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注疏十三经（套装全4册）》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本缩印而成。原书据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校排，包括《周易注疏》、《尚书注疏》、《毛诗注疏》、《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春秋左传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毂梁传注疏》、《孝经注疏》、《论语注疏》、《孟子注疏》、《尔雅注疏》。撰疏者孔颖达、贾公彦、徐彦、杨士勋、邢？、孙奭 为唐宋人，故名《唐宋注疏十三经》。

《文史》创刊于1962年，是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大型学术刊物。到现在已出版46辑。《文史》专门刊载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文学、语言、科技等的高水平学术文章，以“崇尚實学，去绝浮肖“为自己的辨刊宗旨。三十余年来，以其学术品位高、容量大、文風札實而蜚专聲中外。1998年，中革书局调整领導班子。新的领導班子重视《文史》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祖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作用，深感为学界提供一个交流学术、匯粹学术研究成果的地園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叶廷琯，字调生，光绪本《苏州府志》人物门给他立了传，另一位知名学人汪日桢给《吹网录》、《鸥肢渔话》写的序里也讲了他的事迹。他年轻时就很有才华，但在科举上并不得意，只是个禀贡生，博得个候选训导的名义，一生潜心于学问，同治七年（1868年）七十好几时去世。他这两部书都是用笔记体裁撰写的学术性著作，一共有290条。其中《吹网录》的卷一是经史主要是纪传体正史的考证，卷二是专为《通鉴》作的考证，卷三考证金石主要是碑刻，卷四和卷五考证评议其他书籍，从古籍到清代人的，卷六对他祖上宋人叶梦得的著作和事迹作考述。《鸥陂渔话》的卷一至三记述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人的遗事逸闻，卷四卷五杂谈明清人的诗文，卷六谈书画，最后附加几条他所认为的奇闻。从质量上来比较，当然比不过乾嘉全盛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钱大听、段玉裁等人的那些名著，不如他们的规模宏伟而有点近于零星琐屑。但从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学训沽学，把领域扩展到历史和文献这点来看，不能不说是给乾嘉考证之学打开了一些新路子。至于对太平天国持敌视态度，则彼时文人往往如此，毋庸苛责。有个别语涉迷信之处，读者亦自能鉴别。

《明季史料题跋》作者朱希祖是民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品丰富，甚至连一些大的图书馆的藏品也没有他丰富。在他的藏品中，尤其以南明史料最为难得。《明季史料题跋》所收录的是作者对于他所收藏的南明史料所写的题跋，对于了解这些资料具有重要作用。《新世纪万有文库》是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的旨在"为渴求知识的读者提供长期可读可用的图书，以证明生存在现代社会中阅读活动的必要，进而倡导社会上读书风气的形成，为广大爱书人创造坐拥书城的境界。"的系列丛书，它取材广泛，基本反映人类文化发展的概貌，为21世纪的现代人选定了一个家庭藏书的基《明季史料题跋》目。《明季史料题跋》是本套丛书第三辑中的一种，是作者在二、三十年代所读各类明史有关书籍的题。记载明朝尤其是南明历史的书籍，在清朝屡经焚毁和窜改，《明季史料题跋》作者多方搜求，每得一书，即详加校勘和考证，并指出其中经过后人删补窜改的痕迹。《明季史料题跋》收录书跋八十二篇，其中关于明季史籍的占六十二篇，大多数曾发表于《北大图书部月刊》、《图书月刊》（重庆版）、《文史杂志》等期刊，部分则为未刊稿及从日记中摘抄出来的。《明季史料题跋》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有相当的参考价值，通过《明季史料题跋》的阅读，可以看到作者对明史的史料烂熟于心，于多种版本、钞本考证谨慎，而检视版本中窜改、讹传之误更显出非凡功力，察微辨伪，纠缪指误都有发聋震聩之见。

《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为《中国礼制史》第四部。凡四章：第一章“隋朝礼仪”，第二章“唐礼”，第三章“五代十国礼仪”，第四章“馀论”（隋唐五代时期所谓蛮夷礼与二氏礼）。《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对与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有关的传统文献（包括文人别集）以及文物考古资料（譬如石刻墓志、敦煌遗书）作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礼制礼俗角度认识当时的思想政治与经济文化，为勾勒中国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礼制的大体轮廓，解决礼制史及相关学科中某些具体问题，提供了一些带探索性的意见。

何怀宏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生于江西清江，1988－1995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1995年调入中国文化研究所。主要领域：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著作有：《若有所思》（1988）、《生命的沉思》（1988）、《契约伦理与社会主义》（1993、《良心论》（1994）、《珍重生命》（1996）、《世袭社会及其解体》（1996）、《心灵瞬间》（1996）。译著有：《伦理学概论》、《道德箴言录》、《沉思录》、《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伦理学体系》（合译）、《正义论》（合译）、《超越的爱》（合译）、《帕斯卡尔文选》（合译）等。我在本书是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选举社会”的基本概念，这个概念是承解释春秋时代的“世袭社会”概念而来，我提出它来是想用安解释中国在秦汉至晚光天化清的历史发展中所终于形成和一种自成一体的社会结构，解释一个有别于春秋战国之？暗摹肮诺渲泄保╟lassChina），也有别今天“现代中国”（modernChina）的“传统中国（traditionalChina）。《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是一部知识视野开阔，用力很勤，材料极富，独到新见颇多的佳作。尤其是第二编对构成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心环节的试卷——八股文的研究，通过对历朝经义范文的剖析，揭示了科举考试形式、内容、性质、功能及其社会意义与影响，有助补正长期来我们认识上简单片面贬斥的偏颇。第三编关于选举社会困境及其“终结”也多有见地深刻、富有新意的精彩论述。

