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思想言行的一部著作。晏婴，字平仲，一说字仲，谥号平，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生年不详，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500年），继父晏弱为齐大夫，历仕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是齐国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之一。《晏子春秋》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管晏列传》，张守节《正义》引《七略》（或云当为《七录》之误）云“七篇，在儒家”，未著录作者姓名。（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晏子》八篇”，仍在儒家。《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著录与《七略》同，并且说：“齐大夫晏婴撰。”《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记》、《中兴书目》、《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仍称《晏子春秋》，但作十二卷。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自从唐代柳宗元提出“君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说以后（《柳河东集》卷四），就有人将其列入伪书一类。尽管后来又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看法，但终因其真假难辨而未被人所重视。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出4900多枚竹简，其中整理出来的《晏子》简就有102枚，散见于今本八篇中的18章（骈宇蓦《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序言》）。在西汉初年，当时比较僻远的临沂已有《晏子》一书的流传，足证《史记》记载当时“世多有之”是可信的。由此可见，《晏子春秋》不可能是“六朝人好作伪者依放为之”（吴德旋《初月楼文钞》卷一），也不可能成书“在秦政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董治安说“《晏子春秋》不是晏婴自著，也不是汉以后人杂抄诸家拼凑起来的东西，而是一部独立的先秦时代的作品，编写者大约是稍晚于晏子的战国时人”（《说晏子春秋》）。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具体说，《晏子春秋》应是战国齐人中景仰晏子者所作，其作者也许就在稷下学者中。在政治思想上，《晏子春秋》重礼，主张以仁义“服天下”。极力反对严刑苛政，力主减轻赋税和徭役。反对繁饰礼乐，奢侈享乐。主张“任贤”，“举贤”，反对用人惟亲。反对“朝居严”，要求上不聋，下不喑，更提出“和”、“同”问题，主张君主要从谏如流，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关心百姓的疾苦。有较强的进步倾向，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艺术上，《晏子春秋》接近历史笔记小说。它善于用简练、生动的语言去组织事件，展开情节，戏剧性强。善于用反衬、烘托方法来塑造晏子的形象。议论精当，亦庄亦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所以，《晏子春秋》不但是一部富有浓厚政治思想色彩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研究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文学、哲学史的重要文献。

这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是古籍研究者参考捡索的好帮手。

《两五代史辞典》是《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两书的专书辞典，收词以该二书的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正文和《旧五代史》考异附注、《新五代史》徐无党注为据。凡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民族、职官、典籍、名物、历史事件等名词及难懂的语词、成语典故等，均予收录。人物中一人数称者，原则上以本名为正条，其他做参见条；本名不著者，以别名或字号为正条。一词多义的，释文以①②③分项释出。词目一律用繁体字，以与原著正文保持一致；释文除易误解的字保留繁体外，一律采用简化字。每条释文末，均用（）括注中华书局标点本原著的一个页码，便于读者索查该词出处。词目中遇有难识字、冷僻字、异读字时，均括注汉语拼音和直音，无直音可注从略。释文一律不注音。释文以原著涉及内容为准，凡学术界已定论者，按定论解释；尚有争论者，以一说为主，兼述他说。历史纪年采用旧纪年法，括注公元纪年。人物生卒年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公元二字省略；公元前年份，年数前加“前”；公元后年份不加“后”，但跨公元前后生卒年，则加“后”。本书编排，按词目第一字笔画多少依次排列。本书编有《词目索引》，排列顺序与正文一致，所标页码为正文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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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史丛刊》有清易代之后，史无成书，谈故事者，乐数清代事实。又以清世禁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基于焚书坑儒之祸。纪禁 之后，其反动之力遂，成无数不经污蔑之谈。吾曹于清一代，原无所加甚其爱憎，特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不欲随波逐流，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辨正。偶举一事，不惮罗列旧说，稍稍详其原委，非敢务博贪多冀折衷少得真相取。积若干条，先后应各日报之约，陆续刊登。既刊登，辄又济鉴所及，有所补订。

编辑推荐：流传于古代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各民族地区的《尼山萨满》，早已被世界满学者所重视，并译为俄、德、意、日英、韩、汉七种文字，文种之多为世界为首。笔者仅依据在满族流传6种满文和4种汉文文本的《尼山萨满》，除对各种文本内容探讨同异外，同时又对传说所表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如宗教、历史、民俗、经济、生活等进行深入具体剖析研究，又与我国北方各民族文化进行比较，探讨满族古代传统文化的特点，民族意识以及发展规律等文化现象。

《国语》一书，所记历史事件的时间长达500年左右，上起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战国初的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氏。但这两头的史事记述仅寥寥数条，大量而主要的是记载春秋200年这一处在中间阶段的历史事实和人物言论。书中所记地域也相当广泛，既有周王室、还有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候国，除秦国外，当时主要的诸候国都涉及到了。所以，《国语》与另一部记载春秋时期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劳动人民称双璧。

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胡的悬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还居然能看到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课，他平素从一迟到早退，可这天却突然中途辍讲，宣布下课，掩卷而去。老称生出于爱国的愤激心情，我们能理解，但反应如此强烈却也令人惊讶。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写了两首七绝，题目是《书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来事，又见虾夷入国门”和“老去此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神”之句。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先把三十几年前曾经目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和当前的“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这就难怪他的心情特别沉重了。“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黄先生在另一首题为《我诗》的七言律诗中，痛斥当时国民党反劝政府为”群贼”：“伤心群贼言经国，敦谓诗能见我悲！”（此诗不见于他的《兼葭楼诗集》，当为当路者所删。）黄先生的这一行事，对我和我的论文写作都很有影响，我说的“未欲一字苟”，并不仅在文字之间。本书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府民歌，尤其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遗憾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没有把这些乐府民歌记录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莫大损失。不过，班固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比较具体全面地记载了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和数量，计采自全国各地的民歌凡一百三十八篇（未标明产地的《杂歌诗九篇》等尚未计在内）。二是对这一百几十篇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价，这就是他说的“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均见《汉书·艺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乐府诗的传统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建安风骨”和“五言腾踊”的局面。数百年后，由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导的以“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号召的新乐府运动，也都无从产生。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绝句之特见繁荣，显然也受到南北朝小乐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关于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在“引言”中已有所说明，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本书自草创以至出版，十余年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叙及民族矛盾时，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然非甚有碍者，亦不加点窜。第二，此书系已出版过的旧著，为了保存原样，不拟多所更张。凡此次增补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语加括符以示区别。本书，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但印数甚少，纸张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们的关怀，每以“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谬有所称引和评介；今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订重排发行，刘文忠同志并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核校。

编辑推荐：《中国儒学史》是目前我们乃至世界上篇幅至巨的中国儒学通史。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社会需要的普遍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儒家文化以伦理恝置为中心；儒家文化以社会国家为本位；儒家文化以义务至上为准则；儒家文化以民本主义为依据；儒家文化以完美人格为理想；儒家文化以世界大同为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