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211工程”项目。本书介绍的“敦煌诗歌”，指的是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诗歌，介绍的重点是唐五代时期，书中把敦煌诗歌分为五类介绍，即：文人诗歌、释道诗歌、民间诗歌、乡土诗歌、王梵志诗。

闻一多，同画家而诗人，由学者而斗士，他义无反顾，献身真理，汇通中西，融合古今，独立思考，开拓创新。从追求真美起步，到为美理想献身，他在风霜刀剑中身体力行，刀犁笔耕，终塑造了独立不阿、刚毅纯真的人格塑造 了一个大写的人的真实形像，实现了对美的的追求与创造，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悲怆壮美、可歌可泣的生命史诗。 闻一多生于世纪之交，滋养于中华古楚大地，沐浴于欧风美雨之中，正处在中西文化古今传统猛烈碰撞之时，他站在时代 的前沿，怀着振兴中华的使命感，集多种品格、多种才华于一身、思考，探索，追求，创造，为他心爱的祖国和人民留下了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闻一多，学者型的艺术家、诗人， 诗人、艺术家型的学者， 诗人、艺术家和学者型的斗士。 他是一位普通平凡的公民，却也是一位名辽可以列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序列的大写的人。

曹禺先生已经走了五年了，时时刻刻我都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一位相濡以沫的老伴。然而，曹禺的戏经常上演，他的剧本也不断地出版，这，又使我觉得他没有走，他写的戏剧在延续着他的生命。　曹禺先生写戏真是严格极了，一个细节，一句台词，甚至一个字，也要反反复复仔细推敲，真可谓呕心沥血。他的《雷雨》构思了五年才落笔。因此，他的戏，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重庆，他的《蜕变》上演了，国民党横加干涉，并打出蒋介石的牌子要他修改，曹禺就是不改，并对来人说：搞军事，委员长是专家。要听他的；搞戏，我是专家，要听我的。把来人顶了回去。曹禺先生觉得，创作是一个作家反映现实的神圣职责，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　有人批评曹禺写的戏太少，他也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剧本通苦不堪。尤其在晚提，他总痛悔自己不够勤奋，浪费了大好的岁月。而其实他这一辈子从没有停止过创作。即使生病住院，仍不停地构思，不停地撰写，又不停地撕掉，他对自己十分苛求。永远不能对自己满意，总为自己没能多留下一些作品给他的读者与观众而遗憾。

《边缘与暧昧》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文化心理、文学关系、城市文学的叙述形态、文坛特点、文艺批评，以及文学作品等进行了探索。

《中国历代文论选（1）（繁体版）》是在一九六四年版《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基础上经过较大修改、增补，编写而成的，由郭绍虞主编，王文生任副主编，钱仲联参加校订全书并担任部分编写工作，顾易生参加阅读垒稿，李庆甲、张海108担任先秦及近代主要部分的编写工作，王文生、田念萱、黄屏担任两汉、魏晋南北朝及明、清部分的编写工作，顾易生、蒋凡担任隋唐、五代、宋、金、元部分及部分近代的编写工作。

《谈艺录》是杰出的古典诗话作品，也是钱锺书除了《管锥编》以外最为重要的学术著作。主要对中国近体诗进行广泛批评。钱锺书既继承了传统诗话的长处，同时又广泛汲取欧美文艺思想，行文优美，引文繁富，多所创见，其中类似“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打通精神；“唐诗以丰情神韵擅长，宋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学术观点，都在学术界脍炙人口，广为传诵，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渊博和睿智。书中关于江西诗派和元好问的关系、阮大铖的评价、钱谦益的作伪及王渔洋的浅陋疏忽等考证都深见作者考据功力。其旁征博引，对典籍之深得精髓，信手拈来，更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学养。 《谈艺录》是开掘不尽的宝藏，但它属于阳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对读者和研究者文学功底和思维能力都要求极高。

妈妈热情的天性一度被迫掩埋，拂去尘埃仍然恣意奔放。从二十八岁到八十一岁，生活的残酷和凛冽并没有摧枯妈妈温婉细腻的女性情怀。向她回眸的读者，静下心来倾听她的娓娓细语，审视她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将深深体会到那个时间段所饱含的沧桑。社会对妈妈的所有碾压、打击也重不过我在“文革”中要与妈妈划清界限的那一击，后来很长的日子里，我都 想加避这一问题，想给自己找到解释。但我的良好 明白，这里没有解释，什么解释都是苍白的。我已经做了失去人性的事，越找解释，就截止见人性的残破和丧失。我一向认为自己善良，乐善好施，菩萨心肠，却对自己的妈妈施下最恶、最无人道的丑行。我一向奉行“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处事之本，“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事这道，为什么没有实现在自己的妈妈身上？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社会可以不了解我妈妈，我不可以说不了解我妈妈。我那时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辨别？为了在社会上、在组织中得到别人对自己的一点点的信任，不惜伤害自己的母亲；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先革了自己亲人的命，不能因为此种情况在“文革”中比比皆是，就姑息开脱自己。如果人人都能有不泯灭自己的良知和良心的定力，“文革”的灾难就远不了会达到这样的深入和广泛。

