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玩铺》、《老珠宝店》两部书稿编审配图之际，我又着手写《老古董商》。为什么要写此书呢？因为，《老古玩铺》写的是清朝中期散氏盘出土，金石学再度兴起，琉璃厂古董商为金石学研究作贡献，服务于官僚、学者、豪门贵族，在经营鉴定古玩文物中形成博古斋一大门系。《老古玩铺》着重写了这一大门系的形成和发展，并将其鉴定古代字画、碑帖和金石等古玩文物的经验方法写了出来。 这一历史时期发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国古玩文物开始外流，而专做外国人古玩生意的古董商正在形成中。 八国联国侵入北京后，我国的古玩文物除外国用武力掠夺外，外国商人也进入中国文玩市场，北京出现做外国人生意的洋行和古董商。古玩文物成了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政府允许古董商经营，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古玩文物不断地大量流出。 清末民初，南方的卢芹斋首创中国文物出口的最大公司——卢吴公司，在上海、巴黎、纽约等地经营；北方的白瑞斋在同治年间就做外国人的古玩生意，乃做洋庄生意的第一人。之后便有岳彬做外国人的古董生意发了大财，因盗卖《帝后礼佛图》未得善终。 《老古董商》写的是岳彬（1896-1954）生平，把做洋庄古玩生意的古董商写出来。我青少年时见过岳彬，又不断听他的大徒弟丁兆凯讲岳彬的轶事趣闻和生活琐事，他的二徒弟程长新，三徒弟王福祥，小徒弟董祖耀是我的表兄，他们时常到我所在的文古斋来，不断说出彬记柜上的事儿。老年时我采访老古董商、老珠宝商五百余人次，不少人提到岳彬，说他是古董商中做洋庄生意的典型人物，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特别是我的师叔范岐周知道岳彬的底细更详细，他让我写一本《岳彬》，详细向我叙述了岳彬的根底……这些年来，我忙着写我的“琉璃厂”系列书，也就没顾得上写岳彬。当《老古玩铺》、《老珠宝店》将出版时，真的“写写岳彬”就提到我的写作日程上来了。我计划以岳彬为主线，既写做“本庄”生意的博古斋等老古玩铺，尤其要多写写岳彬的“洋庄”生意。于是，就有了这本《老古董商》。史贵存真。我是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按历史年代顺序，写岳彬跟外国人做古董生意和鉴定文物的历史情况的，知道多少写多少，不胡编乱造，写真实的东西才有意义。我努力给世人留下一部“信史”。但是，因为许多东西是听来的——我没有也不可能都曾亲历，所以肯定会有不妥之处。欢迎各位读者不吝指正！民国时代，古玩文物也是商品，跟外国人买卖文玩没人管。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商品交易中，你求赚钱也可，你讲交情也行，而更重要的，是要珍爱祖宗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要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岳彬是完全忘记了这些，为赚钱发财走进了死胡同，其结果落得个：“来也空空，去也空空，丢人现眼死狱中。”这样的典型人物，对今日古玩行的从业者会有启示，对其他行业的广大读者也有借鉴意义。

《近代史资料》的主要内容有天津英租界皇冕契及其他；汤公介先生事略；李鸿章撰王茂荫神道碑考；陶成章两篇佚文钩沉；《张曾敫档案》所存山西大学堂史料；丁文江年谱（续二）；韩国人眼中的临城劫车案——匪巢探险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四次报告；1945年中苏莫斯科谈判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补遗；中共党史革命史史料书目提要（三）等。

实践决定着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体系、是否能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而革命实践的本质，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斗争。而且，理论总是落后于实践，必须在实践的推动和检验之下向前发展，必须不断地回答人民改造世界和创造幸福生活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新难题。否则，理论就会被新的实践所遗弃，或者成为新的实践的负担和阻力，也就难以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亲历者口述秘史，大记者权威见证，吴思、张鸣、李亚平、曹聚仁、雷颐鼎力推荐。陶菊隐先生1912年步入新闻界后时，正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来史界所称“北洋军阀时期”的开始。陶菊隐先生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报道。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的军阀、政客间，获得他人难以得到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报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地向公众还原真实。1881年那一年，袁世凯21岁。在此之前，他一事无成。他出身在河南项城，其家族在当地甚有名望。他曾参加科举，但屡试不中。郁郁不得志、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决定在这一年，远离家乡，往登州投军……自此之后，袁世凯开始显露出他作为一个政客、军阀超人的天赋和胆识、狠毒和功利。从朝鲜平乱、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位极人臣，再到被迫下野、逼清退位，以及最后的倒行逆施，恢复帝制，直至最终撤消帝制，撒手人寰，袁世凯的一生，充满传奇和误解，复杂与多变。他的一生，也是晚清到民国这段复杂混乱的历史最真实的写照。

蔡东藩，1877年（清光绪三年，岁丁丑）6月13日生于浙江省山阴县临浦牛场头（今属萧山县）一个店员的家庭里，幼名椿寿，稍长取名，号东藩（又作东帆）。他创作了11部、l040回、600余万字的演义体历史小说：《中国代通俗演义》，记述了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l920年（民国9#-）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他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演义作家。，蔡东藩小时候家境比较贫寒，求学之路历尽艰辛。为了替父母治病，他甚至还替人做过科考枪手；23岁时，以贡生朝考优等的身份被派遣到江西省以知县候补。

一九零一年，日本的摄影师小川一真随八国联军在北京、天津等地拍摄了大量照片，选出四百六十鱼幅辑录成书。除了记录侵略军的情况外，还记录了一百年前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建筑、城乡风貌，有比较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等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日本侵略军准备和使用化学武器史实的成果积累，书中全面论述了侵华日军准备和使用化学武器的概貌，以主要篇幅逐一揭露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史实，多达近1800 例。每例均有使用时间、地点、使用及受害单位、简要经过及危害、影响，并注有资料来源，重点事例提供原件的复制件。到目前为止，这是国内外对日军用毒事例最全面、最翔实的记录。作者从各种渠道、各个方面挖掘历史史料，对每一事例查证中日双方的各种文字记载，作为资料来源和确凿证据。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内容包括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以及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等等，涵盖了大屠杀历史的各个方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当年的历史真相。

为了系统地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光辉历程，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革命战争纪事丛书。包括《土地革命战争纪事》、《抗日战争纪事》、《解放战争纪事》三部，共一百多万字。这套丛书以记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作战等军事活动为主，同时对国民党及其他各党派、政治团体在此期间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给予了必要的介绍，并适当地反映了国际上有关国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态度和施加的影响。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灿烂的一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赢得革命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本书为学习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斗争史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和系统的资料，相信它会对读者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