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多妻制家庭形态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而产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上下数千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从家庭和社会形态，又深入到观念和意识深处，在久远的历史中，成为社会进步的顽固阻力。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专制世袭王朝的垮台，多妻制度终于宣告废除，但是余绪不绝，又以种种新的形式借尸还魂，如婚外形态的群妾行为，以繁衍和生育为目标的“人口至上”论等等，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环境、公民素质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由于一夫多妻制度这一课题本身的特殊性，过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层次较高的严肃学术著作并不多见。内蒙古大学的张廓先生对上述问题研究有年，在本书中他对我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探本寻源、考察沿革、推论举例等方面做了基础性的工作，值得一读。

本书要点：武士太祖；宋太宗“治史”；英锐之神宗；宋徽宗的画院；清心不寡欲；少帝出家；降将杨业和杨家将等；毕 这个名字；步随芳草远；税官包拯；主编司马光；明星苏东坡；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邢恕这等人；秦桧得政；尽拾灵均怨句新；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救荒活民书；贾似道要君；义尽仁至；杯酒释兵权；金匮之盟；伐外伐内；一个历史平衡点；天子造天书；一种女性政治；自证政见；泥马渡康王；无常手足情；真假帝姬；谁杀岳飞；禅位闹剧；理学为谁用；谏君与谏相……

本书目录简介：中国青铜时代；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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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本末体作为我国史书的体裁之一，其优长在于“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是“一种便于记忆、检索，对于初学历史的更为合适的体例”。自宋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问世以来，历代纪事本末的编纂，犹如雨后春笋。自春秋至清代，皆有本末体史书可供阅读。至今，中华书局先后点校大部分本末体史书出版。夏、商、西周三代，由于史科零散不全，又无编年体史书可从剪裁，尚无有本末体史书问世。《三代纪事本末》的编纂和出版，弥补了这一缺陷。

本书稿自写成抄定至今由紫禁城出版社接纳出版，历时两年余，等得我好心焦！这倒不是急于求成，要拿它去评职称什么的，而是担心时间拖久了，会使选题失去意义。7年前，在确定“中国历代状元研究”这一课题并制定写作计划之前，我仔细查阅了《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及1980年以后逐年逐月的《全国新书目》，还遍查了能找得到的《全国报刊资料索引》，发现状元研究是个空白点，就毫不犹豫地干了起来，也不在乎会遇到多少困难。近来，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状元学似乎突然热了起来：《科举奇闻》、《广东历代状元》、《苏州状元》、《中国十大状元外传》、《状元史话》、《状元传》、《中国状元全传》……层出不穷；《中国历代状元录》出了一种又一种；还有《中国历代状元殿试卷》亦附有《历代状元名录》。中国这么大，谁知还有多少人要出这方面的书？尽管我已出过《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清代状元奇谈·清代状元谱》，但配套的本书，以及辽金元一本、唐代一本、五代十国一本均未出，若有人将我要写的抢先写成出版了，我的计划就只好半途中止。所以书稿在手中越久，心情越沉重。

本集收集的是一九七九年六月到十二月间的专栏。所谓“湖滨”者，高雄大贝湖之滨也。其实我距大贝湖滨有四百公里之遥，有点名不副实，不过天下名不符实的东西多啦，再多一件也没啥。强词夺里地说如果不在大贝湖滨，难道我在大贝湖底乎？“读史札记”倒是货真价实，札起来有板有眼，猛一瞧，学问似乎真大。盖我老人家一九六零年半段及一九七零年前半段座牢期间，收集了四部巨著的材料，曰：“皇帝之死”、“帝王之死”、“中国历代冤狱”和“中国英雄群”。如果可能，就慢慢道来。

