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

用艺术设计的眼光和思维来审视中国漫长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活动的发展历程，是一项值得关注的新课题。这一全新课题，摆脱了沿用很久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叙事方式和研究方法，从而注意到我们的祖先们在造物活动中的设计动机和绵延二十余世纪的封建社会将技术与艺术融为一体的“匠作之业”的设计思想和“营造法式”。同时，也着重研究这一庞大的“匠作之业”中的设计行为和设计风格的演变。对于中国古代的艺术设计思想，特别是反映在若干工艺设计典籍中诸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将从设计的视角予以诠释。此外，中国艺术设计史还将系统地对设计与农业经济的关系、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设计与古代科技的关系，以及对近代中国艺术设计落后的原因等作一次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诸多问题进行梳理，从理论思辨的深度进行研究并阐释。由此看来，中国艺术设计史与以往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侧重于设计与功能，而后者侧重于工艺与欣赏。当然，在论及中国艺术设计史的过程中还会碰到许多内容和以往的中国工艺美术史中涉及的材料有些重合，但由于视角的不同，其叙事和立论观点必然会出现新的视野。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佤族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历史源流、生产方式及其变迁、语言与文字、衣食住行与文化功能、婚姻家庭及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本书向读者展示了瑶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教育传承、文学艺术、民风民俗、文物古迹、生活环境等。

本书对生与死、生者与死者的精神联系、民族生死观对文化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作者把生死问题置于文化发展的背景上，与宗教、民俗、艺术、哲学和历史相揉，进行综合研究。在生殖崇拜文化的演进轨迹、生与死的自然和谐的信号、民族生死观与家庭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视野开阔，论述精深，材料翔实，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可以提供比较丰富的资料，可供研究人员、大学文科学生和一般读者参考、欣赏。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本书从历史源流、人口分布、民族关系、生存环境、社会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卫生、天文历法、文物古迹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布朗族的历史文化。

《昭通彝族史探》一书为昭通彝族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勾勒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这个轮廓大体可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远古时期，从原始社会时期，昭通智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而从公元前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左右，昭通已经进入原始社会，不少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和房屋基础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状况生活状况，说明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当时的两种主要生产方式，人们已经形成村落群居，进入了父系氏族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上古时期即杜宇时期，这段时期是东周的春秋与战国交替之际，约公元前４００年左右，部落首领杜宇后裔分为六个部落，形成为彝族的六祖，其中糯、恒二部留在昭通一带。这一时期的末期也就是东汉时期，在这段时间，在昭通本土创造了辉煌的朱提文化。第三段时期为中古时期，即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爨乌蛮时期到宋元时代的乌蒙时期，这段时期长达千年，这段时期都是属于彝族部落统治时期。这段时期用乌蒙并列的部落有芒部（镇雄）、乌撒（威宁）和闷畔（东川）。这段时期昭通的社会形态应属于奴隶制社会，但在晚期，商业贸易有所发展。第四段时期是元明清时期，这段时期昭通彝族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在元代确立了土司制度，使昭通既归属中央政府的统治，又有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性质。而到了明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开始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但并未强制推行，而是要求土司承认自己是朝庭委派的流官，服从调遣。而到了清代雍正时期，鄂尔泰在昭通强制推行“改土归流”，于是酿成了血腥的屠杀。但“改土归流”后也给昭通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第五个时期即清末到民国时期，通过对龙云、卢汉一些重点的彝族人物的介绍，叙述了他们而对于昭通的发展，云南的发展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和在解放战争末期举行起义的历史意义。

本书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的一册，收入了白寿彝先生所著的《民族宗教论集》全册，书中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书中除收录原文外，还附有详尽的译文。本书内容全面，融科学性、理论性、史料性及可读性为一体，读者将会在阅读中看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非常值得一读。本书是作者60余年来所写的关于民族和宗教的论述的选集，内容广泛，思想弘搏，在史学界和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书中论述了民族史与中国史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疆域，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等。白先生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学术研究指明了如何看待民族关系趋势的本质和方向，告诉我们如果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及其规律问题。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实现解放西藏地方的战略构想，这一复杂的历史课题，自然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西藏之特殊的地域，特殊的民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特殊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西藏的问题，从而实现长久的和平民族间的长远的和睦相处。通过谈判，西藏人民终于选择了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本书介绍了地理环境与佤族社会发展，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文化变迁的形式，社会变迁中的佤族妇女，社会变迁中的民族关系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