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专利制度的历史沿革为切入点，阐释了创造性从无到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创造性高度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书中不仅介绍了创造性判断的一般规范，还通过大量案例讨论了创造性判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最后结合审查实践提炼出的经验给出了创造性判断中的三种思维方法，并通过实际案例介绍创造性审查意见撰写的注意事项，可帮助读者更好地从“道”和“术”两个层面理解创造性判断的实质和核心要义、创造性判断在专利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创造性与其他可专利性条件之间的内在联系。

随着国际商事交往的发展，国际商事争议的解决机制日益引起关注。包括国际商事调解、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商事诉讼等各种争议解决方式在21世纪均焕发出新的生机，但也面临新的挑战。本书主要围绕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展开研究，尤其重点介绍中国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实践中的新发展。近几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商事争议日益增多，中国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商事仲裁机构和法院在解决国际商事争议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政府积极签订《新加坡调解条约》、允许外国仲裁机构在中国从事仲裁业务、打造仲裁友好型司法环境、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等。这些措施高效解决了国际商事争议，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为我国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保驾护航。

概括条款在民法中的发展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径。如今有典型概括条款之称的民法典诸条款均不具备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功能。概括条款是包含不确定法律概念，并且是作为民法所调整的“陌生人领域”以及“特别关联领域”这两大领域的兜底性规定。概括条款与民法典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裁量条款、空白规范以及目的规范均不相同。它是民法典中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相并列的一种法律规范，具有连接法典内外的功能。在价值上，概括条款是民法社会化、民法实质正义以及授权法官造法的规范基础。在法学方法论上，概括条款属于“法内漏洞”的范畴，具体来讲属于授权式法律漏洞，在适用位阶上劣后于类推、目的性限缩以及目的性扩张等漏洞填补方法。概括条款的适用必须遵循“个案裁判—案例群形成—类型建构”的类型化方法。具体而言，可以区分为两条路径：一是以指导性案例作为基础案例来建构案例群，进而抽象出像法律规则一样的明确的类型；二是要对普通案例进行归纳整理形成案例群及至类型，产生《民法典》第10条意义上的“习惯法”，二者均可以成为法官直接援引的“替代性构成要件”。最后以“权利滥用”这一制度的产生为例，全面展示概括条款案例群的形成过程。

一、本书的学术创新思考 1．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对现代国际法治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哲学思辨与重构，创新拓展了研究现代国际法治基础理论问题的学理视角。“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正引领世界各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公平、开放、合作、全面、创新及可持续的义利观、发展观与安全观，逐步形成一个内容科学、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也必然要求并指导现代国际法治基础理论体系的创新建构。 2．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探索思考更加公平合理国际法治秩序与理论建构中“法治”与“德治”融合互动的内涵、价值、原则与机制等，初步探讨了优化全球治理的基本模式和国际法治运行的基本方式。要引导国际社会协同建构更加公平合理国际法治秩序与理论体系，理应采用“德法并施”的治理模式，引领国际社会协同建构“国际德治”规则和理论体系，合理衡平其与现行国际法原则规范体系的关系，探索推进“道德”与“法律”融合互动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奖惩激励机制等。 3．从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理论和当前社会存在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其他不良现象等法治理论与实践出发，创新提出了“系统责任”应是推进更加公平合理国际法治秩序与理论建构的核心元素，在责任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应当形成和强化“系统责任”维度，包括法学教研的引领责任，立法规则的衡平责任，行政执法的管控服务责任，司法的公正裁判责任，企业的社会发展责任，公民的社会主体责任，营造社会个体或组织自觉主动担负社会主体责任的大环境等。 4．从物质与意识关系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量子力学等现代物理学核心理论出发，对现代国际法治思想理论的主观属性进行了质疑和认知客观性的重构，进而论述了更加公平合理国际法治秩序与理论体系应有的问题意识和场域思维。 5．立足于全人类大数据、云计算与信息网络化时代的现代科技实践发展，探索提出了现代国际法治基础理论教育研究的思维转进与机制改革的方向路径，应遵循全人类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回归国际法治基本常识和以思维之革新为先导，逐步实现由“传统问道”→“现代悟道”、由“移植借鉴”→“自觉建构”和由“知识垄断”→“群众话语”等革新转进。

《中国文化管理研究》（第三卷）是一部探讨中国文化管理的论文集。该书围绕文化理论、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管理、文化意识管理等问题，不仅有针对文艺社会效益的历史研究、文化工业与管理辩证法的探究，也有学界 关注的符号理论下的元宇宙、汉服生产模式的文化、短视频叙事研究、文化艺术经济困境的突围等热门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从不同的方向探讨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重大理论与实践，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管理发展的有效模式。

本书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良法善治之法治中国的时代课题，顺应新时代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法理基础解读，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理基础。维护国家统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目标，促进民族共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含义，增强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实现发展共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求，推进良法善治是铸牢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保障。

本书以专题为形式、以实务问题为导向、以全面的实务观点归纳和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为方法，对共同犯罪案件认定中常见且疑难的十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这十个问题分别是：共同犯罪行为的认定、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共同犯罪中实行过限的认定、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雇佣犯罪中的共犯认定、黑恶势力犯罪中的共犯认定、毒品犯罪中的共犯认定和网络犯罪中的共犯认定。本书在写作风格上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司法案例分析和理论分析两方面内容紧密关联。通过对司法案例的分析归纳出相应裁判规则，通过理论分析揭示裁判规则的合理或不合理之处，以为司法实务在将来处理相似案件时提供相应的裁判规则和理论观点的指引。

《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研究》一书秉承市场定价、权利保护的总体原则，分为“司法程序、善意谈判、费率计算”三大篇章，综合国内外最新的立法材料、司法案例、执法政策等，对当前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中较为常见的善意判断、费率计算、地域管辖、劫持判定等核心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本书核心观点为：回归市场定价是解决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的根本之道。此类纠纷更适合通过双方自主谈判或者双方合意下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化解，而非由单方径直选择特定法院、尤其持对己有利立场的法院进行起诉，试图先行制造对己有利之裁判。本书将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填补了此类研究中的空白。

本书系统阐述中华文化“从天文到人文”的人文精神生成逻辑和师法自然的智慧。中华文化有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另一个是“以天为则”。以天为则、师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特征。“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华文化认知中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关系，涉及中华文化本质属性、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等关键所在。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在“天人互动”框架内展开的道德学说。在写作上，本书以《周易·系辞》中伏羲氏创造文化时“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 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而纲举目张，分天、地、诸物、鸟兽四章十六个方面五十五个问题进行阐述。

本书立足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立足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以法治发展为视角，以清晰的历史脉络，运用丰富的、详实的、精心筛选的史料，全景展现1861-2018年间检察理念、制度、机制在武汉地区的演化发展过程，着力将丰富的、真实的、最有特色的、必须留给历史的、值得人们铭记的、能够给予人们启示的、具有精神传承价值的武汉检察史呈现出来。本书贯彻多述少评，力求客观真实的反映历史原貌，尽可能的保存历史细节和原始资料，便尽量的保存更多的原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