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冷长河》自序余秋雨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却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前一辈子，我身边居然坐着你？我们坐在河边干啥？你会不会见到别人也这么说？看得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失望，立即满脸冷漠。我想，刚才还说前一辈子在河边一起坐了那么多年，今天突然相逢，怎么转眼就冷漠了？但是，应该说，他的话中有一点倒是碰巧逮着了，那就是我与河流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确实也不像是童年时期形成的，似乎要远得多。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这些河在哪里？为什么会如此神秘又如此长久地笼罩着我？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漩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终于获得与大河长时间亲近的机会，是近十年。一次是长江。长江我已航行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好几天，但都不如这一次刻骨铭心。是日本NHK电视台台引起的事情，他们想做在流动体中向全球直播的试验，已经在撒哈拉大沙漠和其它地方做过，这次选中了长江。电视直播的内容是谈话，随着几天的航行一直谈直去，谈话的一方是我，另一方是几位日本汉学家，谈什么呢？谈长江。日本没有真正的大河，但日本汉学家们却早就从中国古代诗文中熟悉长江。他们心中的长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缥缈存在，他们兴奋，他们背诵，他们提出无数个问题，我坐在他们对面，先是乐滋滋地看着、听着、回答着，后来突然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有关自己与这条江的关系的体验。这种体验使得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只觉得像儿时在自家高墙的通道间抬头慢步走过，高墙下，今天有外客留夜，我要陪他们说话。关于长江之长，日本客人们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在历经几天几夜的航行后看到长江还在越来越浩荡地延伸，仍然被镇住了。我告诉他们，我家乡的小河，是长江的支...[更多内容]

《经典丛话·文苑撷英系列：水浒评话》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关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水浒传》的作者是谁、梁山泊的水与施耐庵、近八十年来对《水浒》作者的争议、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水浒传》杂识、水浒传（一）、二百年前的《水浒》注本、日本钞本《水浒全传》、重排《水浒》校读后记、忠义水浒传插图跋、水浒全传插图前言、漫谈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刊刻《水浒传》的郭勋、水浒传等。

《经典丛话·文苑撷英系列：金瓶梅说》主要内容包括：与董思白书、觞政、与谢在杭书、游居柿录、“锋焰远逊《水浒传》”、“指斥时事”的大名士手笔、伪画致祸、汤裱褙、“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奇书《金瓶梅》、“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世说《金瓶梅》、王弁洲中年著《金瓶梅》、替世人说法、慎读《金瓶梅》、说“狼筋”、香祖笔记、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诲盗诲淫 久干例禁”、说部之大山水等。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影响最大的作品。《西厢记》不仅在人民群众中受到热烈的欢迎，而且在历代批评家中，也得到广泛的好评。仅就古代戏曲批评家而言，大致便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赏其文词的，以朱权、王世贞为代表。第二种，赞其“全体力量”的，以王骥德、李渔为代表。第三种，从思想到艺术都给予高度评价的，以李贽、金圣叹为代表。文中所体现的探索精神、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审美眼光，以及各具特色的行文风格，都值得我们细心体会，相信各位读者阅读以后，会从各个不同角度得到启发和享受。

《红楼梦》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部作品，同时也可以说是最复杂的一部作品。的确，《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最高成就。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诗化了的小说杰作。它那行云流水般的散文中，处处沁透着诗情的芬芳。《红楼梦》中的大量诗词曲赋，犹如镶嵌在碧海青天里的珍珠和明星，闪耀出奇异的光芒。《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有口皆碑，无人不晓。《红楼梦》诗词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要算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的诗词了。在这130首诗歌中，有十几套广为传诵的组诗，每组诗词分别歌咏小说的主要人物。<