《美文》建刊已经百期，这一天应是我们的节日，热闹得如过小儿的满月和给大人祝寿。但华灯结彩、四方来贺于满月里的小儿是浑然不觉的，于寿诞的大人则是待客的忙活，搞不清了祝寿是他欢乐还是让他受累。八年了，纷乱的生活留下了整齐的百册杂志，生命是一杯苦涩的酒，每一期杂志都是嚼不尽的下酒菜。 在我的感觉里，女儿在幼时，我每天半夜回家，女儿已经睡了，脱鞋时看见客厅一大堆大人鞋中的那一双小小的皮鞋，心里就充满了温馨和爱怜。而女儿长大了，上学了，女儿带给我的却是养活她的沉重的负担和培养她的重大责任。《美文》创刊在1992年9月份，当时的散文创作并没有“热”的局面，相反，倒显得几分冷清。自70年代末开始逐步繁荣的新时期文学创作，诗歌和小说都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探索与实践，惟独散文领域一片落寞。散文写作成为了小说、诗歌的附庸，报刊上的散文栏目仅成了一种文体的点缀，似乎是有一些职业的散文家，都知道他们著名，却并不清楚他们到底写了些什么。敢不敢创建一份散文杂志，许多人在质疑和反对着，空白使我们有了机遇，空白的恐惧也像影子一样拖在我们身后。独自的夜行人要大声歌唱着为自己壮胆的，于是创刊的第一期上，我们将“大散文’的字样赫然写在封面上。我们的本钱是杂志社的骨干人员，都是资深的编辑，更都是在当地颇有了声望的作家。提出“大散文”的观念或许在名称上并不完满，但绝对是面对了当时的散文困境，不满了对散文现状的沉沦，企图突围，引导写作，改造读者的一种共识。我们清楚，我们不是理论家，也不是要哗众取宠为刊物的生存而恶炒，只是以我们的能力做转化，就像把虫子要变成蝴蝶，把种籽要变成大树。可以说，“大散文’并不只是一个口号，它也是我们编刊的指南。 正因为我们人微言轻，是外省人办的外省杂志，一锅水在别人早烧开了，我们却得费多得多的柴禾，甚至是黑烟腾腾地冒了半天才澎起焰来。我们的工作首先在于对散文门户的独立，属于小说的还给小说，属于诗歌的还给诗歌，这样的工作不是将散文弄得纯而又纯，恰恰相反，却是要扩大散文的境界，拓展散文的路子。这些问题如果现在看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当时走每一步却十分艰难，且引动了散文界激烈的争论。有人在嘲笑我们：《美文》上的文章就都是大散文吗？我们在做屋基的时候是不能说我们做了房子，但房子一旦盖起来，我们可以说屋基就是房子的一部分。我们前前后后开辟了各种专集，比如海外作家的，国内地域性作家的，某一个门类的，某一种题材的，竭力打破所谓专业散文家的圈子，竭力打破所谓文化人的圈子，不管什么人，不管哪一类文体，只要文章写得好，我们都吸纳，使散文不再成为专业散文家的象牙塔和文人的精神后花园，让它更有时代感和生活实感，宁愿粗糙，不要矫饰，敢不迎合，包括政治的、世俗的和时髦流行的，一定要激情和鲜活。我们办的是平民杂志，办刊的过程却使我们精神高贵，在如何建设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散文写作，如何对散文文体做重新审美。我们有过喜悦和困惑，当其主张和实践逐步得到了写作者和读者的普遍认同与支持，又被许多报刊遥相呼应后，我们方明白一个杂志越是有灵魂，越是能独立，越是有独立性，越有援助的道理。（节选）　贾平凹2000.8.25　西安

1981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先生编选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书中收录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这是大陆读者和文学研究者首次知道夏济安的大名，知道夏济安在鲁迅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但是，迄今整整十八年过去了，夏济安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等更为广大的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和突出贡献，却仍不为大陆读者所知，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

如果《大话西游》的台词令你吟念千回；那你在聚餐时侃侃这些词条，定让一桌子人喷饭不止，浪费了一桌好菜，不过，光笑也就够你“笑不完兜着走”，没准还会传染给上司们。书中绝大部分的词条源于“痞子大师”王朔的作品，大部分与王朔有关的事情解释清楚，不仅有趣而又新颖，机智、诙谐而幽默，而且它的现实性，往往能够见人所未见，想人所未想，言人所不敢言，总能一针见血，一下子说到大伙的心里去，耐人寻味。调侃中每每令读者忍俊不禁，大叹“妙！妙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