《大义觉迷录》是一部奇书！它是怎样的一部奇书？有离奇的故事吗？没有。有精彩飞扬的文学吗？没有。有曲折的故事吗？没有。有高深的哲理吗？也没有。严格说，这并不是一部真正的有棱有角的书，它只是一个档案卷宗，一桩谋反案的卷宗。一个档案卷宗，何奇之有？它奇就奇在这个档案卷宗，是清朝盛世雍正皇帝自编纂的为自己鸣冤的自白书。请听雍正自己怎么说的？雍正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皇帝鸣冤，剖示心迹，告谕臣民，此第一奇也。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康熙皇帝的第四皇子，名允禛，他不该得皇位。康熙晚年两度废皇太子允礽，形成皇储斗争。雍正机权干略，高人一筹，他收拾掉了允祀、允（礻题）、允（礻唐）等几个争皇位的兄弟，才登上了宝座，乾纲独断，刚毅戾深，蜂目豺声，是标准版的秦始皇第二。史称秦始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被骂为“贪于权势至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雍正皇帝朝乾夕惕，批鉴奏章，事无巨细，大权独揽，比起秦始皇有过之而不及。雍正帝留下的满汉文朱批谕旨有几千万字，平均每天下笔七八千言，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实实在在是累死的。当然这也是“贪于权势至如此”，不免落下骂名。雍正是一个改革的皇帝，即位伊始，雷厉风行，清查钱粮，改革积弊，耗羡归公，惩贪追赃，实行养廉银制度，摊丁入亩，打击不法绅衿，得罪了不少的人。雍正当世就落下骂名，被舆论说成是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是一个凶残不仁的暴君。湖南落榜秀才曾静归纳条理成十大罪：害父、逼母、弑史、屠弟、贪财、好杀、酗洒、淫色、诛忠、任佞。又说，满人夷狄，入主中原，得统不正，导致天怒人怨，天崩地塌，灾害不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之曾静上书岳钟琪，策动造反，推翻清朝。曾静还说五星聚，黄河清，合该轮到他做皇帝。这是该当凌迟处斩、灭宗灭族的大逆之罪。雍正乾断结案，说什么曾静不是主犯，乃是上当受骗，可以赦免，揪出死了近半个世纪的浙江吕留良做垫背，说吕留良著书立说害死人，才是真正的罪魁。吕留良被开棺戮尸，满门抄斩。这桩由曾静造反案引出吕留良文字狱案，合称曾吕案，经过四年专案调查审讯，处理结果重吕轻曾，震骇王公大臣和天下臣民，雍正自称为“出奇料理”。真是帝王断案，与众不同，赦了主犯，灭门死人，此第二奇也。秦始皇统一思想，焚书坑儒。雍正统一思想，搞全国运动，称为“观风整俗”。曾静谋反，著书立说，骂得雍正狗血淋头，雍正不怒不恼，说什么要对曾静实行思想改造，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死刑重犯，可以看中枢机密文件。审案不用刑逼，坚持说理，要求罪犯写检讨。皇恩沐浴，曾静在灵魂深处开刀，果然奇效，“昔日为禽兽，今日转人胎”，一个灭族重犯，居然脱胎换骨，成为吃皇粮的观风整俗的宣传人员。批判洗脑，必造灵魂，雍正特创，此第三奇也。雍正自信，认为大义觉迷，真理化人，“无物不可化诲”。谋反谰言，不实之词，不必隐讳，布告天下，全国批判，可以化毒草为肥料。雍正特谕说：着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联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官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内容包括，雍正皇帝的十道上谕，曾静以罪犯被审讯的口供形式写出的检讨和读书体会，反映了这个造反重犯思想改造的全过程和改过方法，附录曾静的忏悔书《归仁说》。全书四卷，约十二万言。题名之义，上谕称：“特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理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致遭天谴而罹法。”即用纲常伦理之大义，君臣之伦的天理，去排除无礼义无廉耻之锢蔽，觉无父无君之愚蒙。通过刊布《大义觉迷录》，在全国范围宣讲，开展观风整俗的思想教育运动，以使大清之民，拥护清朝统治。这也是亘古以来未有，雍正皇帝的独家发明。此第四奇也。雍正驾崩，儿子乾隆即位，还没有改年号，不到两个月，一切又翻了过来。乾隆圣谕，着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下令毁《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此第五奇也。综上所述，《大义觉迷录》有五奇：皇帝受谤，自白辩诬，一奇；赦免造反重犯，拉个死人灭门，二奇；改造极刑重犯，脱胎换骨做新人，三奇；刊布谋反档案，开展批判运动，四奇；老子编的宝书，全国士子必读，儿子谕令禁毁，五奇。