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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英明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总结共和国教育事业创建、改革与发展的辉煌历程，讴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领导我国各族人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科教兴国、优先发展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穷国办大教育的自强不息精神，在世纪之交迎接知识经济和高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共和国教育50年》。《共和国教育50年》的编写，是在教育部党组直接领导下，由教育部办公厅牵头、中央教科所具体组织实施的。《共和国教育50年》编写得到教育部各司、局、直属单位的大力支持，教育部有关司局、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具体撰稿。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以及靳诺、王亚杰、李军、陈伟光、史慧中、詹万生、闻友信、兰佩云、孙平生、唐淑芬、张昭文、荣文柯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审稿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共和国教育50年》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49年以来的半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误，获取了太多的教训。有的失误是能够弥补的，有的失误却正在并将长期地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巨大障碍。有人指出，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是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然越大。为什么一方面是教育本身已经危机重重，另一方面却是人人都采取鸵鸟政策、避而不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近十年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放弃了现实批判的使命，心安理得地以某一方面的“专家”自居。即使是许多身居高校的教授，也对当下教育的状况漠不关心。他们不仅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而且连一个普通“公民”的职责也没有尽到。当我在1999年的春天、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读到朋友冉云飞的力作《沉疴》的时候，仿佛是听到了斧子砸开冰面时凛冽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已经久违了。《沉疴》一书，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展示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从大学教育到师范教育、成人教育，从宏观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微观的师资力量、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几乎“一网打尽”，但又重点突出、有条不紊。材料的丰富与立论的准确相得益彰。例如，作者在分析考试制度时，从“杀人的分数”入手，一直深入到中国人国民性中鲁迅先生所说的考试的“遗传症”上面，水到渠成地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病根在于“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可谓剥皮见骨、鞭辟入里。第二条线索是纵向梳理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将病根追踪到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正如朱总理所说，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伸，那么，当下教育的危机和弊端，也跟传统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条线索是横向对比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作者时时以西方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为镜子来比照中国教育的传统和现实。这面很管用的镜子果然照出了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例如，在分析中西教育的文化哲学背景时，作者指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始终是人本主义教育占主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教育则是以教化为要求，把人当作驯化工具。显然，如果没有对西方教育思想的深刻领悟，是很难建立起这一参照系来的。全书三条线索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精彩之处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正的教育，是解放人的教育，是把人引导向更加自由的境界的教育。早在2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提出，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要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陶行知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伴随着竞进”。70多年以后，我们再读到陶行知的这几句话，简直要羞愧而死了。冉云飞在《玩乐的权利与身心健康》一节中痛切地描述了中国少年儿童被剥夺起码的玩乐权利的悲惨境遇。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郑重告示：玩耍是儿童的权力。然而，我国公布签署该公约6年之后，并没有几个家长和老师把它当作一回事。中小学生的正当玩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个中学生把爱情流行歌曲《最爱你的人是我》作了如下的改编：“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让人忍俊不禁，却又觉得无比辛酸。本来，孩子应当在游戏中长大，通过游戏获得知识和身体上的训练，并且能够从中学会生活，形成健全的人格，也就是陶行知所说的具有“健康体魄、农人身手、科学头脑、艺术兴味、改造社会精神”的现代人。但是，枯燥的教材、繁复的内容、陈旧的教学法、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最多成为掌握了某种技能的工具。作者总结说：“不把人当作一个活物来看，不把人当作千差万别的个体来对待，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必须长期清算的顽疾。”读到这里，稍微有点良知的人，哪能不痛心疾首！所幸，领导层已开始重视这些问题，最近对中小学生的“减负”，反映一些举措正在出台。《沉疴》其实讲述的是一些“常识”。然而，这些常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了遮蔽和掩盖。申明这些常识，意义比发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甚至还要重要。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太复杂，一说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谁都不去捅破这层纸。冉云飞自己说，他写作这本书是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上，这种表态让我很感动。他不是居高临下地以“专家学者”的姿态发言，而是意识到了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应从小给学生进行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尊重创造，发展潜力，尊重其权利，知晓其责任的公民教育。”他尖锐地指出，当下的所谓“德育”教育，充斥着假、大、空、死的知识，高不可攀的榜样、不着边际的好人好事，已经与当今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严重冲突。只有重视“公民”教育，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一代国民来。而公民教育应当贯彻这样的一个原则：尊重个人的发展与自由，尊重个人的人身权利等方面的权利不受侵犯。《沉疴》是一本由一个有良知、有热血更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所写的书。它值得每一个有良知、有热血也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阅读。

时至今日，素质教育已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但要在更高程度上取得共识，形成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机制，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在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不断探索、研讨和解决。深入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理论是解决好素质教育问题的重要指针，本书讲解“什么叫素质教育？什么叫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有何不同”、“为什么要提倡素质教育？”、“努力构建素质教育体系”、“改革考试制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素质教育在教改实贵中发展”、“实施素质教育首先是政府行为”等几方面的具体内容。

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项目 “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

50年来，我同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宝贵经验，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第一，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第二，必须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力向，坚持依法治教，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造就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三，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相结合，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迎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挑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第四，必须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努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第五，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坚持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观，全而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第六，必须依靠广大教师，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和业务水平，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第七，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坚持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第八，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多种形式办学，培养多种规格人才。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事业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社会的各个方面迸发出巨大的活力。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教育也必须发生深刻的变革。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就是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现在，基础教育正处在这个历史性的转变过程中，呈现出较为乐观的前景。但是来自基础教育第一线的大量信息也在说明，基础教育跨世纪的根本性转变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事，还存在着从理论到实践，从制度到方法的许多问题，需要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作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本书是《基础教育新概念》系列丛书之一，力图完整、准确地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精神以及时代的教育精神，在中央和教育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根本精神的指导下，综合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理论，结合时代具体的教育需要，为世纪之交的教育实际工作者提供一分丰盛的精神食粮，促进基础教育更快、更好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丛书的选题、结构和写作上都力图打破高等师范教育教材的模式，根据广大实际教育工作者的知识基础与工作需求，努力体现以下原则：一、时代性，二、问题性，三、普及性，四、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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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发现，日本列岛长期与大陆紧密相连，大约在一万年以前才逐渐形成目前这种一水相隔的状态。地缘的相近，决定了两国必相往来，而文字的相亲，极大地增强了交往的密度。自古以来，中国的史乘笔记对日本以及中日间的遣种交往可谓史不绝书，它们为我们研究古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中日关系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史料。但是客观地说，这些史料往往带有中华文化中心的思想，含有不少猎奇、非科学的成份。这可谓中国古代日本研究的第一阶段。有明一代，倭寇挠边，警报不绝，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涂炭，朝廷统治倍受威协。抗倭斗争的需要促使一大批将领幕僚研究日本，从而产生了《日本考略》、《日本一鉴》、《日本考》等一系列研究日本的专著，形成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这是以抗倭为目的进行的日本研究的第二阶段。

本丛书系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由十数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完成。本丛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领域的思想史为研究对象，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客观地研究诸领域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它以学术思潮为背景，以代表人物为骨架，以深刻影响思想史面貌之社会政治为血肉，勾勒出诸领域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提示出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注意总结建国以来诸领域思想发展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10种学术著作，分之成珠，合之成璧，浑然一体，共同描摹出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恢宏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