《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试图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云南各民族文学与东南亚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它以流传于云南各民族与东南亚地区中互有联系的文学现象和作品为研究对象。在尽可能准确地描绘这种文学上的相互交流状况的基础之上，力求摸索清楚这种文学上的相互交流对双方文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为发展云南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提供历史经验与有益的借鉴。云南各民族文学既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中国文化和文学这一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东南亚各国文学则是东南亚区域文化和文学这一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由于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地区山水相连，加之同一民族跨境而居的现象十分突出，相互交往的历史相当悠久，文化交流也就异常纷繁，从而成为历史上华夏文化圈与印度文化圈的重要交汇地区之一。因此，把云南各民族文学与东南亚文学的比较研究，纳人世界文化和文学发展史的视野之中加以讨论，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一向被视为闭塞偏僻的云南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西南大门，不仅通向东南亚，而且从东南亚进一步通向世界。在这一情势下，研究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和文学的相互交流及此种相互交流在世界文化与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必将大大有利于推动云南经济、文化和文学的向前发展，大大有利于促进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要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讨云南各民族文学与东南亚地区文学的联系及相互作用，就不能不将文学现象和作品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诸如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民俗、宗教、自然环境、文化生态等等之上来进行深入的考察与立体的透视，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剖析结合起来，不仅说明事态，而且力求总结过去，展示未来。

“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所有伟人中，他是惟一活在法兰西人民心中的伟人。”这是罗曼·罗兰对雨果的评价。青少年的罗兰保存一期《堂吉诃德》画报，上面有一幅“老俄耳甫斯”彩画：苍苍白发罩着光环，他正抚弄着竖琴，为苦难的民众引吭高歌。《悲惨世界》的作者留下的这副形象，也许是大众更乐意接受的。捧读《悲惨世界》，最突出的感觉，当是厚重之感。同样是杰作，同样又厚又重，读《约翰·克里斯托夫》，或者读《追忆似水年华》，都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厚重之感，不是拿在手上，而是压在心头，感到的是人类的苦难厚厚而沉重的积淀。不是写苦难深重的书，都能当得起这“厚重”二字。而《悲惨世界》独能当得起，只因这部大书压在作者心头，达三十年之久。历时三十余年，从一八二八年起构思，到一八四五年动笔创作，直至一八六一年才终于写完全书，真是鬼使神差，这在雨果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这样一件事实：一八0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讨生活又处处碰壁。到一八二八年，雨果又开始搜集有关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酝酿写一个释放的苦役犯受圣徒式的主教感化而弃恶从善的故事。在一八二九年和一八三O年间，他还大量搜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材料，这便是冉阿让到海滨蒙特伊，化名为马德兰先生，从苦役犯变成企业家，开办工厂并发迹的由来。此外，他还参观了布雷斯特和土伦的苦役犯监狱，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到了一八三二年，这部小说的构思已相当明确，而且，他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写了《死囚末日记》（1830年）、《克洛德·格》（1834年）等长篇小说，揭露使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现实，并严厉谴责司法制度的不公正。此外，他还发表了纪念碑式的作品《巴黎圣母院》（1831年），以及许多诗歌与戏剧，独独没有动手写压在他心头的这部作品。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直到一八四五年十一月，雨果才终于开始创作，同时还继续增加材料，丰富内容，顺利写完第一部，定名为《苦难》，书稿已写出将近五分之四，不料雨果又卷入政治漩涡，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停止创作，一搁置又是十二年。《苦难》一书遭逢苦难的命运，在胎儿中也要随作者流亡了。设使雨果也像创作其他小说那样，构思一明确便动笔，那么以他的文学天才，他一定能继《巴黎圣母院》之后，又有一部姊妹篇问世了。或者在一八四八年书稿写出五分之四的时候，再一鼓作气完成，那么在雨果的著作表中，便多了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虽然出自雨果之手，也能算上一部名篇，但是在世界文学宝库存里，就很可能少了一部屈指可数的称得上厚重的鸿篇巨制。这三十余年，物非人亦非，发生了多大变化啊！如果说一八三0年，在他的剧本《艾那尼》演出所发生的那场斗争中，雨果接受了文学洗礼，那么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一八五二年他被“小拿破仑”政府驱逐而开始的流亡，则是他的社会洗礼。流亡，不仅意味着离开祖国，而且离开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坛领袖的头衔、参议员的地位等等；流亡，不仅意味着同他的本阶级决裂，而且也同他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文学主张决裂；流亡，给他一个孤独者的自由：从此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不再顾忌社会、法律、权威、信仰，也不再顾忌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甚至不再顾及自己的成功形象和艺术追求。流亡，把他置于这一切之外，给他一个大解脱，给他取消了一切禁区，从而也就给了他全方位的活动空间，使他达到历史、现实和未来所有视听的声音。雨果在盖纳西岛过流亡生活期间，就是从这种全方位的目光、全方位的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反思一切。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对《苦难》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还大量增添新内容，终于续写完全书，定名为《悲惨世界》。整部作品焕然一新，似乎随同作者接受了洗礼，换了个灵魂。这是悲惨世界熔炼出来的灵魂，它无所不在，绝不代表哪个阶层、哪些党派，也不代表哪部分人，而是以天公地道、人性良心的名义，反对世间一切扭曲和剖割人的生存的东西，不管是多么神圣的、多么合法的东西。世间的一切不幸，雨果统称为苦难。因饥饿偷面包而成为苦役犯的冉阿让、因穷困堕落为娼妓的芳汀、童年受苦的珂赛特、老年生活无计的马伯夫、巴黎流浪儿伽弗洛什，以及甘为司法鹰犬而最终投河的沙威、沿着邪恶的道路走向毁灭的德纳第，这些全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无论是物质的贫困还是精神的堕落，全是社会的原因造成的。雨果作为人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思考者，能够全方位地考察这些因果关系，以未来的名义去批判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去批判一切异己力量，从而表现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永恒性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悲惨世界》可以称作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一八六二年七月初，《悲惨世界》一出版，就获得巨大成功，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都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征服了。持否定态度的人则从反面证实这部作品的特殊分量：居维里耶·弗勒里称雨果是“法国第一号煽动家”，拉马丁撰文赞赏作家本人的同时，抨击了他的哲学观点：“这本书很危险……灌输给群众的最致命、最可怕的激情，便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激情……”也有人指责他喜欢庞大，喜欢夸张，喜欢过分。然而，他这种放诞的风格，添上了“全方位”的翅膀，在“悲惨世界”中奋击冲荡，恰恰为人类的梦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呐喊长啸。时间和历史和作出了判断，《悲惨世界》作为人类思想产生的一部伟大作品，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作为文学巨著的一个丰碑，也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无可争议的不朽地位。

