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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蒙古族是700多年前（1252年）随忽必烈南征到云南，元亡后落籍云南的蒙古族将士形成的民族群体，现有13168万人，主要聚居在通海县兴蒙蒙古族乡、镇沅县铁家坡及安宁、西畴等县。从史书古碑上寻访云南的蒙古族，看到的几乎都是男人的历史，关于女人，却是“史无查处”；但是600年过去，男人们争雄的金戈铁马早已锈迹斑斑，女人们营造的故事依然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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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于西双版纳基诺山中的基诺族不足11000人。他们是20多年前才被确认的民族，其社会还保留着浓厚的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女性约占49%。本书以女始祖的传说，女性人生角色及其特有品质为轴心，以实现实和透视历史为经纬，展示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基诺族女性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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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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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歌舞是瑶族文化百花园中盛开的一朵奇葩。本书以瑶族妇女的服饰、歌舞为主线，从生产劳动、生活习俗、人生礼仪、文化艺术、瑶山新貌等不同的侧面，采用历史与现实对照的方法，描述和介绍瑶族妇女多姿多彩的人生，力图向世人展示瑶族女性文化迷人的风采。

江南造船工厂的工人运动史，在当前中国经济、上海以济腾飞的时候出版，有着重要的意义。本书描绘了几代造船工人的斗争，包含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团结进步，艰苦创业，爱国精神，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精神，奉献精神，将一代一人传下去。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将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步上一个新的台阶，贡献自己的力量。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制造局，自1865年（清同治四年）建厂至上海解放为止，在旧另整整经历了84个年头。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江南人人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大小舰船，为发展中国的航运事业和建设海军，作出了卓越贡献。

片断：佤族地区的民族构成，民族杂居的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需要对当地土著居民和后迁来的民族的历史加以探讨，方能说明。在佤族地区居住的上述民族中，人数较多、作用较大的有佤族、傣族、拉祜族和汉族；布朗和德昂则与佤族属同一语族，有同源关系，历史上也难以把他们分开；其他民族人数少、作用不大，都是后迁而至的。佤族、傣族、拉祜族、汉族，又是谁最早居于这带地区呢？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佤族及佤德语支各族是当地最早的居民，傣族、拉枯族、汉族是后迁而至的。拉祜族属藏缅语族彝语支，与彝族、纳西、白族、傈僳等有同源关系，原为古氐羌族系的一部分。在秦汉之时便居云南，与当时所称的“昆明”有族源关系。唐代南诏之时，有所谓东梵鸟蛮和滇东37部，拉枯族大概属鸟蛮的一支或37部的一部。其后经民族迁徙，元明之时今临沧县地的勐缅，属于拉祜族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彭桂萼在《西南边城缅宁》写道：“缅宁（今为临沧）是改土归流以后取定的较文雅的学名。在这以前，这个地方的土名是叫做孟缅或猛缅。所谓孟缅或猛缅，都是摆夷（今傣族）所定的名称。因为在五百年以前（当元末明初）这儿的土著民族是黄倮黑（今拉祜族），开辟这块土地的头目步倒募，也是倮黑族的一个小首领。五百年后摆夷由猛卯（今德宏瑞丽）迁来，做了政治上的土官，二百年来汉人又由省外移居此地，掌握了各方优势。于是土著的倮黑才同化迁徙，渐渐减少下去。摆夷称坝子为猛，叫倮黑为缅。猛缅……即倮黑坝的意思”。又云“缅宁这地方遥为益州永昌诸郡地无疑。蜀汉孔明南征，驱滇省腹夷深布于西南边地，中土文明向滇僻作一度大量的倾入。不久梵氏崛起，历晋隋至唐，而大蒙南诏王国勃兴，缅宁一带属银生郡。宋时段氏继建大理国，缅宁属永昌郡，为濮蛮孟佑也。……元末明初这段时期当中，倮黑步倒募因游猎东来，始开蛮乃村，继展至中东诸部。旋有派蛮、派闷兄弟由南北来，住缅翁，与步倒募亲善，开圈猎。由步派联合向猛卯安抚司求管理，乃委刀判三为猛缅土目，当时明宣德年间。”①猛缅或缅宁（今临沧）元和明初曾是倮黑（拉枯族）的主要居住地。后因反抗民族压迫，多次被镇压，方于明清时期自缅宁向西南迁徙，迁到双江、澜沧、耿马、沧源、西盟、孟连等地及其以西缅甸境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也有调查和记载。如云：倮黑“分布很广，曾为缅宁这块土地最初开辟人。五百年来，受了生存竞争的铁则所淘汰，有的避入深山峻岭，有的迁往边远穷荒。清末双江上改心两次叛乱的倮黑，大半都是由缅宁迁移去的。目前还留居缅宁的，已较摆夷还少。”②拉祜族“汉晋时期他们主要居住洱海流域，唐以后又继续向南迁徙，直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两百年间，才最后定居澜沧江的东西两岸，大体形成今天的分布局面。”③“孟连拉枯族是十八、十九世纪从临沧、澜沧迁徙而来。”④后记：后记在祖国大家庭里，佤族是人数较少的民族，但它的历史却很悠久，源远流长，社会发展特点比较突出，建国后的发展演变也较曲折亦具特殊性。因此，愈来愈引起较多的人们对它的关注和调查研究。解放之初，由于佤族在社会和民族关系上反映出的特点，其分布区又处于中缅南段未定界，党和政府就对佤族进行了较多的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批调查资料。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了八个少数民族调查组，分赴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其中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组就把佤族列为调查重点。从1956年至1958年，共调查整理出来的佤族社会历史材料达一百万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发表了不少有关佤族的研究论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佤族简史》、《佤族社会历史调查》、《西盟佤族自治县概况》、《沧源佤族自治县概况》、《孟连傣族拉枯族佤族自治县概况》、《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概况》、《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概况》，有田继周、罗之基合著的《西盟佤族社会形态》等等。对佤族的调查研究，虽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果，但因编写时的时间限制和某些规定，在某些方面却研究表述的不够，材料使用也不充分。