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是马歇尔使华期间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书，按照报告书的时间先后排序。马歇尔的报告，对使华期间的工作作了完整的叙述，对每一次会谈、会谈者的对话、国共双方的建议和反建议、每一事件的经过等，都有详细的记载。虽然只是对事件的演变和进程作了“客观”的叙述，但不少地方仍能流露出当时美国的真实意图，对研究内战时期的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颇具参考价值。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托洛茨基曾与当时的斯大林路线进行了殊死斗争。他指出，民族解放斗争实质上仍是阶级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批判斯大林的阶级调和论，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革命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托洛茨基的建议未能付诸实施，但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预见，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难能一见的教材。《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集结了托洛茨基文章中所有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选取于现存各国的各个语种的公开出版物，按写作的时间顺序爬梳整理，以精炼到位的翻译语言，再现了这位伟大先知的独特智慧和预见力。

《简明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是《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2卷本的缩写，并融入近些年的新成果，供高等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使用。

天道昭昭，法网恢恢。一批日本侵华战犯在中国大地犯下了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最终受到应有的审判和严惩。全面记录了七个罪大恶极的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及其悲惨结局。

《中国近代史》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中国近代史》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

本书通过发掘辛亥革命时期的电报、报刊等第一手史料，真实地再现了辛亥革命的发生过程，着重探讨了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党人对处于历史转变时刻的中国何去何从的探索及其困境，指出辛亥革命党人乃至后人均未厘清传统的王朝更替运动和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运动，从而找到了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的重要原因。作者进而指出，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真正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发展和转型的道路。

富察·建功，祖上为镶蓝旗人。本书《晚清侍卫追忆录》分上下两篇。上篇主人公富察·阿巴力翰便是作者的太姥爷，下篇主人公富察·多尔济为作者大姥爷（外祖父）。溥仪《我的前半生》中提及的一个旗人多济，便是富察·多尔济。《晚清侍卫追忆录》中，作者以亲历的视角，用特色地道朴实的旗人北京话，向我们展示了晚清侍卫从一个下三旗的普通“孩珠子”一步步成长到宫廷侍卫的旗人生活，以及这样一个特殊身份近距离视角下的那段黑暗动荡迷茫的晚清历史。

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6月至10月间，在上海、南京沦陷后，中日双方围绕保卫和争夺武汉进行的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日军出动30多万精锐、数百架战机、数百艘军舰，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攻击，国民党以两个战区100多万军队在武汉外围进行阻击。这期间蒋介石暂停了反共，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新四军和八路军游击队也在外围袭击日军配合武汉会战。中日军队围绕武汉激战4个半月，使日军付出近20万人的伤亡代价。这次会战虽然最后是国民党军队主动弃守武汉，但它成功地粉碎了目军“3个月亡华”的野心，使中日战争进八了战略相持阶段。《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作者涂文学、邓正兵）由49篇论文组成，分别对武汉抗战的历史、意义、经过以及武汉抗战的胜利对当时整个抗日战局的影响做了论述，认为国共合作是武汉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并探讨了这次成功合作对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借鉴意义。《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纸糊的民国》属于续写民国历史大家蔡东藩先生的《中华历代通俗演义》之《民国演义》的历史文学作品，紧密结合蔡东藩先生《民国演义》中的后续历史而写出了1915—1945年的30年民国历史。本书是中国南阳作家群中知名作家易存安先生历经27年思考、精心打磨的经典之作，全书以“文学笔法”书写了30年的民国历史风云，精彩地再现了民国时代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以鲜活的历史故事，为我们讲述着“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历史本色。以章回体的形式，为读者讲述了民国时代风云人物的荣辱浮沉、成败得失与备受蹂躏的民族命运。

中国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进入了其发展的繁荣期，这是中国自由主义从引入到发展的必然的历史逻辑；也是五四时期特殊的历史际遇的结果；杜威、罗素的来华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五四自由主义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核心是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易卜生主义；为了终极的目的，中国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者采取了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对以孔教为中心的封建伦理思想进行了否定；对中国封建宗法思想进行批判；对妇女解放给予关注。对束缚个人自由的一切枷锁进行无情的抨击在于实现自由主义的宪政，而实现的路径则祈求于渐进的、改良的、非革命的手段。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国五四自由主义走向了历史的歧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在中国走向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本书认为最基本的原因是自由主义脱离了中国现实，不能帮助中国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任务以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