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西方在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基督教自唐代传人中国起，便因与中国政教礼俗的冲突而备受国人排斥，《教案史话》是中西方文化在交流和碰撞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现象。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已不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范围，而是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托，在洋枪洋炮的庇护下，强行切入，从一开始就和列强对华的殖民扩张活动紧紧连在一起。夏春涛编著的《教案史话》所记述的大量确凿的史实，正向人们昭示了西方传教士究竟是如何与本国政府的“炮舰政策”密切配合，亦步亦趋，从而将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向半殖民地深渊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主要内容包括：吴棠与慈禧传闻之再研究、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赫德与晚清中国驻英使馆、激进与渐进：湖南维新变法的不同路径、清代北京中保人考、日本近代社会“实业”思想的形成与杂志《实业之日本》、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初探——兼论清末民初国人英语观的嬗变、清末文庙祀典升格与人心失控、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外交交涉再研究、五四时期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挽蔡驱傅运动等等。

《辛亥革命史》共分8章，详细记述了从兴中会成立到武昌起义、临时政府北迁的历史，原系编者在复旦、大夏大学任教时的中国现代史料讲义。此外《辛亥革命史》每章之末举有参考书目数种，以期能供给读者研究参考之用。

这本《中日战争》由王钟麒著。本书参览著述十余种，以姚锡光先生《东方兵事纪略》为树干，对中日交涉，中日战争的起因、经过以及影响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叶绍钧先生赞誉本书“原始要终，殆无余蕴；洞穴贯穿，弥见精勤：是诚所谓探其致败之源以为镜鉴者也”。

本书是“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之一种。本书是他早年探讨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成果，他认为“研究历史当略古今”，“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因为近代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又是历史上的重要转变时期，这个转变“迄于今而犹未已”。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然其发生、发展到最后的结局，充满着变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很可能就存在于那些历史的细节之中。作者由此关注其中的细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康有为及其党人戊戌真奏议之补篇，康有为《我史》手稿本之考察……《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前继《戊戌变法史事考》，作者在结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着力于史实重建。作者研究戊戌变法已有十三个年头，但其研究终点，现在仍看不到头。

本书叙述了1903年4月，我在上海逗留期间收到美国驻北京公使夫人康格女士的来信，信中谈到中国的慈禧皇太后正欲请人为其画像，问我是否愿意前往北京，进宫承担此任。并说如果这件事能办成她还希望慈禧太后能够同意把画像送到圣路易斯博览会去参展。夫人认为此画定会引起美国人的兴趣且令世人瞩目。对这样的事，康格夫妇自然会努力促成。康格夫人曾有机会多次见到太后本人，因此她认为外面的人如能亲眼目睹慈禧太后的真实肖像，或许会改变对太后抱有的偏见。我给康格夫人写了回信，表明自己非常愿意进京为太后画像，将在上海恭候她的安排。后康格夫人告诉我说，画像之事已定，太后准备召见画师，并择吉日动笔。然而，中国官场风气一向拖沓，直到7月，康格夫人才收到外务部的正式文书：请康格夫人携美国画师卡尔小姐，于8月5日一同进宫觐见，并于即日开始为太后画像。接到康格夫人的通知，我于7月29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美国公使馆受到了康格夫妇的热情款待。8月5日那天，我在康格夫人的引领下去颐和园觐见了慈禧太后。以外国人的身份进宫为太后陛下画像，在中国悠悠历史长河中，实属破天荒之举，概无先例可循，处处无所适从。我到颐和园觐见太后时，不知道可以请她出面画上几次，也没有人能明确告诉我一点儿有关画像的事。一切都是未知，一切均取决于太后的意愿，接下来我将受到怎样的待遇，又将如何开展工作，都要受这位显贵各种古怪念头的支配……

《中国近代史》，本书阐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其中着重叙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及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进行的种种探索和尝试。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2：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套装上下卷）》是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之二。从对外关系或政权更替等来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但是如果从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作观察，则可发现这一时点前后并非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媒体·象征”、“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区域社会”五个专题之下，收入本书的21篇论文从21个小角度细腻地切入中国社会微部，对中国社会在这100年里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怎样的变化进行解读。

本资料集是为纪念辛亥武昌起义爆发100周年而编译的。在此，有必要对与本资料集相关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近代日本为了对华扩张的需要，从19世纪60年代起，逐步加强了搜集中国社会多方面情报资料的力度，其来华人员（如外交使领、军事间谍、涉华团体、在华企业、新闻记者、文教机构师生、各类考察旅行团等）都不同程度地肩负着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并予以报告的任务，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压迫中国的列强成员之一，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及易于掌握中国文字、潜人中国社会内部的便利，在华搜集情报的地域范围大为扩展，其内容之细致、丰富也远非以往所能比拟。同时，从甲午战争之后到武昌起义爆发，长江流域是日本在华最重要的工业品市场和棉花原料及其他农产品、铁矿石等的重要来源，因此也就成了日本各方面对华瞩目的重点区域之一。1911年，四川掀起保路运动，继而爆发了武昌起义，长江流域乃至全国迅速涌起革命高潮，面对如此局面，一些在华的日本人为了维护其重大既得权益，密切关注事态的变化，搜集各种情报为其政府对华决策服务，而这些情报，至今还大量保存于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成为学界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所必须参考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