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落籍云南的回族先民；从回族角度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肩挑“两个世界”的回族文化特征等。

作者周华山博士在摩梭山区与摩梭人同吃同住一载多，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平反了过去对摩梭人“知母不知父”、“母女共夫”、“无父无母”等不公评价。他在书稿面世前，请摩梭人细阅，在书中他说出了一些摩梭人自己想说却难以用文字系统表达的话语，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观点，如“害羞文化”、“女本男末”、“尊时不贬女”、“重女不轻男”等。特别是“害羞文化”的提出，使过去的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豁然开朗。周华山的研究是让研究主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他触摸到了摩梭血脉中跳动的热点，进入摩梭人内部的生活。他把潜藏的东西发掘出来，然后读者也参与进去，得到启发，也作出自己的思考和结论，这就把学问做活了。

本书对东巴经、东巴教等东巴文化，以及纳西族的历史发展等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本书从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地名学、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等方面，多视角地认真审视和剖析了滇国时代及其衍生出来的历史文化。

居住在黔、湘、桂交界处的侗族，按方言语区及地域特色分为北部与南部社区。南部社区的鼓楼、风雨桥、大歌、琵琶歌以其独特风貌名扬世界。作品通过民间各种代表人物的口述和作者的感受与评说，揭示了侗乡的奥秘，把我们带入侗族历史文化的深层。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实现解放西藏地方的战略构想，这一复杂的历史课题，自然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面对西藏之特殊的地域，特殊的民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特殊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矛盾，如何有效地解决西藏的问题，从而实现长久的和平民族间的长远的和睦相处。通过谈判，西藏人民终于选择了拥护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

本书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生活，包括战事爆发在上海、烽火三月话上海、十里洋场成孤岛、到处绑票到处杀、抗战八年心境苦等。

本书共分五章，其内容包括楚国与四邻各族、彝族与古羌遗俗、彝族文化关联等。书中就彝族文化和楚文化的关联总是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书内容全面，资料翔实，观点新颖。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可供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参阅。

2001年贵州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深爱的情人受父母之命被迫分离，永不成双；父母却理解他们的情缘，射背牌，一根穿心的箭，一块铭情的背牌，生时与他们相伴，死后与他俩随葬……读者会从奇特的背牌去了解贵阳高坡苗族的恋爱、婚姻、艺术。

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