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企业战略与管理专家石滋宜博士告诉您：日本经济战后崛起，近来衰落的故事；美国经济近年来重新称雄世界的故事；威尔许改革通用电气公司的故事；IBM解体再生的故事；宅急便异军突起称雄日本运输市场的故事；任天堂的故事……不过真正触动您的也许还是作者一再强调的理念：面对信息时代的挑战，不变，注定会失败，改变，则至少有成功的希望；改变的关键，不是设备之类的硬件，而是软件，即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的转变。

内容提要历史上的清华人文学科，聚汇了众多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无论在学术思想、学术风格，还是学术成果方面，都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书按编年体记述了清华大学人文学科各系、所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五二年间人文教育与学术研究的重要事件，包括各系、所的建立和沿革、人员编制及流动、课程设置、学术活动和重点学术成果、教授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学术行止等。本书为中国教育史、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人员，以及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人员提供了系统、可靠的文献资料。关心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的文化工作者和大学生亦可从中获得益处。片断：2月22日，吴宓持曹云祥校长之聘书，聘梁启超①为清华国学院教授，并与之商量研究院章程及办法。2月22日，王文显在青年会讲演，题为“Religi0nandIntellect”（宗教与理智），听者满座。王文显的演讲“态度从容，英语流利，名言至论，滔滔不绝，尾声尤中耳，满座为之动容”（载《清华周刊》第337期）。2月，吴宓译文《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及《论循规蹈矩之益与纵性任情之害》，载《学衡》第38期。3月6日，校务会议通过《研究院章程》。其章程宗旨为“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其组织是：“本院为清华学校之一部，经费及设备，均暂不另划分。清华学校校长总揽本院一切事务”。科目为“本院拟按照经费及需要情形，逐渐添设各种科目。开办第一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章程还对教授及讲师作出规定，即“聘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数人，为专任教授”。“对于某种学科素有研究之学者得由本院随时聘为特别讲师”。章程还对学员及研究方法作出若干规定。此章程为吴宓同梁启超商量后，又征求了王国维等人的意见草拟成。同时还作有《研究院章程缘起》，其中说：“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终始。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今年即新设大学部，复以地处京师西郊，有交通之便，而无嚣尘之烦，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徒，动植物名实之繁颐，前人虽有记录，无不需专门分类之研究。至于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菁华而定其取舍。要之，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种事业，终非个人及寻常学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设所以不可缓也。本校有鉴于此，因念大学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凡国内外大学毕业者，与现任教育事业，或闭户自修，而有相当之学力者，入院肄业，分门研究，冀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事难责重，所不敢辞，亦本校尽力国家、服务社会之微意也。”后记：后记十几年来工作在清华图书馆，日日徜徉于书林之间，耳濡目染，渐渐地对先贤们的著述有了些了解和兴趣。感谢徐葆耕教授的信任，将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的任务托付给我，使我有机会系统地研究和整理这段辉煌的历史。成百上千册夹着几十年的灰尘的书刊必须一一细读，可算是一份苦事，然随着工作不断进展，也自有一番乐趣在其中。我还要感谢清华校史专家孙敦恒教授，他于百忙之中仔细审读了这30万字的书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胡伟希教授近年致力于“清华学派”的研究，他专为本书所写的论文想必会对本书的读者有所帮助。年逾90、德高望重的顾毓琇老学长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使本书增色添彩。这都是我应该衷心感谢的。清华人文学科的历史和“清华学派”无疑是我国20世纪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重要篇章之一。编者希望本书能为有志于研究现代学术思想史和教育史的学长、同行提供系统的资料上的门径。在编撰过程中虽努力做到严谨、完整、客观，然这段历史所涉及的资料是如此浩瀚，学科是如此广泛，人物又是如此众多，缺罅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我诚恳地期待着有识者的批评指正。编者1997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英明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总结共和国教育事业创建、改革与发展的辉煌历程，讴歌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领导我国各族人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科教兴国、优先发展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穷国办大教育的自强不息精神，在世纪之交迎接知识经济和高新科技革命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组织编写了《共和国教育50年》。《共和国教育50年》的编写，是在教育部党组直接领导下，由教育部办公厅牵头、中央教科所具体组织实施的。《共和国教育50年》编写得到教育部各司、局、直属单位的大力支持，教育部有关司局、中央教科所、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天津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的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具体撰稿。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以及靳诺、王亚杰、李军、陈伟光、史慧中、詹万生、闻友信、兰佩云、孙平生、唐淑芬、张昭文、荣文柯等同志参加了部分审稿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共和国教育50年》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教育漫话》是一本关于英国中世纪晚期教育思想的通俗读物。它是一本饱含哲理而又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感人的书。除了时代和阶级所带来的缺点以外，其他主张，如对教育力量的深刻信念、对父母的教育责任和早期教育的策视以及好些具体教育工作的见解，时至今日，还是可以发人深省的。《教育漫话》是十七世纪著名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和教育家约翰·洛克所著。除了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教育思想主流是进步的、深刻的。作者从健康教育、早期教育、德育问题到智育问题都详尽地加以论述，提出了很好的主张，并在具体操作指导方面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全书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感人，3百年前的论述，至今对人们还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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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的半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误，获取了太多的教训。有的失误是能够弥补的，有的失误却正在并将长期地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巨大障碍。