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9卷，收录1968—1969年的竺可桢日记。关于“文革”时期竺可桢日记的总体情况，请参见《第18卷说明》。 在1968、1969 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与竺可桢晚年生活关联度最高的，是自1967年底开始且持续了两年多的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1968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这也是当时“清队”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 就竺可桢本人而言，他在历史上曾被诱迫加入国民党，后又被列名为中央委员。1949年以前，长期与之保持密切关系的社会各界名流中，也不乏国民党高层人士。因此，他在“清队”运动的高潮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日怀惶恐而夜有惊梦。当中科院革命委员会发布清理阶级队伍《通告》，勒令参加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等类人员限期登记时，他曾疑惑过自己是否属于其中。经反复查阅日记和有关资料，直到认为自己在7年前写的《自传》中已经完全交代清楚而无任何遗漏时才稍略放下心来。不过，由此而带来的压力始终存在着，甚至影响到了小女儿的婚姻。 就社会而言，“清队”的开展，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内查外调”。由于竺可桢平生的活动舞台大、交往人脉广，又身在北京，因此也就成了外调工作人员的优选目标。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应对各地各单位的“外调”，成了竺可桢的主要工作内容。他耗费大量时间，在多年保留下来的日记中纵寻横索，根据当年所记文字，认真而辛苦地写出大量证明材料，有些为人提供了洗污辨冤的可靠依据，有些则提出可供进一步调查的线索。据1969年6月对院办公室收文的统计，竺可桢提供的证明材料约占院部有关此类材料总件数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见其工作量之大。 当时的竺可桢，无法按简单的逻辑判断自己的社会角色。原院领导班子已被夺权，但他曾奉召以副院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被列名于新成立的院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中，却又不被通知参加革委会会议；他是党员，却不知道如何与党组织联系。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最值得注意的是，1968年底，他从《参考资料》上发现关于钓鱼岛附近采集有孔虫和双壳贝化石的报道之后，一直密切关注日本方面的动向。在查阅多种文献之后，于1969年11月致函周恩来总理，以其地理学家的眼光和学识，明确指出有关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1969年春，竺可桢因病住院53天，此后始终为肺气肿所困扰。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6卷，收录1961—1963年的竺可桢日记。这三年，就大势而言，在共和国历史上属于较好发展的时期。为了解决“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毛泽东在1961年初说要让本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随之，科学界有“十四条”和“七十二条”之制定，有广州会议之召开，明确了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这种历史大背景，为年逾七十的竺可桢提供了较为宽阔的施展舞台。“为了响应党所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竺可桢自发地写了一篇《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其指向虽不属党号召之主旨，但却由此强化了他晚年研究工作的一大主题，也与当今世界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之主流有高度的吻合。 党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竺可桢身体力行，先是主持全院的支农会议，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在院党组扩大会上做了长篇的支农报告；又查阅大量文献，利用在青岛避暑的假期，写就《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正是此文让毛泽东读过之后承认了他那“农业八字宪法”的严重不足。 这三年中，竺可桢南下考察热带植物资源，赴西北研商抗旱、治沙大计，赴西南考察南水北调路线。参与讨论冀鲁豫防治盐碱化的对策，建议国家设立海洋局，领衔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并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首倡建立“自然保护区”。1962年6月4日，竺可桢被吸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前还曾率团出访英国，涉足一次走进“帝国主义国家”的科学外交。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7卷，收录1939—1940年的竺可桢日记。1939年2月4日，面对敌机侵袭的险恶形势，竺可桢对一年级新生发表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阐述校训“求是”（Faith of Truth），须“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翌日，宜山浙大校舍、学生宿舍等建筑即遭到轰炸而毁坏。竺可桢迅速向国内外通报有关情况，谴责日寇“灭绝人道，破坏文化”的罪恶行径。4月，成立迁校委员会，迁校问题成为本年工作的主题。11月，南宁失守后，浙大开始向贵州迁移。本年3月和9月，竺可桢两次赴重庆，参加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和处理气象研究所事务。3月间，至昆明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院务会议。1940年春，浙大迁校于遵义和湄潭，一年级先在青岩而后转永兴，浙东分校在龙泉（前此于1939年10月开学）。此后，战争年代的浙江大学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10月，在校中成立史地研究部。