《锦灰堆》一二卷收集了作者在80岁以前所写的大部分文章，计105篇，第三卷则以手书影印的形式选收了王世襄历年所作的诗词120首。全书计有线图234幅，黑白图424幅，彩图255幅，可谓琳琅满目，令人爱不释手。尤其令人叫绝的，是其所收的105篇文章分为家具、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其涉及面之广，在个人的自选集类书籍中极为罕见，从中也可看出作者兴趣之博杂，积累之用心。如果说，对于古代家具，特别是明代家具，以及书画之类的详细讨论还是可在传统的文物类书籍中时常见到的话，那么，对于竹刻的把握可能就是更有该书作者之特色的了。而对于像葫芦、鸽哨这类小玩艺的长篇讨论，恐怕更非常人所能设想厂。此书既可以作为收藏发烧友的手册，又可使普通读者增长见闻，或作别致的艺术品来“把玩”。

茅盾是讲究小说结构艺术的大师，他的小说呈现一种蛛网状的复式结构，把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纷繁交错的线索，全都有机地黏合在各个结点上。人物的性格命运便由这一个个密集分布的结构点展开，丝丝入扣，严谨完整。漂亮的结构，丰满的人物，是艺术的灵与肉，自然会成就写实主义的杰作。本书为“世纪文存丛书”之茅盾小说，收录了创造、一个女性、诗与散文、色盲、昙、大泽乡、喜剧、小巫、林家铺子、等短篇小说。茅盾是我国著名的现代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认为，在茅盾的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早期的《蚀》、《虹》和后来的《子夜》。这些小说，以观察深刻、画面广阔、叙事结构宏大见长，它们以准确、生动和丰富的艺术手段，展现了中国社会二十至四十年代曲折而复杂的历史长卷。本书为“世纪文存丛书”丛书之一，收录了二十篇茅盾的小说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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