有些五奇，亘古罕闻，还不是一部奇书么？雍正是一个临近近代门坎的封建皇帝，又是一个大有为之君。中国历史上有三大治世和盛世，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之治”。三大盛世以清代“康乾之治”最为持久。“康乾之治”实际上经历了三代皇帝，即康熙、雍正、乾隆。因此正确地完整地说，应称“康雍乾之治”。康熙帝六十一年，雍正帝十三年，乾隆帝六十年，合计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有大清朝一代立国二百六十八年（1644—1911）之半，持续了一个世纪又三分之一世纪，如此长久承平，可谓盛况空前。清代盛世，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版图最大，奠定了中国今日之疆域和民族大家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雍正改革，承先启后，在康雍乾三帝中，执政最短而成绩最大。雍正处理政务，独出心裁，“出奇料理”曾吕案就是一个显例。康熙末国库储银才八百万两，雍正五年国库储银达五千万两。即此一端，可见政绩非凡，真是奇绝妙绝。在政治斗争中，没有仁义可言。雍正夺嫡，是皇家自己家门事，当然事关国体，论其中曲直是非，要切在国计民生上。民间传说，野史小说，大都贬斥雍正，最集中的是说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雍正不是样样都好，对待政敌残暴不仁，这正是他的成功秘诀，在朕即国家的时代，何可苛责，天下乌鸦均是一般黑。阿其那、塞思黑上台，未必对雍正就有仁慈之举。政治斗争如同战场厮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哪有温良恭俭让可言。帝王的历史定评，最终要落实在兴国仁民这四字上。历史不诬古人。本书解读雍正皇帝的自白，领略他的治国手段、战斗奇招与帝王之术，可以增长见识，启迪思维，促进成熟，冷眼看世事，是很有意义的。雍正好与人斗，其乐无穷，总是手握胜券，其战斗艺术，令人拍案惊奇。雍正称思想改造为“大义觉迷”，本书提供了鲜活的榜样，将使你无尽叹惋！本书半文半白，不难读懂。人们看一看雍正是如何批判一个走火入魔的古代知识分子，读一读这个脱了胎换了骨的书呆子的检讨、体会，即审讯口供挺有意思。我们深信这本记录一件全国大案、要案的实录，是能引人入胜的，颇能启迪思维的。本书最积极的部分，是雍正皇帝辩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合法，宣扬民族大家庭的第一道特谕。这道特谕做了全文串释，意义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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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记录了我自1989年以来正式开始学术研究之余，所进行的一些“业余性”的探讨的庞杂的足迹，其范畴包括：中国古典笔记小说研究、宋元明清饮食史、北方民族文化专题、中国科学技术考证、宋代城市生活、伎艺研究。因涉及较宽，类似中型的学术文章的汇集，故将此书定名为《古代中国札记》。书中文字，大多数发表于中央级报纸杂志，或海外报刊和国际会议上，如《中国科技史料》、《光明日报》、《中国文化研究》、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论丛》、世界第五届跨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等等。还有的曾作为向外国学生讲授的中国文化教材。为了使这些专业性的学术研究通俗化，我对这些文字作了删削集中，修改润色，特别是某些专业性较强的文章，如《最早的暖水瓶》，尽可能使非专业人士也能读懂。有的问题因条件所限，权作抛砖引玉，如书中所提及的今日风行的高尔夫球，源头即元代“捶丸”等，未知如此合乎读者口味否？我的本业是专治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也许我所涉及的这些领域，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务正业”。但我不后悔，我所作的这些跨学科的粗浅探讨，正是为了适应各种专业互相渗透，日益纷繁的时代大势。而且，这些研究使我坚认：过往的历史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需经互相证明，才能清晰起来。书中所显示的学术范畴，正是笔者这一主张的实践，也是以此当成自己已迈上了调整专业结构内涵的途径。当然，由于是札记，难免遗漏和不足，我在此伫立侧耳，希望听到来自读者的议论声，以便今后拾遗补阙，将这个题目作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