本年3月，蔡元培去世，竺可桢赴重庆参加吊唁活动，其间出席中研院评议会，参与选举新院长。竺家基本情况。1939年9月，竺可桢与陈汲订婚于嘉定，1940年3月15日在重庆举行结婚仪式。长子希文随军转战于湖南、广西前线，长女竺梅先后在宜山、重庆读中学，三子竺安先后在宜山和遵义读小学、在湄潭读中学，次女竺宁读小学。1940年12月，幼女竺松出生于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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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4卷，收录1955—1957年的竺可桢日记。1955年发生在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召开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956年则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随后组织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同年提出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科学事业的“火车头”，由此进入了十年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按院领导中的分工，竺可桢一直主管生物学和地学领域，自1954年起，负责筹建生物学地学部，并担任首届学部主任。他同时还担任许多“全国性”的工作职务，或亲自主持，或实质性参与，任务繁巨，不堪重负。有关他这一情况的专题报告曾被列为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典型材料。1956年，竺可桢全程参加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其中有关自然和经济区划、地图测绘、气象预报，对边疆地区、重要河流、海洋资源和热带资源的综合考察及开发方案研究等重要任务目标的部分，都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此后，竺可桢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实施规划的行动中，1956年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综合考察委员会。 在1956年展现中国调整开放态度的举措中，竺可桢率团参加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8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会后顺访意大利的多个城市。在此前后，他与叶企孙等一起招揽人才，策划开展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并于1957年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为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的竺可桢虽然十分忙碌，但心情也十分愉快。到怀仁堂给最高领导层做科学报告，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与分别多年的老友们晤面，参加贯彻“双百 方针”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频繁接触外国科学家，联络和动员海外学者归国……让他最高兴的，可能应该是家庭的春节大团圆。这时，他的子女中，在南京任中学教师的竺津已完婚一年，在杭州工作的竺安即将调入北京的中科院化学所，女儿竺宁继续在南京农学院就读，小女儿竺松则刚刚保送入华北航空学校。1957年，竺可桢与担任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的顾准，工作中紧密配合，2至3月间南下雷琼地区考察热带植物资源，继而于7月前后北上黑龙江，执行与苏联合作综合考察的双边计划。他们仅仅合作了一年，顾准即因“反右”而跌离。竺可桢的长子竺津和他的多位门生故旧，也同样遭受了这一灭顶之灾。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1卷，收录1948—1949年的竺可桢日记。1948年1月底，“在校十二载，已属忧患余生”的58岁的竺可桢，“拟于四月间辞职”——“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内战加剧，物价飞涨，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和师生员工的基本生活，校长不得不围绕“款”字转。对外向银行乞贷款，“向省府要米”，对内压缩开支，甚至“拟以现有校中存款购米、柴、油等各项，以备不虞”。他更为苦恼的还是如何应对发生在“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中的政治冲突。在杭州，面对学潮，他认为学生可以发表政治见解，但不能在校园中从事政治活动，同时又坚持“校中并不知谁是蓄意捣乱的共产党……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他宁肯受学生的包围而反对军警入校捕人。他勉力维持被起伏不断的学潮所冲击的教学秩序，不肯屈从于国民党政府镇压学潮的指令。 在与国共两种政治势力周旋的过程中，竺可桢坚守岗位，爱生护校，顾全大局，不乱方寸，对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感到绝望，对继续主政浙大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丧失了信心。1949年4月底，长校整整13年的他不得不离开浙大。 1949年5—6月，竺可桢潜居于上海避险，不去台湾。在政权更迭的隆隆炮声和相继而至的朗朗歌声中，经过短暂的观望之后，欣然走进了参与建立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筹划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行列。在上海，他竟能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潜心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当上海人民庆祝解放之时，他以历史见证者的口吻评述：“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自7月起，竺可桢记述参加的主要活动有：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中苏友好协会发动大会，“科代会”发起的东北参观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0月16日，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是在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已有机构以及静生生物调查所、地理研究所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竺可桢以自己在科教界的崇高德望、渊博学识和广泛联系，在整合机构、凝聚队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年底，竺可桢定居于北京地安门附近的中国科学院第一宿舍内（直至去世）。在家庭成员中，其于1949年6月惊悉久已失去联系的长女竺梅于此前的1948年9月在解放区大连病逝。

