅太长而按段注段译的体例处理外，其余一律按篇注篇译的体例处理。原书中明显的讹误之处， 由整理者依据其他版本作了改正。

我与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简在毫潜大季擅屋史系业兼修考古人颊攀系裸程。其峙，矗大此雨系中之老师多是放一九四八年来皇潜前轨教龄北京大擎舆清苹大季者，有数位且是二十舆三十年代即在雨校任教的，也有数位在那峙转雨校研擅者，所以他俩是鄂先生在北大（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的老师或同学，有数位又是鄂先生在中研院史A所研究室（一九四0至一九四二年）的同事和朋友。

《经典常谈》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的需要：第一是初学者，对初学者特别有用，因为所讲都是最基本最精要的传统文化知识。第二是对已有一定文史基础的读者，也有很大用处，因为它指引由此循序而进的学习途径与方法。三是对学已有成的读者，也有很多的用处，因为这是作为一代学者朱自清对传统文化典籍研究的一个总结。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衡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刻本最称美善，而此次为便于非文献专业的人士阅读，以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对全书进行了统一规范的标点，采用简体横排的方法重新刊印，诚为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举。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故事在我国古代民间颇为流行。宋元时代即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国剧目达30多种。元代至治年间出现了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元末明初罗贯中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结合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120回本《三国演义》。罗贯中1330年-1400年之间，名本，号湖海散人，明代通俗小说家。他的籍贯一说是太原今山西，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不可确考。据传说，罗贯中曾充任过元末农民起义军张士诚的幕客．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他还创作有《隋唐志传》等通俗小说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戏剧。《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三国演义》刻划了近200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他的义气是以个人恩怨为前提的，并非国家民族之大义。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视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全书的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简洁明快，气势充沛，生动活泼。《三国演义》带来我国历史小说创作的热潮，它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在我国已家喻户晓，妇而皆知。《三国演义》的版本很多，主要有：明弘治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文字粗朴，内容平易；《三国志演义》，清毛宗岗增删评点本，约成书于康熙初年，该本在社会上流传最为广泛。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出版。

《国学研究（第7卷）》为综合性学术性刊物，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介遵实事求是的学风，鼓励在学术问题上大膽探索，努力创新。本刊登载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论文，距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各学科的专题研究并重。内容涉及以下学科：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代文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代史、近代史、史学史、敦煌吐鲁番学、思想史、哲学史、宗教史、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军事思想史、科技史、美学史、伦理学史、文化史、考古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等。

本书收录《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中国儒家的主要经典，将它们进行全面注译，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研究与学习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经典。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上面是火而下面是泽，火炎上而泽润下，象征“违逆隔膜”；君子观此卦象和卦名，便观察研究事物，综合其中之同而分析其中之异。

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公之于世。国家为了制止珍贵文物继续流失，把馀下的敦煌遗书交给京师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管收藏。1922年，陈垣先生主持整理《敦煌劫馀录》；1929年，胡鸣盛、许国霖先生对这些敦煌遗书继续整理、编目，作了大量工作。国家图书馆的这批敦煌遗书，部分曾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公布，但缩微胶卷有不少不足之处；部分从未公布，不为人们所知。今天全部公之于众，给世界文献宝库增添新内容，意义非同寻常。新中国成立后，1982年，国家制定古籍整理规划，大规模、有计划地对中国古籍进行全面评估，制定规划。佛教、道教古籍也在规划之内。先着手编订《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万多号敦煌遗书中，绝大多数为佛教典籍（汉文以外，尚有藏文等其他文种），有很多为历代藏经所未收。《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下编已决定收录这一部分珍贵资料。我们自己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建立新国家，首先应该发展生产，然后才是文化建设、思想建设。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时期首推汉唐。汉朝建国七十多年以后，经过四代人的努力，创建了灿烂的汉代文化。唐朝盛世号称“贞观之治”，当时主要在于恢复生产，真正富强是在唐玄宗开元时期，也经历了四代人的努力。清朝的文化经历厂顺治、康熙、雍正三代，繁荣在乾隆时期，近百年之久。新中国建立刚五十年，目前我们正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转折时期。二十一世纪将是经济有长足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民族统一大国取得成效的时期。我们继往，继的是五千年文明灿烂之往；我们开来，开的是五千年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未来。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迎接二十一世纪，为创建新文化准备充足的思想资料。只有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才有可能摆脱前人的局限，吸收占今中外前人的一切有价值的遗产，敦煌遗书的佛教文化当然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事敦煌学研究的研究者遍布于全世界。外国学者中也不乏有成就的专家。今天看来，研究中国的文献资料，参加者不嫌人多，但外国学者同中国学者比较，必然受到一定的局限，他们对中国历史、社会、风俗民情毕竟隔了一层。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研究，前几年人数较少，国内的外部条件尚不完备，无形中显得不及外国热闹。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教育制度改善，我国涌现了大批有才干、有学识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又有现代科学的训练，有对祖国文化的爱国热情。从近十年来已发表的学术论著来看，中国学者从事敦煌研究已形成群星灿烂的学者群体。各种学科门类齐全，著作的质和量都已达到相当水平，有些领域已超过外国专家学者的造诣。建设中华民族文化，主力军只能依靠中国人自己，客卿有他们的优势，可以备一格，但不能任主力，外国学者根据他们的兴趣，依托有关财团资助，可以完成某项课题，但他们没有建设中国新文化的任务，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也难以被他们接受，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