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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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性(法)让·杜歇(Jean Duche)著;周征凌,(法)范倍思译何为第一性?第一性为男性还是女性?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名著《第二性》中认为男性是第一性,女性是第二性。让·杜歇在此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女性是第一性,男人是从属的第二性。这位博学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旁征博引,从动物的性生活谈到原始民族的性习俗,从文明古国的性文化谈到近现代的女性革命,与《第二性》遥相呼应,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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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贞操(美)温迪·夏丽特著;杨荣鑫译曾几何时,年轻女性因为有性经验而羞耻,如今的女孩却因为缺乏性经历而害臊。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年轻女性认为与人同居、公开表达自己性的欲望是丢人现眼,而如今她们却以向往爱情为耻。从自幼接受性教育到大学的男女共用浴室,今日女孩所遭遇的一切无不无情地压制着她的知耻之心、她的“矜持”,尤其是她对浪漫爱情的期望。与此同时,女孩子遭遇的麻烦也日趋严重:从性骚扰到跟踪、到约会强奸,从厌食、暴食到自残。不论男女都在不断哀叹隐私和亲密性关系的失却。这世界是怎么啦?保守主义者认为年轻女婿生所面对的危险被夸大了,女权主义者则坚决把一切都归咎于男权统治;温迪·夏丽特对双方均不赞同,而是指出,病源在于我们失去了对一种古典美德——性端庄的尊重。《寻找贞操》一书既采用了非常个性化的叙述,又是引人入胜的理性的探索。从17世纪的礼仪指南到安东尼奥·坎诺瓦的维纳斯雕塑、到费兰克·罗伊塞尔1948年的歌曲《宝贝,外头很冷》,从巴尔扎克到西蒙·德波娃,作者就像一位贞探在搜寻一种业已失败的观念,并在搜寻的过程中阐明了这一观念的重要性。尔后,她一层一层地剥下神秘面纱,把端庄的本来面目昭示给读者。原来,端庄并不是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什么“双重性标准”,而是一种跟男性的道德与荣誉密不可分的美德。它不是社会观念的产物,而是发乎天性的反应。端庄不是伪道学,而恰恰是为我们正常的性的欲望提供的最好保护。夏丽特以特有的幽默和敏锐的洞察力带着我们透过羞怯的表象,去发掘蕴含在一种古老的理想中的新力量。她坚持一个观点,认为过早开始性教育的根本弊病就是要我们克服对在性方面的克制态度亦即如今所称的“矜持”。夏丽特以惊世骇俗的勇气令人隽地论证了,不为这所谓的“矜持”正名,就不可能有真正让我们心醉神迷的性乐,就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韵味无穷的两性关系。端庄是人皆有之的倾向,它不是什么需要治疗的“矜持”,而是一种美妙的本能。当端庄回归并得到社会的支持,它将焕发出足以改革社会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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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和情欲康正果著本书是美国学者康正果的学术随笔集。作者凭借其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和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任教多年而积累的西方学理素养,采用中西文化比较分析的方式,把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概念“社会性别”带入了中国古典文学与当下审美文化的研究,对人们普遍关注的“性”、“身体”、“情欲”等焦点问题加以论证剖析,视野开阔,文笔畅达,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高品位的文化读物。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男性裸体……色之间的复杂关系。按照他的描述,从注视中得到快感的欲望总是发自男性的视角,而注视的焦点则集中于女性的身体。正是基于认知癖和观色癖的双重纠葛,从古典时代的雕塑到文艺复兴以来的绘画,直到现代的摄影和录像,西方文明在注视技术上的发展始终都以人体的再现为主,而其中投入了注视最多,也最吸引注视的就是女性的裸体。在影视形象泛滥的当今世界,暴露的女性身体已经成了魅力的模型,它们被作为性感的标准件布满了各类商业广告的前景。女性身体实际上已经不只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它同时也受到女人自己的欣赏。美国有一个戏仿《花花公子》的刊物名叫Playgirl,顾名思义,那当然应该是给风流女士消遣的读物。该刊专登非常暴露的男性裸体,不知底细的人往往会以为那是专供荡妇淫女玩赏的春宫,其实不然,据说真正对这种画报感兴趣的是广大的男同性恋者。原来好男色而以男性身体为欲望对象的依然是另一些男人,他们属于另类人物,应放到例外的情况下专门讨论。至于女人,听说有不少人都在私下澄清,她们对男性裸体的观感与男人对女性裸体的色迷其实并不相同,因为我们的文化语境并没有让女人养成把男性身体当欲望的对象来注视的习惯。男性身体还没有被编码为情色的符号,在任何场合,公然把那个拉康所谓绝对能指的阳具暴露出来,不管在男人眼中还是在女人眼中,都是极不雅观的。在把自己脱光的事情上,我看男人通常都比女人胆怯和勉强得多,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男人常常显得昆德拉式地可笑。一般来说,男人健壮的肌肉和毛茸茸的体表,充其量不过象征勇武或暴力罢了。在女人面前,那样的形象更多的是作为攻击性的武器进逼而来,而非作为欲望的对象显示出魅力。对于自己同性的身体,女人欣赏的角度也与男同性恋者欣赏男性身体的眼光完全不同,她们所欣赏的是她们认同的美,是她们想要成为的样子,她们从中渴望的只是她们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被看性”,她们不是渴求那个对象,而是渴求成为欲望的对象。现在,男人主导的商业和情色市场把女人的身体塑造成了情色的偶像,它不但被装扮成男人渴求的对象,而且被抬高到女人群起效仿,竟相崇拜的地步,最终使女性身体的性感成了女人自愿为自己购买的商品。消费的女人越是要拥有自己的身体,她们便越是从自己的身体异化出去。正如拉康所说:。通过男人的中介,女人在为男人充当他者的同时也变成了自己的他者。”女人的身体越来越受到市场和流行美学的操纵,她们热中购买各种减肥的器械和药物,每一天都把大把的钞票花到了能使身体更有魅力的化妆品以及形形色色的内衣上。求真的古代艺术家用尽了手段,为的是给他们的“身体作品”灌注生气。人们都熟知皮格马利翁把自己制造的雕像爱抚得变成活人,最后给他当了伴侣的故事,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讲述的奇迹当作一个寓言来读,它无疑肯定了欲望和想象的万能,也表现了古典艺术在追求理想美和征服真实等方面的自豪。