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察·建功，祖上为镶蓝旗人。本书《晚清侍卫追忆录》分上下两篇。上篇主人公富察·阿巴力翰便是作者的太姥爷，下篇主人公富察·多尔济为作者大姥爷（外祖父）。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提及的一个旗人多济，便是富察·多尔济。《晚清侍卫追忆录》中，作者以亲历的视角，用特色地道朴实的旗人北京话，向我们展示了晚清侍卫从一个下三旗的普通“孩珠子”一步步成长到宫廷侍卫的旗人生活，以及这样一个特殊身份近距离视角下的那段黑暗动荡迷茫的晚清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0年卷）》主要内容包括：吴棠与慈禧传闻之再研究、晚清海关二元体制沿革考、赫德与晚清中国驻英使馆、激进与渐进：湖南维新变法的不同路径、清代北京中保人考、日本近代社会“实业”思想的形成与杂志《实业之日本》、京师译学馆英语教育初探——兼论清末民初国人英语观的嬗变、清末文庙祀典升格与人心失控、北京政府出兵西伯利亚与中日外交交涉再研究、五四时期北京教职员联合会的挽蔡驱傅运动等等。

《辛亥革命史》共分8章，详细记述了从兴中会成立到武昌起义、临时政府北迁的历史，原系编者在复旦、大夏大学任教时的中国现代史料讲义。此外《辛亥革命史》每章之末举有参考书目数种，以期能供给读者研究参考之用。

这本《中日战争》由王钟麒著。本书参览著述十余种，以姚锡光先生《东方兵事纪略》为树干，对中日交涉，中日战争的起因、经过以及影响进行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叶绍钧先生赞誉本书“原始要终，殆无余蕴；洞穴贯穿，弥见精勤：是诚所谓探其致败之源以为镜鉴者也”。

本书是“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之一种。本书是他早年探讨中国近代史的主要成果，他认为“研究历史当略古今”，“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矣”，因为近代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又是历史上的重要转变时期，这个转变“迄于今而犹未已”。

本资料集是为纪念辛亥武昌起义爆发100周年而编译的。在此，有必要对与本资料集相关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近代日本为了对华扩张的需要，从19世纪60年代起，逐步加强了搜集中国社会多方面情报资料的力度，其来华人员（如外交使领、军事间谍、涉华团体、在华企业、新闻记者、文教机构师生、各类考察旅行团等）都不同程度地肩负着搜集中国各方面情报并予以报告的任务，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成为压迫中国的列强成员之一，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及易于掌握中国文字、潜人中国社会内部的便利，在华搜集情报的地域范围大为扩展，其内容之细致、丰富也远非以往所能比拟。同时，从甲午战争之后到武昌起义爆发，长江流域是日本在华最重要的工业品市场和棉花原料及其他农产品、铁矿石等的重要来源，因此也就成了日本各方面对华瞩目的重点区域之一。1911年，四川掀起保路运动，继而爆发了武昌起义，长江流域乃至全国迅速涌起革命高潮，面对如此局面，一些在华的日本人为了维护其重大既得权益，密切关注事态的变化，搜集各种情报为其政府对华决策服务，而这些情报，至今还大量保存于日本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成为学界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所必须参考的重要资料。

天道昭昭，法网恢恢。一批日本侵华战犯在中国大地犯下了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最终受到应有的审判和严惩。全面记录了七个罪大恶极的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及其悲惨结局。

《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2：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套装上下卷）》是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研究系列之二。从对外关系或政权更替等来看，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以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但是如果从社会生活的各种形态作观察，则可发现这一时点前后并非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媒体·象征”、“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区域社会”五个专题之下，收入本书的21篇论文从21个小角度细腻地切入中国社会微部，对中国社会在这100年里发生了：或者没有发生：怎样的变化进行解读。

《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是《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的缩写，并融入近些年的新成果，供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使用。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托洛茨基曾与当时的斯大林路线进行了殊死斗争。他指出，民族解放斗争实质上仍是阶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批判斯大林的阶级调和论，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革命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托洛茨基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但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预见，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难能一见的教材。《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集结了托洛茨基文章中所有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选取于现存各国的各个语种的公开出版物，按写作的时间顺序爬梳整理，以精炼到位的翻译语言，再现了这位伟大先知的独特智慧和预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