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桥畔沿着徐志摩的足迹，“刻意”找寻20世纪20年代的灵感；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为音乐之都的“飘零”而感伤；遍寻卡夫卡和昆德拉的城市，去细读波希米亚渐被遗忘的旧日记忆；看中国电影，下中国馆子，唐人街是心中的“麦加”；在“闲书”与正书间艰难取舍，便有“闲书呆子”无耐而帅真的自白；面对还不清的“书债”，常常不胜惶恐……这些充满浪漫情怀的文字不仅是李欧梵教授一段难忘经历的记载，更是一种激情的证明，一种真性情的体现。本书前言序言《西潮的彼岸》和《浪漫之余》是我最早出版的两本杂文集：《西潮的彼岸》于1975年在台湾初版（我手头存有一本则是1982年第九次印刷的）；《浪漫之余》出版于1980年。现在竟然有机会将二书的部分内容合而为一在大陆出新版，真是我始料未及。现在再翻看这两本三十年前写的旧书，真可谓是“明日黄花”了。我突然想起鲁迅的一篇名文《腊叶》，如果我的写作生涯是一本书的话，这两本书也就是我的人生“大书”中夹着的两片腊叶，虽然表面看来早已枯萎，但内中所包含的却是一股年轻时代的清新热情。也记不清这股热情是如何引发的，可能是最早的一段异国恋史，在经历过程中有感而发。当时台湾的一本杂志《大学生活》委托在哈佛的老同学谢文孙向我约稿，我适在英国剑桥，找寻徐志摩的资料作为论文的一部分，遂写下这第一篇文章《剑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用“奥非欧”的笔名发表，自称为“非小说”，乃故意衍用当时美国流行的一种文类“non-fiction”，将之改头换面，作为一种“自传”的形式。该杂志的编者还特别加上按语，说：“作者饱受西洋洗礼，尤其欧陆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文章中能极勇敢的面对真实，作赤裸裸的自白”，并附以《心路历程》的标题（或者这原是我自己定的题目，而《剑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则是编者所加，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这篇文章和其它两篇《撒而斯堡音乐节》、《奥国的飘零》，连同马森（笔名为飞扬）描写他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法国社会素描》中的四篇文章：被拼凑成一本书，就以我的文章为书名。几年后在台湾纔认识马森，两人提起此事不禁哑然失笑，素不相识竟然也合写了一本书。事隔三十年，现在回想起来，更难描述我写这两本书的文章的个中滋味。诚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只有三十岁（写“徐志摩”文时还不到三十岁），现在从“花甲”之年的视角回顾，已经没有任何激情或伤感，但也不忍自嘲。只想到约四、五年前在台湾台东旅游时见到了一位文学界的朋友，他也人到中年，但比我至少年轻十多岁，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很诚恳地对我说：“我是在中学时代看你的书长大的，不过现在早已不看你的文章了！”意思似乎是：现在时过境迁，早已越过那个时代了。我回答说：“我自己也不忍卒睹。”真的是“不忍卒睹”吗？其实心中对于这些年轻时代的旧文不免也产生鲁迅对待自己的散文诗《野草》的感觉：“我自爱我的野草”（《野草·题辞》），原因可能也相似：现在的我再也写不出来那股激情来了。前晚看法国旧片《广岛我爱》（HiroshinaMonAmour），片中有一个镜头令我特别感动。法国妇人深夜在酒吧和她的日本情人边饮边谈她的第一个爱情故事，突然激动地说：“我那时候真年轻！”这种感觉，人不过半百恐怕很难感受得到。《西潮的彼岸》就是一本“我那时候真年轻”的感情记录。二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浸透了一股浪漫的情怀，这是个明显的事实。可能是因为我受了自己论文题目的影响：为了写《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五四文人的浪漫精神》可作为论文的提纲来读），连我自己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浪漫起来了。于是从徐志摩写到他的英国朋友；从欧游的经历中把自己的飘零心态加在异国文化身上；又从理想的高峰批评日本和香港的现实，当然更把自己的感情信仰追溯到徐志摩和先师夏济安先生（“浪漫的圣徒”）；甚至还为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写了一篇情文并茂但却是莫须有的《上父母亲书》。倒是《父亲的日记》一文（原是为先父李永刚抗战时期的一本日记《虎口余生录》所写的后记，多年后这本日记在台湾出版），写的特别用心，原因自明——我觉得这本日记不但是“家史”，甚至在中国近代史中也该算是一份珍贵的史料。《浪漫之余》继承了《西潮的彼岸》的余绪，又多加几篇半学术性的文章，后来又收在我的第三本书——《中西文学的徊想》中。此次将三本书重新编排成两本，分别为《西潮的彼岸》和《中西文学的徊想》，换言之，《浪漫之余》被腰砍了，内中较富感情或个人意义以及留学读书经验的文章放在第一本书，而将讨论台湾及大陆作家和作品的文章放在第二本书，和有关中西方现代文学的文章放在一起，庶几合乎《中西文学的徊想》的原名的意涵。这样的安排也为了避免重复，其实在三十多年留美的生涯中，我写的中文文章并不多，就只有这三、四十篇，倒是在最近三、四年，特别是自哈佛教职退休后，文章纔多起来，也许这代表了我以文字“落叶归根”的心情吧。在《浪漫之余》原序中，我曾为我早年的“西化”思想和“海外华人”的立场再三辩解，其实这些论调也已过时，在这个“全球化”的“后现代”世界中，“西潮”早已失去当年的历史意义（这原是取自蒋梦麟先生的一本自传书名）。而“彼岸”呢？我指的本来并非中国传统文化，而现在也无所谓“回头是岸”的说法了，即使我将来随妻子归佛，放弃这个商品消费文化的荣华富贵，恐怕“回头”为时已晚了，倒不如把自己早期的作品“立此存照”，或者可以为二十一世纪的“世故”读者带来些许“天真”之情，则予愿已足。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协助此书出版，也是这个作品系列的始作俑者：季进，还有我的妻子玉莹，她非但对于我年轻时候的故事了如指掌（当然是经过我无数次的重述），而且比我更珍惜这些旧作的价值，并鼓励我将之再版，因此我要把这些书——过去写的、现在和将来写的——都献给她，并以此见证我们的感情和婚姻。这就是“浪漫之余”的成果。