但在“机器复制时代”的今日世界,超级写实主义艺术则由于利用现代的技术和材料制做了完全等同一个真实的个人的雕像,结果却使艺术丧尽灵气,把刻意在课体上突出的性感搞成了精美的冷感,最终,把身体作品做成了一个只是引起人注视的东西,一个只让人对造成这一仿真效果的技术感到惊讶的产品。时装模特甚至比超级写实主义的雕像还走得极端,她们走到了皮格马利翁奇迹的反面,把自己有血有肉的身体练得雕像一样冷漠。因为她们的专业就是拿自己的身体作活动的衣裳架子,让面孔尽量定型为面具,然后迈出机械的步子走向前台,以一具具美丽的行尸走向为换不尽的时装擎起旗杆。衣服本来是要装饰身体的,模特的职业却把身体弄成了衣服的附庸。欲望现在从身体转向了物,转向了商品,最后只剩下了单一的消费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所知所见向来都十分有限,作为欲望对象的身体其实只是一个想象的对象。你不可能全面看到它,也不可能一览它延续着的动态过程,眼睛的注视永远都被限制于局部和片断,身体好像越追越远的幻影,你越想彻底把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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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皇后(英)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著;范昱峰译我以前从事动物学研究的时候,朋友常问我,怎么能够投入三年的时间,只专门研究一种鸟类?普通的松鸡难道还有那么多值得研究的吗?我的答案常令人觉得自负且刺耳:关于人性的研究虽有两千年历史,但所知仍然非常有限;人类除了稍微有点特殊,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哺乳类的一种;除非能够了解人性的演化过程,否则我们无法完全了解自己。有鉴于此,本书前三分之一专论演化。此外,有关人性的探讨,也仅在这些篇幅加以论述。演化的基础相当重要,但对于基因运作提不起兴趣的人,演化这个课题确实有点困难。但请千万不要因此气馁。我小时候所受的庭训是,一定要先吃完正餐才能享受巧克力蛋糕,甚至到了现在,当我享用巧克力蛋糕时,仍然常有(但也故意忽略)罪恶感。如有读者觉得本书中后半部较易了解,因而跳过前段,直接吃“巧克力蛋糕”,我也可以谅解。本书充满独道的见解,但其中极少是我的发现。科学家忙于研究,无暇发表他们的新发现,科学作家则常需探究他们的心灵,代为公诸于世,因此常自觉是智力的剽窃者。如以单独的章节而论,写作比我更出色的大有人在,但令我感到自豪的是,就全书而论,水准能够到达如此程度的人为数不多。我的角色即在综合各家的发现,呈献于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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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后果(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安东尼·吉登斯,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1938年出生于北伦敦的埃德蒙顿,1976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莱切斯特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剑桥大学,1997年起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一直处于当代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前沿,他的著作综括了近三十年来的社会政治变革,尤以构成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的学说为全球学界所瞩目。他还是布莱尔政府的重要智囊之一。他的主要著作还有:《社会学》(1982),《社会的构成》(1984),《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超越左与右》(1994),《第三条道路》(1998)。在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中,作者从一种全新的、富有启发性的角度阐释了与性相联系的制度变革。他认为,在世纪终结之时,我们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时期,而是进入了“盛期现代性”时期。在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后果变得前所未有地激剧和普遍化。由此,他更现实地考察了许多人备加褒扬的现代性的各种严重后果,严重讨论了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生态环境的破坏、核冲突与大规模战争等问题,并且探讨了人类在这些问题面前的出路。无论是对于专业学者,还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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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性爆炸王维刚著本书包括“两性关系的科学探秘之旅”、“性情观念的科学时代”、“精神艳遇和第四种两性空间”、“人类性文明暗角的性交易”、“关注艾滋病”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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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突破王维刚著本书包括“远古曾有的性别困惑”、“破译性别的生物科学之谜”、“性别角色的颠覆和重塑”、“性别突围中的对接和冲撞”、“生育的性别价值观枷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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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妇(英)维多利亚·格丽芬(Victoria Griffin);张玞,李立玮译编辑推荐:人类社会自有婚姻始,“情妇”现象便已经存在。早在希腊神话里就有关于情妇的记载,她们巧妙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使故事变得美好或令人悲哀。情妇们作为宫廷和贵族生活的点缀,贯穿着整个古代历史,使许多历史传奇和文学作品精彩绝伦。而现近代情妇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文学作品中扮演多情与哀伤的角色,她们更喜欢自己书写文学。乔治·艾略特,雷贝卡·韦思特,西蒙·波伏娃,让·瑞丝一直都是他人的情妇,同时也是为人称道的女作家。本书也是如此,它的作者就是一位情妇。她因为经常滑到情妇的位置上而开始深刻地检视自己。她目光敏锐地观察着情妇们出现的每一个场所……王公贵族的情妇、政治家的情妇、文学家的情妇、艺术家的情妇……通过审视她们的各种令人困惑的结局,研究妻子和情人角色的关系。