本丛书与教材同步，定位于全国市县，适合全体学生使用，重在夯实基础内容。本丛书紧扣教学大纲，配合教学进度，提炼知识要点，直击考点，帮助学生巩固课堂知识，开拓思维，深入浅出，梯度训练，方便实用，是学生学好语文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全书包括主书（同步课时训练）、夹册1（知识与方法清单）、夹册41（答案解析）、夹卷（单元卷、专项卷、期末卷）四大部分。通过使用本书，将使学生达到全面、系统地掌握教材教学内容的要求，抓住基础知识点、重难点、易错点，起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作用。

本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大气污染治理与环境政策评估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与教学的基础上，融合理论方法与实证研究推出的一本专著。本书构建了一套大气防控政策效果综合评估方法体系，综合双重差分模型、暴露反应模型、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空间计量模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等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该套方法体系从环境改善效果、健康-经济协同效益、空间溢出效应及政策协同效应多维度实现环境税、中央环保督察、清洁取暖、工业企业环境规制、大气防控政策组合等多项政策措施效果的综合评估，探究政策效果的作用机制及当前不足，从而为我国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完善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7卷，收录1964—1965年的竺可桢日记。1964年2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召见李四光、竺可桢和钱学森，咨询科技，论天说地。半年之后，召开了以亚非拉朋友为主体的“北京科学讨论会”。不久，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突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两年中，原子弹首爆的蘑菇云在罗布泊升天，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结晶在上海落地。共和国历史上的这两个大事件，见证了中国科技工作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和能力，也成为泱泱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 然而，与此同步的政治形势却愈来愈严峻。国际上四面应对“帝修反”，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林家铺子》，批《早春二月》，批杨献珍，批翦伯赞，批吴晗，一步步走近了引爆“文革”的燃火点。 在把“突出政治”喊得震天响的年月，竺可桢不断地应付着各种突如其来的难题。忽而有人动议成立与现存国际地理学会分庭抗礼的国际组织，忽而传达陈伯达要科学院大精简的指示，他无法从政治上提出异议，就只能从学术角度予以化解。他在自己负责的范围内兢兢业业，对领导交办的工作认认真真。从这两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东奔西走在各种学术会议上，每次赴会做报告，都要做上跟中央、下合实际的精心准备。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院主管黄淮海平原低产田综合治理，赴河南封丘做实地考察，积极组织部署，为后来的“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值得后人关注的是，他一再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和院内各所重视西藏的工作，力促安排讨论1966—1967年进藏的综合科考计划。 在科研时间太少、政治批判太多的紧张氛围中，竺可桢坚守学术阵地，在从事组织管理工作的缝隙时间中，紧张地修订了《物候学》，并继续广泛挖掘文献，研究历史上的气候变迁问题。其间还曾奉命组织筹划《近代科学发展史》和《科学名人传记》的编写与出版，动笔撰写了《维格纳小传》。1965年年底，有感于老友钱崇澍的去世，他在日记中录下了苏子由的诗句“遍 阅后生真有道，欲谈前事恐无人”，颇显老来内心的凄凉。

《竺可桢全集》收录迄今可见的竺可桢文稿约2000万字，共24卷。第1—4卷为学术论文、大学讲义、科普文章、演讲词、工作报告、思想自传、信函、题词、序跋、诗作等；第5卷为外文著述；第6—21卷为1936—1974年的日记；第22—24卷为补编。各卷附珍贵历史照片。本书为第12卷，收录1950—1952年的竺可桢日记。中国科学院建立之初，百端待举，而当务之急是调整和重组科研机构，重点又在自然科学诸研究所。竺可桢是当时唯一在岗负责自然科学方面的副院长，又身兼院计划局局长，因此成为院领导层中承担院务最重者。他与钱三强（副局长）紧密配合，主持召开一系列座谈会，广泛听取院内外各学科专家的意见，经数月筹划，终于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目标，为中科院后来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竺可桢是开国时的全国政协委员，后又当选全国科普协会副主席。当初的中国科学院，是政务院之下主管全国科学行政的部门。因此，出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需要而成立的各种工作机构中，经常会出现他的名字，且多半是必须投入实际工作的职务。1952年，在知识界相继开展了包括“思想改造”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日记中记录了一批科学家反复检查和接受集体“检讨”的过程。与此相随，竺可桢在日记中时而表露出对自己落后于政治形势的自责与无奈，但他仍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