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出版社筹划出版一套增订本《莎士比亚全集》，前后共用了近五年的时间。这套全集仍以朱生豪先生译本为基础，这是恰当的，因为朱译本最受读者欢迎（译林出版社的同志曾做过调查）。译者一向认为，好的翻译家应能运用译文语言中最自然的表达手段来表达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内容和形式。翻译家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细节（例如词序、句子结构、句型等），但必须对原文总的语言特点（全文的结构、修辞手段、气氛和感情效果）牢记在心。也就是说，对原文要窥全豹，要胸有成竹，然后把原文投入翻译家的语言炼金炉中，加以熔化、分解、重新组合、再创造，结果产生出最自然、最通畅的译文。朱先生的译文既能紧扣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又能再创造，保持译文的通畅、自然。尤其他优美、灵动和风格化的语言更是为人称道。当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种种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朱先生的译文今天看来就有校订、修改或重译和补译的必要。60年代曾有一批专家学者做了这个工作，到现在，又是三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译林出版社根据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的形势和新的需求，乃约请专家学者重译莎氏历史剧和诗歌作品，并对其余剧本作较大幅度的校订、修改和补译。这些专家和学者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们的努力使我和读者们的面前能有了这份丰美的精神食粮。这套增订本《莎士比亚全集》有两大特点：一是“全”，二是“新”。说它“全”，因为它收了莎氏39个剧本和他的长诗、十四行诗及其他抒情诗，包括“河滨版”在1974年收入的《两个高贵的亲戚》和1997年刚刚接纳的《爱德华三世》及一首长诗，再加上《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片断，这样，已发现的莎氏存世作品就都在内了。说它“新”，因为它在校、译中吸收了国际莎学界的研究新成果，还恢复了被认为“不雅驯”而被删除的词句、段落等，以尽量保持莎氏作品的本来面目。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研究和上演在中国已有较长的历史，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在中国的莎学研究已经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每年写出数十篇文章，专著和辞典也已出版了多种。无怪乎英国莎学界人士曾有“莎士比亚的春天今日是在中国”之赞。我们有理由预期，２１世纪我国的莎学将会有更丰硕的成果，达到更高的水平。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却多彩的时代提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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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以自沉湖水了结了自己的一生，这一令人惊愕的举动留给后人颇多疑惑。正当五十一岁盛年的他，何以在学术研究如日中天的辉煌时刻，遽尔轻生？早期致力于西方哲学和文学研究的他又何以在治学后期转而做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考证研究？对于这两个令人百思难解的疑问本书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同时，本书还对其以《人间词话》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作出了恰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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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研究3》内容主要选自1995年北京《文心雕龙》国际会议国内学者的论文，以及1996年山东日照第五届学会年会的论文。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的文章，则是她在1997年4月美国伊里诺州立大学举办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上的论文。

此剧写的是英国的“玫瑰战争”。莎士比亚参考了许多资料，将之拼凑起来，并且添加了许多情节，而其主要依据则是爱德华·霍尔的《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高贵家族的联合》。霍尔的主旨是要说明内杠导致混乱和衰败，言归于好能使国家复兴。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里士满和约克家族的伊莉莎白联姻，使两个家族合二为一，从而开创了一个富强昌盛的新时代。

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瞿秋白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广有影响的作家和理论家。像瞿秋白这样的，既有数量可观、质量可嘉的作品，又有披荆斩棘、拓路导向的理论建树，实属难能可贵。何况，他还是唯一的一位与鲁迅联手合作杂文的杂文家。我们知道，作为一名党内高层才子，生命安危又常处“紧急状态”，瞿秋白还是在繁忙的政务、编务以及大量的其他写作急务之余从事杂文创作的。这一方面给他的杂文建树带来很多拘限，仅使他成为一名相对多产高效的杂文家；另一方面，也促成他为中国现代杂文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思路，并作出了相应的艺术贡献。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基本事实，笔者近几年来一面探寻研读秋白杂文，一面进行较有系统的理论探讨，意在拓宽加深这一研究领域；并对秋白杂文的基本面，比如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杂文，他杂文理论的功过是非等类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的较为明晰的意见。作家作品的研究，应当尽量置于更为宏阔的背景下，在与众多作家的联系中进行，这是这本小书存在的主要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