作者令人吃惊地洞悉到,这一关系的呈现像历史一样深奥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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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恋亚文化李银河著“虐恋”这个词英文为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SM、S-M、S/M或S&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宾(RichardvonKrafft-Ebing,1840-1903)创造的,是他首次将施虐倾向(sadism)与受虐倾向(masochism)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倾向一词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但施虐倾向一词并不是由他首创,而是最早于1836年出现于法国的字典,到19世纪80年代才传播到德国的。我采用的“虐恋”这一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因为它不仅简洁,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虐恋似乎离中国相当遥远,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中国既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也没有很多虐恋者去心理医生那里求治。西方有人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他们说:“在中国的色情艺术品中,攻击性或虐恋的形象极其罕见。”(Faust,78)然而我坚信,中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特性,但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这是基于我在中国与国外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经验之谈。我在多年的调查研究生涯中,也确实遇到过虐恋的个案:在关于女性的性与爱的调查中有虐恋个案,在关于男同性恋的调查中也有虐恋个案,还有从杂志社转来的向其求助的虐恋个案。虽然数量微不足道,但至少证明,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人们从事研究总要为自己找“合法性”。我曾在另一项研究中引福柯之言,证明好奇心可以成为研究的理由。但这还不够。虐恋现象不仅是神秘、有趣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言,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还会继续加重。这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虐恋活动,如福柯所言,“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为普遍的实践。”(Foucault,1988,298)也不仅因为虐恋的形象在大众传媒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因为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倾向,对于理解人类的性本质与性活动,对于理解和建立亲密而强烈的人际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对于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都颇具启发性。在我看来,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性快感与生殖行为的分离,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实践,就连最看重生育价值的中国人也参加进这一实践之中,虽然有许多人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变他们对性的观念的——除非他在生那一两个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性快感及其他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的分离,当今世界一种最先锋的性思潮是让性活动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围,将其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社会批判学派在论述这种思潮的意义,女权主义也在讨论这种思潮对于女性的特殊价值。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在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说:“它的另一个观念是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变成性的工具。”(Foucault,1988,299)福柯以虐恋活动为证据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的观念,这就使虐恋不再仅仅是少数人追求快感的活动,而具有了开发人的身心领域、创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义。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人类最为看重的一种价值。它似乎代表了启蒙和进步,与中世纪的蒙昧相对立。人们不仅认为理性优于非理性,而且认为应当用理性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有许多事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说艺术和人对美的感觉就很难用理性来解释。虐恋就有点像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福柯关于虐恋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是:“为这一实践赋予的概念不像爱的概念那么久远;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精确地说,出现于18世纪末。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向心灵的谵妄状态的非理性转变。”(Foucault,1965,McClintock,inGibsonetal,207)福柯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象”;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象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我想,福柯之所以会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可能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强调过头了,矫枉过正了,这也正是当今西方许多新思潮(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的看法。