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著《古书句读释例》一书，针对古书断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分误读的类型、贻害、原因、特例等几个方面进行归纳、举例、评述。作者对误读的类型剖析尤详，将经典例句的多种注疏逐一进行列举、对比，最后判明是非、取之以理，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古书句读的基本原理。书中例句全都来自《诗经》、《礼记》、《尚书》等古代经典，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古文字功底，旁征博引，简洁畅达地游笔其中，立论精深，条理清晰，使该书颇具可读性。<

本套丛书的初编精选了我国古代重要的典籍30多种，分为20册，涵盖了哲学典籍，文学精华，军事韬略，蒙学读物以及人生智慧等五个类别，入选的作品都是我过传统文化精华中的精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凡风采。这套丛书面向大众，一方面选择了和当今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同时力求以浅显简约的文字对所选文本进行注释翻译，并配以生动活泼的图画，帮助读者领会其中的意韵和精神。这套丛书的整理解说凝聚了大批专家学者的多年心血，在充分吸收当进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又尽可能融入自己的解会，很多地方体现了选编者的独特体会。

丛书第6辑：本书共十五卷，五百余篇。内容涉及天文舆地、金石钱币、诸子学术、佛藏道书、宗教信仰、名物典制、乃至小说笔记、风俗节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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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孟子选注》注释，基本上采用焦循的《正义》，但不墨守旧说，也从有关方面的说法斟酌去取；总之，要求文从字顺，尽量争取表达原文的真实意义。例如：“国君进贤如不得己”，采用黄宗羲《孟子师说》；“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采用章太炎《新方言》。为便利爱好古典文学而接触文言机会较少的一般读者，注释使用通俗语言，力求浅近。但因古今语言变化很大，很难对所有词句都能找出相当的话恰发地对译出来。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本书收入了有关易学研究的学术论文37篇，包括“论《易》学的全型发展”、“《周易》断辞所蕴含的思想”、“清代学者焦循独特的易学构架”等。

传奇是深为世人喜爱的一种小说体，它始自唐代裴鉶所撰短篇小说集《传奇》，多以神怪、剑侠、爱情为题材，是宋以后历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主要样式，常为后世说唱和戏剧所取材。本书较为全面系统和具体地介绍了唐人传奇由兴起直至衰落的演变过程，进而归纳出它在各个发展时期的特点，探讨了唐人传奇的基本性质及兴盛和衰落的原因，对于传奇的思想性、艺术性亦多有阐发。书后附《今存主要作品创作年代简表》及《明清丛书所收传奇集作品简表》等资料。全文内容深入浅出，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普及读物。<

对国外汉学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在其恢复和重建中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学术现象？如何把其放人中国学术的流变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分析？如何提高我们对这一学科研究的自觉性？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作为一门学科，汉学诞生于19世纪，但汉学的滥觞则可远溯至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前后。而法国成为早期汉学的研究中心，当以1684年路易十四向中国派出第一个数学家传教士使团为标界。众所周知，那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研究是与现实紧密结合，并直接服务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的。只是到了19世纪，情况才发生了转变。19世纪上半叶，中法关系相对冷漠，导致“汉学家”不再到中国进行实地研究，中国文化逐渐变成一种“古代文明”，失去了现实意义，成为学者们书斋里、案头上的研究对象。而自19世纪中叶起，历来以“天朝”自居的“大清帝国”国力衰弊，无法抵御列强的入侵。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加速了中外关系史上第一次文化位势的逆转，中国文化遂在欧洲人心目中成为一种弱势文化。

《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读《论语》必兼读注。历代诸 儒注释不绝，最著有三书。一、何晏《集解》，网罗汉懦旧义。又有皇侃《义疏》，广辑自魏迄梁诸家。两书相配，可谓《论语》古往之渊薮。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学家言，大体具是。三、刘宝楠《论语正义》，为清代考据家言一结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宋以前人读《论语》，大率必读此书。明清两代以朱注取土，于是读《论语》必兼读朱注，已八百年于兹。朱注不能无误，清儒考据训诂之学度越前人，朱注误处均经发正。而清儒持汉宋门户之见过严，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异，转复失之者。其所驳正，亦复众说多歧，未归一是。又考据家言，辞烦不杀，读者视为畏途。故今社会流行，仍以朱注为主。 民国以来，闽县程树德为《论语集释》，征引书目，凡十类四百八十种，异说纷陈，使读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归趋。搜罗广而别择来精，转为其失。故《论语》虽为一部中国人人必读书，注《论语》者虽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则仍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为《论语》作新解，事有两难。异说既多，贵能折衷，一也。《论语》距今两千载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刘氏《正义》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时代变，人之观念言语亦多随而变。如何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二也。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难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几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套，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轨，亦具微衷。抑如未注，义诂事据，多本汉儒，亦不逐一标明。惟引宋儒之说，始必著其姓氏，以见其为一家之解。余书非欲成一家言，仅求通俗易诵览，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倘读者必欲追寻本原，则上举三书与程氏之《集释》具在，循此踪迹，宜可十得七八。纵欲掠美，实亦无从尔。抑余之为新解，亦非无一二独得之愚，越出于先儒众说之外者。然苟非通观群言，亦无以启发新知。众说己见，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烦径渭之再辨。且作注加筌蹄，意在得鱼兔。鱼兔既获，筌蹄可弃，故亦不一一标出也。本书最先属稿在1952年春，当时力求通俗，专用白话。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复悔之。意谓解《论语》，难在义蕴，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话，阐释宏深之义理，费辞虽多，而情味不洽。又务为浅显，骤若易明，譬如嚼饭哺人，滋味既失，营养亦减。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较可确切。虽读者或多费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杂少闲，乃遂搁置。 嗣于1960年赴美讲学耶鲁。课务不迫，乃决意改撰，获成初稿。自美归后，又络续修订，前后三年，粗没于定。惟体例则一仍最先之旧。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释，又次综述一章大旨，最后为《论语》之白话试译。全书篇幅，当不出三十万字。其果可以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归于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谨以待读者之审正。 本书取名新解，非谓能自创新义，掩盖前儒。实亦备采众说，折衷求是，而特以时代之语言观念加以申述而已。然众说势准备列。程式《集释》篇幅逾两百万字，而犹多遗漏。本书所采，亦多越出程书之外者。然若专举一说，存以为是，又使读者不知有古今众说之异，亦无以开其聪明，广其思路，而见义理之无穷。且一说之是，初不限于一人之说。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当兼采三家四家之说斟酌和会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众说，凡所采摭，理当记其姓名，详其出处，一则语见本原，一则示不掠美。然就读者言之，则贵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论语》之本义。大义既得，乃加沉潜反复之功。若注文一一称姓名，列篇题，又势必照录原文。原文义旨未尽，复须重加阐发。遇折衷诸家，则必条列诸家之说于前，续加融贯之文于后。此可以显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实无益于读者之精契与密悟。……

《论语》和《老子》是中国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元典，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初阶。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采用编、译、注、释的方法，力图用现代的观点加以诠释。希望通过本书的工作，让老子和孔子尽量以本来面目鲜活起来，让经典阅读变得稍微容易些和有趣些，为推动文化经典的阅读尽一点微薄之力。《论语》和《老子》作者多年来从事文化经典导读的教学工作，写作中结合人文教化的时代宗旨，注入了自己深切的体会。本书可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教材，也可作为公共读本供有兴趣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