有人指出，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向所造成的恶果短期是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然越大。为什么一方面是教育本身已经危机重重，另一方面却是人人都采取鸵鸟政策、避而不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近十年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放弃了“社会良心”的角色、放弃了现实批判的使命，心安理得地以某一方面的“专家”自居。即使是许多身居高校的教授，也对当下教育的状况漠不关心。他们不仅失去了“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能，而且连一个普通“公民”的职责也没有尽到。当我在1999年的春天、20世纪最后一个春天读到朋友冉云飞的力作《沉疴》的时候，仿佛是听到了斧子砸开冰面时凛冽的声音。这种声音我已经久违了。《沉疴》一书，有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展示中国当前教育的现状，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从大学教育到师范教育、成人教育，从宏观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微观的师资力量、教材编写、课程设置等，几乎“一网打尽”，但又重点突出、有条不紊。材料的丰富与立论的准确相得益彰。例如，作者在分析考试制度时，从“杀人的分数”入手，一直深入到中国人国民性中鲁迅先生所说的考试的“遗传症”上面，水到渠成地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病根在于“整人压制人、把人当奴才使唤”，可谓剥皮见骨、鞭辟入里。第二条线索是纵向梳理中国的教育发展史，将病根追踪到中国漫长的专制时代，正如朱总理所说，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伸，那么，当下教育的危机和弊端，也跟传统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三条线索是横向对比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作者时时以西方教育的传统和现实为镜子来比照中国教育的传统和现实。这面很管用的镜子果然照出了中国教育的种种问题。例如，在分析中西教育的文化哲学背景时，作者指出，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始终是人本主义教育占主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教育则是以教化为要求，把人当作驯化工具。显然，如果没有对西方教育思想的深刻领悟，是很难建立起这一参照系来的。全书三条线索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精彩之处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真正的教育，是解放人的教育，是把人引导向更加自由的境界的教育。早在2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提出，教育者“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要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陶行知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它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伴随着竞进”。70多年以后，我们再读到陶行知的这几句话，简直要羞愧而死了。冉云飞在《玩乐的权利与身心健康》一节中痛切地描述了中国少年儿童被剥夺起码的玩乐权利的悲惨境遇。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郑重告示：玩耍是儿童的权力。然而，我国公布签署该公约6年之后，并没有几个家长和老师把它当作一回事。中小学生的正当玩乐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个中学生把爱情流行歌曲《最爱你的人是我》作了如下的改编：“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让人忍俊不禁，却又觉得无比辛酸。本来，孩子应当在游戏中长大，通过游戏获得知识和身体上的训练，并且能够从中学会生活，形成健全的人格，也就是陶行知所说的具有“健康体魄、农人身手、科学头脑、艺术兴味、改造社会精神”的现代人。但是，枯燥的教材、繁复的内容、陈旧的教学法、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也缺乏基本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最多成为掌握了某种技能的工具。作者总结说：“不把人当作一个活物来看，不把人当作千差万别的个体来对待，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一个必须长期清算的顽疾。”读到这里，稍微有点良知的人，哪能不痛心疾首！所幸，领导层已开始重视这些问题，最近对中小学生的“减负”，反映一些举措正在出台。《沉疴》其实讲述的是一些“常识”。然而，这些常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受到了遮蔽和掩盖。申明这些常识，意义比发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甚至还要重要。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太复杂，一说大家都明白。但是，大家谁都不去捅破这层纸。冉云飞自己说，他写作这本书是站在一个“公民”的立场上，这种表态让我很感动。他不是居高临下地以“专家学者”的姿态发言，而是意识到了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与义务。他在书中多次强调，“应从小给学生进行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尊重创造，发展潜力，尊重其权利，知晓其责任的公民教育。”他尖锐地指出，当下的所谓“德育”教育，充斥着假、大、空、死的知识，高不可攀的榜样、不着边际的好人好事，已经与当今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思想资源严重冲突。只有重视“公民”教育，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一代国民来。而公民教育应当贯彻这样的一个原则：尊重个人的发展与自由，尊重个人的人身权利等方面的权利不受侵犯。《沉疴》是一本由一个有良知、有热血更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所写的书。它值得每一个有良知、有热血也有理性的普通的中国公民阅读。

时至今日，素质教育已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但要在更高程度上取得共识，形成推进素质教育的有效机制，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在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仍有待不断探索、研讨和解决。深入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教育理论是解决好素质教育问题的重要指针，本书讲解“什么叫素质教育？什么叫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有何不同”、“为什么要提倡素质教育？”、“努力构建素质教育体系”、“改革考试制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素质教育在教改实贵中发展”、“实施素质教育首先是政府行为”等几方面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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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基础教育新概念》系列丛书之一，力图完整、准确地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精神以及时代的教育精神，在中央和教育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根本精神的指导下，综合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理论，结合时代具体的教育需要，为世纪之交的教育实际工作者提供一分丰盛的精神食粮，促进基础教育更快、更好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全书具有时代性、问题性、普及性、操作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