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将理性与男权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为非理性“正名”。按照这种逻辑,虐恋活动也具有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的意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恋活动的娱乐价值:它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是一种平常人的戏剧活动。它可以将寻常的生活变为戏剧。它为黯淡的生活增加色彩,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变为强烈,使疏远变为亲密。它又是一种优雅的消闲活动,这也是越来越多有钱有闲的人们参与其中的原因。说到有钱有闲,大多数中国人会略感不快,因为他们大多无钱无闲,我相信这也是虐恋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极为活跃而在中国却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对大多数中国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有闲持乐观态度,因此不避“超前消费”之嫌,将虐恋世界的秘密乐趣昭示一二,就算让有钱有闲和即将有钱有闲的中国人看点“西洋景”罢。我不否认这本书的娱乐价值,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承认这一点相当痛苦。但是我既然已经把《O的故事》译了出来附在书后,也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希望读者不仅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看,也要认识到它在虐恋文学中首屈一指的代表地位,否则我的辛劳就会价值减半。福柯曾表达过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禁忌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证人们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权利,以及改变规范的自由权利。我对中国文化在性方面总的看法非常不乐观,福柯曾批评我们对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纪欧洲的水平上,而在我看来,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做法还停留在西方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对于色情材料和卖淫的看法和做法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性问题的认识,西方的性实践,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完全像外星球的事那样遥远。这其中文化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此斗胆提出一个假设:假设中国文化的包袱对于我们不再是那么沉重;假设中国人除了吃饱穿暖、传宗接代之外也有了一点对性快乐的要求;假设中国人也愿意有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假设中国人也喜欢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快乐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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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经验史(法)米歇尔·福柯著;佘碧平译本书为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作者生前完成了三卷,我社已于2000年3月翻译出版,共印了两次,这次出版增补版的原因是我社获得法国伽里马赫出版社的授权,同意我社将《性经验史》第四卷已发表的内容《为负法而战斗》作为第四卷收入本书,趁此机会、译者又对以前的译文作了修改和提高、因此,《性经验史》中文版将成为全球最完整的版本而面世,而且被收入《世纪文库》第二辑。目录第一卷认知的意志第一章我们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第二章压抑假说第三章性科学第四章性经验的机制第五章死亡的权利和管理生命的权力第二卷快感的享用导言第一章对快感的道德置疑第二章养生法第三章家政学第四章性爱论第五章真正的爱情结论引文索引第三卷关注自我第一章梦见他的快感第二章自我的教化第三章自我与他人第四章身体第五章女人第六章男童们结论引文索引第四卷(部分已发表的内容)作者简介:后结构主义不仅“谈玄论理”,而且还直接批评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文化”。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福柯出生在法国的普瓦利埃。1946―1949年,就读于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先后获得哲学和心理学文凭。1951年,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61年获国家博士学位。1970年被遴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84年6月25日因感染上艾滋病去世。福柯一生著作甚丰,闻名于世的有《癫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的癫狂史》(1961年)、《诊所的诞生》(1963年)、《词与物》(1966年)、《知识考古学》(1969年)、《规训与惩罚》(1975年)和《性经验史》三卷(1976,1984,1984年)。译者简介:佘碧平1965年7月26日出生于安徽省和县。1982年9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86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1989年8月留校任教。1993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法语)国际合作奖学金,前往该校哲学学院哲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97年底,学成归国,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著有《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版)、《论M?梅罗?庞蒂的历史现象学》(比利时鲁汶大学,1997年10月)和二十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