自汉至清，经学在各门学术中占有统治的地位。经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而清代则是很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个阶段。睛代经学家在经书文字的解释和名物制度等的考证上夕超越了以前各代，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我们利用经书所提供的材料研究古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以至科技等，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清代的经学著作，数量极多，体裁各异夕研究的方面也不同。其中用疏体写作的书二般是吸收、总结了前人多方面研究的成果，又是现在文史哲研究者较普遍地需要参考的书，因此我们在十三经清人注疏这个名称下，选择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整理出版。所选的并非全是疏体，这是因为有的书未曾有人作疏，或虽然有人作疏，但不够完善，因此选用其它注本来代替或补充。礼书通故既非疏疏体又非注体，但它与艘礼记训纂等配合，可起疏的作用，故也入选。大戴礼记不在十三经之内，但它与礼记（小戴礼记）是同类型的书，因此也收进去。对收入的书，均按统一的体例加以点校。

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都是我的旧稿。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是以前发表过的，而现在加以增补充？。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是集解式的旧稿，而现在加以整理改编的。旧

《云麓漫钞》15卷，是南宋有名的笔记之一，该书内容极为广博，向为前人所称赏。《云麓漫钞》十五卷，南京赵彦卫撰。《四库全书》列为子部·杂家类·杂说属。从它的内容上看，大约有三成为记述宋代政治、士林的杂事，余者为古今仪礼制度、天文历算、典实故事的考证辩说；庞杂赅博中独具只眼，便是它的特色了。其记事部分，固不难琐细，却多关涉一些重要问题事件，足补正史之阙，对从枝节细把握当时社会、文化风神，颇有禅益；其考辨部分，广征综核，“析误钩隐，辨是与否”，不但廓清一些旧误谬传，同时也保存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如隋唐长安城的建制模式、唐代制科名目、宋代迎送金使的形式及使费等等，对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及其演进状况，自有定的意义。当然，它也难免此类作品的通病，作者务求赅博而或失之不尽准确，为逞一家之辞说而或流于主观随意。对此，清代四库馆臣在“提要”中也曾说之，这是今天读者应加以注意的。但瑕不掩瑜，《云麓漫钞》所独具的历史文化价值，当予以肯定，这也是它为时人和后人热情肯定的原因。

序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秦以前的中国古史。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在春秋时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西汉初，司马迁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极奇离诡谲之大观。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而流风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其间学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以辨证。窍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张之洞《輶轩语》）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自汉唐以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古代的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当时，高原古冡，颇有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但据《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家之书，尚不在内。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当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薛尚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至于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有凿空之功。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者如王昶、钱大听、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降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阴之甲骨，齐燕之陶器，敦煌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发现于近数十年间，于是金石学的范围，遂日益扩大。晚近王国维对于金石学则已开始科学的研究。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一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后，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两周之世。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由于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于是埋藏于地下的远古遗物到处出土。此种远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首先是殷墟的发现，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考甲骨文片之出现，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而且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诸氏，并已开始搜集、拓印、考释的工作。惟甲骨文字之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殷墟发掘以后。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而愈益有所发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或分析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其次是甘肃、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发现，大批彩陶及磨制石器，相继出土。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最后，则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之发现，许多原始的燧石器、骨角器物及其同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断出土。同时并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自此种旧石器文化出土以后，在中国蒙昧时代之历史的黑暗面给与了一线的光明，因而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传说中之“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时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人已能记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的历史家，对于近千年来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对于科学的发现，亦视若无睹，而仍然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以至近来许多历史的巨著，不是把史前的社会避而不论，便仍然以神话的汇编当作真实的古史。我并不是否定神话与传说；反之，我以为神话与传说，决非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记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诚如韩非子所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又如司马迁所云：“崆峒、涿鹿、淮海一带之长老皆道黄帝、尧、舜，而风教固殊。”总而言之，神话传说，流传愈久，则其所内含之历史的原素，亦即渐被歪曲，被夸大而趋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孟子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知中国的古圣先贤，对于神话与传说亦在将信将疑之间也。但是即使如此，神话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内容。所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定历史时代的特征看，则仍不失为古史的资料之一。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个古帝先王看，则无异是白昼见鬼。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又对殷周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管郭、吕两氏的见解如何，要之，他们都有其自己的创见，各成一家之言。至于根据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则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实为首创之作。此书虽论而不详，但要言不繁，条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国史前社会之大概的轮廓。最近吴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对于中国史前的历史亦能有所发挥。惟吕、吴二氏之书，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发现皆未提及，实为缺陷。此外，邓初民于其所著《中国社会史教程》之首章，亦曾根据出土实物，论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着重于人类进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叙述。以是之故，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史前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我以为殷以前的古史，虽属于极遥远之太古时代；但是总是中国史上的一个历史时代，而且这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之最原始的基础。因此，我在这本书上，大胆地把中国历史推到它的出发点。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古器物，均附有图片。为了给读者以空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活动范围，都附有地图。为了给读者以时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发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①。因此，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元为人的历史。翦伯赞·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于巴县歇马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