由一个小说家来做考据，正是《红楼梦魇》最大的特色，她（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据”，表现出的探索热情及丰沛的想象力，是其他同类书籍中无法找到的。——钱敏《张爱玲和她的〈红楼梦魇〉》如果把张爱玲的一生以1963年为中线，那么张爱玲把她的前半生交给了小说，把她的后半后交给了《红楼梦》。……在文化人中，除了一些“红学”家以外，用整个生命去陪伴《红楼梦》的，怕只有张爱玲一个。——孟庆德《闲话张爱玲》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在我看来，这比她写了很多作品还重要得多。——周汝昌《定是红楼梦里人》《红楼梦魇》是张爱玲旅居美国研究《红楼梦》十年的心血结晶，亦是一部学术考据之作。像张爱玲这样一位作家，用十年时间，对《红楼梦》作如此近乎繁琐的考据，似乎真是“梦魇”一般奇特。不过，喜爱张氏作品的人都知道，她实在与这部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有太深太深的关系，她从小就爱读《红楼梦》，以后每隔几年又重读一次，对，红楼梦》真到“熟读”的程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她少年时代就模仿《红楼梦》写过作品，以后她的写作品如《金锁记》等，意境、手法、语言，都得《红楼梦》之真传。难怪她醉心于《红楼梦》世界的一切，甚至是：“偶偶指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儿，红楼梦》就好了。”《红楼梦》已经这样融入她的生命和生活之中。真是要了解张爱玲，不可不了解这一点。——录自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

2006年刘心武百家讲坛开讲独创“红学”中的“秦学”一时受到读者追捧，也引发了红学界的集体反诘。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这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刘心武。[内容简介]本书是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在CCTV-10百家讲坛中的红学讲座的一个书面结集，也是作者多年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他从金陵十二钗中的秦可卿着手，详细考证了书中各人物的生活原型，复原了《红楼梦》诞生时的时代风貌。刘心武认为：《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当上皇帝，她就是一个公主，贾家因为这种潜在的政治资本，冒险收留了“秦可卿”，并隐瞒其身世。而贾元春原型是曹家当选王妃的一位女性，并且曾将“秦可卿”身世秘密向康熙告发，造成这位落魄公主之死。这就是刘心武一系列“秦学”著作的一个核心内容。[相关焦点]红学家：刘心武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2005年第10期《艺术评论》杂志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话题，发表了四位红学家的文章。比如蔡义江先生称刘心武的研究是新索隐派。他说，老索隐派认定的影射对象还实有其人其事，而新索隐派影射的对象却是虚妄的，比如说废太子胤礽有个私生女寄养在曹家等等。他还说，许多新说轻率立论，言多荒诞不经，全然不见求真务实之心，倒能看出一些人哗众取宠、装腔作势，甚至走火入魔，几同疯语。刘心武：“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刘心武在他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中说，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读者：应该反思“主流红学”　有媒体对8631人做了调查，近八成认为，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都有权阐释《红楼梦》。广州学者陈林还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主流红学家更应该反躬自省。陈林说：“当专家学者将‘学术规范’的锋利矛头指向刘心武时，其实更应该反省有更大影响力的、头顶‘学术’耀眼光环的‘主流红学’。”此次围绕刘心武的争论，专家的驳斥和读者的激赏呈现了一边倒的现象，双方剑拔弩张，当仁不让。分析其情其状，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当今时代是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时代。所以，刘心武的“讲红楼是我的权利”，才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而主流红学家们又能否拥有一个宽容的情怀？（《工人日报》11.12）