基于这种情况，我便产生了撰写一部较详细的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构想。目的在于使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佤族，有利于佤族的建设和发展；也想为佤族的后代保留一部资料丰富翔实反映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全貌的专著。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将愈来愈明显。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动机和愿望。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我对佤族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是长期建立起来的。早在1952年我就学于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为学习佤语1954年到沧源佤族地区贺南寨生活将近一年。1956年转入本院历史系民族学研究生班学习历史学和民族学，也侧重对佤族社会历史的研究。1958年参加了云南民族调查组，经常去佤族分布各县调查。后又参加《佤族简史》、《西盟佤族社会形态》和《佤族社会历史调查》的编写和编辑工作。可以说，在我一生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中，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是用于对佤族的调查研究，佤族地区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确定撰写《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之后，一方面清理我多年调查积累的第一手资料，也认直学习、吸收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同时我又多次到佤族地区作补充和专题调查，并对一些重大问题作深入研究。经过数年的努力，1991年写出初稿，又经修改，1993年写出定稿。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曾得到杨堃、田继周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曾十多次到佤族分布各县调查。在历次调查中，曾得到西盟、沧源、孟连、澜沧、双江、耿马、永德等县的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及同志们的热情支持。他们先后抽调佤族妇女干部叶巴拉、杨美玲、李香、赵丽平、刘志琴、魏那妹等同志协助我下乡调查，并在各方面为调查提供有利条件。在本书出版之际，特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作者1994年8月28日于北京本书前言序我与罗之基同志相识，是1957年，当时她还是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的学生。1958年，她参加了云南佤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9年她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一直从事云南佤族、拉枯族、布朗族的调查研究。由于她学过佤族语言，她的调查研究重点，则在佤族。佤族在我国有35万多人，主要分布在云南西南边地西盟、沧源、孟连、耿马等县，与其相邻的缅甸境内也有分布，估计约30多万人。佤族社会很有特点，在云南的历史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或者说五十年代以前，西盟地区的佤族还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阶段，它的原始农村公社、家长奴隶制、私有制和各种剥削关系产生的初期发展，都保存比较完整，它存在着较浓厚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基于这种信仰而残存的猎人头祭鬼的习俗，也引人特别注意。沧源大部分地区的佤族，已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并在当地傣族封建领主制的影响下，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的最初形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班洪地区的佤族，即“班洪王”统治下的佤族。由于佤族社会颇具特点，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为了加强对佤族地区的了解和民族间的团结，为了佤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对佤族社会历史进行了多次的社会调查和研究。从1956年开始，全国人大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调查组，下到少数民族地区，对全国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1956年和1957年，我作为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组佤族分组的组长，也到了西盟地区。1956年至1958年，佤族分组共整理出20多篇调查报告，铅印出100多万字。我也单独写了《马散大寨历史概述》。在以后的调查研究中，又发表了许多论著。其中值得提出的有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佤族简史》，田继周和罗之基合写的《西盟佤族社会形态》等书。罗之基同志除了参加佤族分组的调查研究，参加以上佤族专著的编写工作之外，八十年代以来又多次只身到佤地区进行补充调查和专题调查。整个计算起来，她到佤族地区调查有十多次，有些调查是相当艰苦的。例如，她在进行佤族姓氏调查时几乎跑遍了西盟佤族的大小村寨；在对澜沧雪林地区佤族进行调查时，也跑遍了该地的主要村寨。她在比较全面地掌握佤族资料和研究问题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反复调查研究与修改，于1993年写出约35万字的专著《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本书吸收了她以前及其他同志研究的成果，但却比以前任何有关佤族的论著向前发展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佤族历史的阐述更详细系统，说明了一些难点；二、对佤族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演变的一些重大问题，充实了材料，论述得更为明确细致，并结合社会发展比较好地阐述了佤族姓氏的产生和演变；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佤族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加以阐述，这也是以前的论著所没有的。总之，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论点明确，有较高的学术和现实价值，是研究佤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难得的一本综合性的专著。在本书出版之际，罗之基同志请我作序。我很高兴承担。希望本书的出版对我国民族学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是以为序。杨堃1994.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