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俄汉词典》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部中型词典。它是应日渐发展的中国与独联体国家合作交流的需要、应我国广大学习俄语和使用俄语的读者的需求而编纂出版的。 词典的编者全部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他们都具备较强的使用语言的能力。在编写这部词典的过程中，他们力求收词多、内容新、释义准确、编排合理、开本适中、字体醒目。经过多年的努力，即将出版的这部词典基本具备了这样一些特点： 收词多 词典收基本词7万多个，外加派生词1万余个，共近9万词。虽然它的词条数量不如大型词典多，但它业已容纳的高低频词及基本词汇完全能满足掌握和使用俄语的实际需要，且由于剔除了一般阅读和翻译中鲜见的生僻词汇，有利于使用者对俄语基本语汇的把握，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具有词汇和语意上的指导作用。 内容新 词典内容丰富实用，且贴近当代生活，首先体现在它充分反映了近10年来俄语词汇的发展和变化：新词新语的产生，旧词陈语的回归和新用，城市俗言俚语的变异，外来词汇的增加，词汇意义运用的变化等。其次，编者在释义和运用例句时，既考虑到当今俄罗斯社会的生活现实，又顾及到中国近年来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变化。再次，词典附录中的国家名称、地名和缩略语等都已准确地反映了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释义正确 词典的编者在中俄文语言对比的基础上，对现有的俄汉词典中词语释义的某些不确切之处作了一些修正，在中文注释时力求提供较多的对应性的释义。 编排合理 编者在词典的编排体例上考虑到俄语构词的特点。同根词在同一词条上的排列，大大方便了学习者的记忆和使用。词典开本适中，版面安排新颖清晰且使用携带方便。 本词典的普及性一是指它不以学术性和详尽性为编写原则，而旨在对学习者和使用者有实际的帮助，二是指它的适应性广，它适用于包括自学者在内的各种类型的俄语学习者，对俄语教师、翻译和其它俄语工作者也是一部指导性较强的工具书。它不仅是一本在需要时可以用来查阅的词典，而且也是一本值得平时翻阅、帮助学好俄语的案头教科书。

海明威对西班牙斗牛有特别的爱好。1959年他再次去西班牙，回国后应《生活》杂志约稿所投去的稿子经过编辑的合理删节，保留下最精彩的部分，于是便有了这一《危险的夏天》。书中有海明威回忆他与西班牙一些老朋友的友谊，有对于两位正非常走红的年轻斗牛士英勇气概和高超技巧的赞扬，有对于西班牙斗牛非常内行和生动的描写，以及这位著名作家对死亡全神贯注的研究。本书和出版于1932年的《死在午后》是了解西班牙斗牛和海明威个性的好材料。引言危险的夏天斗牛术语汇编再回到西班牙去是很不寻常的。我始终没有指望获准再回到那个国家去。除了我的祖国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这一个更叫我热爱了。再说，只要有我在那儿的哪位朋友还被关在监狱里，我也不会重返那儿。但是一九五三年春天，我在古巴跟……危险的夏天（1）：再回到西班牙去是很不寻常的……危险的夏天（2）：要是你想要欢欢喜喜地上路旅行……危险的夏天（3）：如果不讲道德的经纪人不得不……危险的夏天（4）：在现代斗牛中，牛单纯被穆莱塔控制住……危险的夏天（5）：我不喜欢他挥舞披风的方式……危险的夏天（6）：他写信来说，他感到非常伤心……危险的夏天（7）：在萨拉戈萨的最后一次斗牛后……

这本书是在讲述台北人的故事。他们中有昔日的王谢子弟，也有卑微的寻常百姓，在经历了巨变的世界上忍受着造化的拨弄，活得沉重而真实鲜活。白先勇的创作受《红楼梦》影响至深，对世事无常的喟叹和对华年不再的感慨都以悲悯的声口写出，眼光越过个别人的命运，投射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人身上。这使他的作品历久弥坚，不断再版，本书更入选《亚洲周刊》评出的"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部中文小说"。

《霜冷长河》自序余秋雨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却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才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漩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一次是长江。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NHK电视台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它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直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更多内容]

《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试图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云南各民族文学与东南亚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它以流传于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地区中互有联系的文学现象和作品为研究对象。在尽可能准确地描绘这种文学上的相互交流状况的基础之上，力求摸索清楚这种文学上的相互交流对双方文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为发展云南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提供历史经验与有益的借鉴。云南各民族文学既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国文化和文学这一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东南亚各国文学则是东南亚区域文化和文学这一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由于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地区山水相连，加之同一民族跨境而居的现象十分突出，相互交往的历史相当悠久，文化交流也就异常纷繁，从而成为历史上华夏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的重要交汇地区之一。因此，把云南各民族文学与东南亚文学的比较研究，纳人世界文化和文学发展史的视野之中加以讨论，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向被视为闭塞偏僻的云南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西南大门，不仅通向东南亚，而且从东南亚进一步通向世界。在这一情势下，研究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文学的相互交流及此种相互交流在世界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必将大大有利于推动云南经济、文化和文学的向前发展，大大有利于促进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要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讨云南各民族文学与东南亚地区文学的联系及相互作用，就不能不将文学现象和作品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诸如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民俗、宗教、自然环境、文化生态等等之上来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立体的透视，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结合起来，不仅说明事态，而且力求总结过去，展示未来。

孔凡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由孔先生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由孔先生校勘整理的多种古代作家的集子，已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能不用的最好的版本。孔先生还对唐宋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对苏轼、苏辙、陆游、范成大、汪元量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本书所收选的几十年来孔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已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能不读的作品。

“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是罗曼·罗兰对雨果的评价。青少年的罗兰保存一期《堂吉诃德》画报，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画：苍苍白发罩着光环，他正抚弄着竖琴，为苦难的民众引吭高歌。《悲惨世界》的作者留下的这副形象，也许是大众更乐意接受的。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同样是杰作，同样又厚又重，读《约翰·克里斯托夫》，或者读《追忆似水年华》，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三十年之久。历时三十余年，从一八二八年起构思，到一八四五年动笔创作，直至一八六一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一八0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到一八二八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O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到了一八三二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设使雨果也像创作其他小说那样，构思一明确便动笔，那么以他的文学天才，他一定能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一八四八年书稿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存里，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称得上厚重的鸿篇巨制。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一八三0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一八五二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把他置于这一切之外，给他一个大解脱，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从而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使他达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所有视听的声音。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就是从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新内容，终于续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无所不在，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一八六二年七月初，《悲惨世界》一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持否定态度的人则从反面证实这部作品的特殊分量：居维里耶·弗勒里称雨果是“法国第一号煽动家”，拉马丁撰文赞赏作家本人的同时，抨击了他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很危险……灌输给群众的最致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责他喜欢庞大，喜欢夸张，喜欢过分。然而，他这种放诞的风格，添上了“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惨世界”中奋击冲荡，恰恰为人类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呐喊长啸。时间和历史和作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产生的一部伟大作品，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作为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以十五万字的篇幅，从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理论引导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其确立个性主义文学理论，反思五思新文学运动，对周作人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众多领域里的探索和建树逐一剖析，特别对周作人思想中的自由主义和文学中的个性主义进行重新评价，颇多发明。

暂缺简介...

本书编选有小说、散文、诗歌，包括“水葬”、“山城的风波”、“国难期间”、“吃羊肉粉”、“我与文学”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