本书详细记录巴金老人1973年-2005年间的晚年生活，以翔实的史料、平易率真的文字，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巴金和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巴金的心灵跋涉的历程，折射出一位文学大师的文化创造精神，突显出一个历经磨难仍孜孜不倦探求真理、富有良知的正直知识分子形象。书中所触及和揭示的人生命运、道德理想，均具有广阔而深邃的思维空间。“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空着双手离开人间，我要写，我绝不会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的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这是巴老在《随想录》中的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让读者震撼。本书用半纪传体，通过对巴金最后的32年间的人生临摹，勾勒出巴金最后的生命历程，以此来纪念巴金。

金庸这位江湖上的武林泰斗笔耕下的人物可谓人才汲汲，于是产生了无数的英雄和美女的绝世的爱恋！乔峰的豪情万丈，郭靖的侠肝意胆，扬过的温惋缠绵，令狐冲的放浪不羁……更有众多美女佳人。《金庸人物排行榜》作者通过对金庸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详细分析，将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中近300个人物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由标准的程度高低进行排行，并对每一个上榜人物进行评价和分析，指出各人物上榜原因、排名前后的标准。全书能令读者更好、更多地了解金庸的武侠小说。

序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人，鲁迅的一生是曲折的，也是复杂的，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有两点是要先作说明的，一是我的研究，不涉及鲁迅的私德，也就是不涉及他个人的品德，只看他在那个大的历史时期站在什么立场，起过什么作用。二是我把这一研究，限定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此后鲁迅已兼具革命战士的身份，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还有一个考虑，也不能不说。过去因为尊崇鲁迅，以为鲁迅从来是正确的，把跟他有过争论或对立的人，全贬为落后或反动，这样做太对不起历史了，也太对不起那些曾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个人了。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以“卧虎藏龙”形容三国人才之丰，再贴切不过了。本书集结作者在远流博识网《三国大本营》单元中“草堂新语”专栏文字，依生涯、管理、策划、经营、说话、处事、攻心、决策、用兵、用人、反智等分类，在七十二个主题中撷取三国智慧。例如，从多年前风靡全球企业界的定位理论来看刘备、曹操的形象设计，从青蛙理论来解释诸葛亮舍近求远的北伐战略，从USP广告策略来评估曹操奉戴天子的优劣成败，从马基维利的一段话来探讨刘表的中立态度恰不恰当，从授权管理来看诸葛亮的领导方式，以及刘备、孔明在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件事情上所负的责任。不以考证为尚，不以辩驳为要，却无形中解释了许多悬案，评断了若干是非。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到处可见如此智慧的语言，这也是他能成为一代大师的秘密。本书精选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最经典的台词，内容涉及人生的方方面面，并引入现代观念来作出全新的阐释，让此书更贴近生活，使你得到最大的收益。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他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八十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主要代表作有中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由美国著名汉学家金介甫教授创作的《沈从文传》，是公认的沈从文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作者以谨慎的治传态度。花费极大精力搜集史料，仅资料卡片就多达六千余张；作者还数次来华探访沈从文本人。得到很多第一手资料，并与传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沈从文创作的评述，作者秉笔直书。忠于作品本身，虽推崇却不盲目：对于沈从文的个人生活，一切以史实为证，不猎奇亦不回避。全书行文严谨、观点深刻、内容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史价值。这部以沈从文创作历程及作品阐释为重点的评传，聚焦沈从文在中国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地方主义”立场，以及创作中的地域色彩。以客观审慎的论述。使读者加深对沈从文充满湘西特色的文学作品的理解，并见证这位备受争议的文学大师是如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步步走上中国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真切感受传主所经受的充满苦难的心路历程。

巴金不仅仅是文学家，巴金首先是伟大的道德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他在20世纪的中国，犹如卢梭在18世纪的法国，列夫·托尔斯泰在19世纪的俄国。　萧乾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他晚年的作品和思想“极成熟、极聪明，他们尖锐，但不刻薄，他们深刻，但不生僻，总是那么通情达理，总是那么有理有力有节”。 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30年代初在北平结识了巴金，70年代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