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档案馆毛泽东藏书

研究清代法制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已为世界各国法制史学者所关注。本书系统地讨论了清代法制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揭示了其发展规律、发展特点，内容全面丰富，史料翔实，并且有理论深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倘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这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是古籍研究者参考捡索的好帮手。

谢国桢（1901一1982），著名的历史学家。从1925年发表《明季奴变考》，谢国桢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宄醯难Х纭贰ⅰ赌厦魇仿浴贰ⅰ睹髑灞始翘复浴贰ⅰ豆送ち盅住贰ⅰ痘评嬷扪住返取？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作者认为，明末东林党争，复社、几社等集会结社的活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至为密切。作者从明清之间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中披沙拣金，取精用宏，勾结出从明万历至清康熙间士大夫党争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的脉落。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著作，认为''''钩索文籍，用力甚勤''''。

《两五代史辞典》是《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两书的专书辞典，收词以该二书的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正文和《旧五代史》考异附注、《新五代史》徐无党注为据。凡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历史事件等名词及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等，均予收录。人物中一人数称者，原则上以本名为正条，其他做参见条；本名不著者，以别名或字号为正条。一词多义的，释文以①②③分项释出。词目一律用繁体字，以与原著正文保持一致；释文除易误解的字保留繁体外，一律采用简化字。每条释文末，均用（）括注中华书局标点本原著的一个页码，便于读者索查该词出处。词目中遇有难识字、冷僻字、异读字时，均括注汉语拼音和直音，无直音可注从略。释文一律不注音。释文以原著涉及内容为准，凡学术界已定论者，按定论解释；尚有争论者，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历史纪年采用旧纪年法，括注公元纪年。人物生卒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公元二字省略；公元前年份，年数前加“前”；公元后年份不加“后”，但跨公元前后生卒年，则加“后”。本书编排，按词目第一字笔画多少依次排列。本书编有《词目索引》，排列顺序与正文一致，所标页码为正文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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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思想言行的一部著作。晏婴，字平仲，一说字仲，谥号平，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继父晏弱为齐大夫，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是齐国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之一。《晏子春秋》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七略》（或云当为《七录》之误）云“七篇，在儒家”，未著录作者姓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晏子》八篇”，仍在儒家。《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著录与《七略》同，并且说：“齐大夫晏婴撰。”《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记》、《中兴书目》、《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仍称《晏子春秋》，但作十二卷。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自从唐代柳宗元提出“君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说以后（《柳河东集》卷四），就有人将其列入伪书一类。尽管后来又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看法，但终因其真假难辨而未被人所重视。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出4900多枚竹简，其中整理出来的《晏子》简就有102枚，散见于今本八篇中的18章（骈宇蓦《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序言》）。在西汉初年，当时比较僻远的临沂已有《晏子》一书的流传，足证《史记》记载当时“世多有之”是可信的。由此可见，《晏子春秋》不可能是“六朝人好作伪者依放为之”（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卷一），也不可能成书“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董治安说“《晏子春秋》不是晏婴自著，也不是汉以后人杂抄诸家拼凑起来的东西，而是一部独立的先秦时代的作品，编写者大约是稍晚于晏子的战国时人”（《说晏子春秋》）。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具体说，《晏子春秋》应是战国齐人中景仰晏子者所作，其作者也许就在稷下学者中。在政治思想上，《晏子春秋》重礼，主张以仁义“服天下”。极力反对严刑苛政，力主减轻赋税和徭役。反对繁饰礼乐，奢侈享乐。主张“任贤”，“举贤”，反对用人惟亲。反对“朝居严”，要求上不聋，下不喑，更提出“和”、“同”问题，主张君主要从谏如流，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关心百姓的疾苦。有较强的进步倾向，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艺术上，《晏子春秋》接近历史笔记小说。它善于用简练、生动的语言去组织事件，展开情节，戏剧性强。善于用反衬、烘托方法来塑造晏子的形象。议论精当，亦庄亦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晏子春秋》不但是一部富有浓厚政治思想色彩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文学、哲学史的重要文献。

《心史丛刊》有清易代之后，史无成书，谈故事者，乐数清代事实。又以清世禁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基于焚书坑儒之祸。纪禁 之后，其反动之力遂，成无数不经污蔑之谈。吾曹于清一代，原无所加甚其爱憎，特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不欲随波逐流，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辨正。偶举一事，不惮罗列旧说，稍稍详其原委，非敢务博贪多冀折衷少得真相取。积若干条，先后应各日报之约，陆续刊登。既刊登，辄又济鉴所及，有所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