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纪事本末》，明人陈邦瞻撰，全书二十七篇，其中《律令之定》一篇为臧懋庸补撰。陈邦瞻，字德远，明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神宗万历年间，曾经担任南京吏部司勋郎中，官至兵部左侍郎等职。在他之前，临朐（今山东临朐）人冯琦曾经编撰《宋史纪事本末》，但是，书未编成便死去了，其遗稿被弟子刘梧获得。另外，南京的一个已故侍御史沈越也曾经依照纪事本末体例修成宋代史事若干篇，其遗稿被应天府府丞徐申从沈越的儿子沈朝阳处得到。在刘梧、徐申二人的倡议下，由陈邦瞻整理，编纂为《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经刘、徐二人校订以后刊行。《白话精评元史纪事本末》刊行以后，陈氏又编纂了《元史纪事本末》，由臧懋庸参加订，补。全书共记叙了二十七事，合为六卷，所记史事起自世祖至元十七年，止于朱元璋起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修元史，仅八月而成书，潦草殊甚，”明朝初年编修《元史》时，人们对于蒙古史事要闻知之不多，后仓促之间征集一些史臣和色目人编次成书。因此，《元史》对于元代史事的记载颇不详尽，其中舛误错谬不少。

《白话精评辽史纪事本末》共四十卷，是清人李有棠编撰。李有棠字芾生，江西萍乡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卒于光绪末或宣统初年。《昭萍志略·仕籍志》称李有棠“幼补博士弟子员，食廪饩，以优行贡成均就教职，考取八旗官学，汉国子监学，选授峡江训导。”《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就是他在任峡江训导时撰成的。江西学政吴士鉴认为，这两部书“纪述淹赅，考订完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吴士鉴上奏推荐，得到朝廷的嘉奖，特赏李有棠内阁中书衔。《辽史纪事本末》分正文和考异两部分。正文“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均以正史为主”；考异则兼采群书，用小注的形式，把诸书异同“分载每条之下……以便观览，而资质证”。《辽史纪事本末》是把《辽史》一一六卷的史料，归并为四十个标题，每个标题叙述一件大事的始末经过，而独立成篇。

西夏王朝是以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党项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它与辽朝、金朝和宋朝同时鼎立在神州大地，出现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从西夏朝景帝元昊建国伊始（1032年）算起，到末帝宝义二年（1227年）灭国为止，共立国190年。其辖境大约为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等部分地区，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在它存在的近200年期间，与宋、辽、金各朝均有着多方面联系和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西夏朝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占有一定的地位。但由于封建史家和官员的认识，从元人修史时，便把它排斥在“正史”之外，未能与宋、辽、金一样入到“正史”。这不能不使西夏历史在相当一段时期受到影响，致使大批有关西夏的史料和珍贵文献未能很好地保存下来，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

《白话精评左传纪事本末（套装全2册）》分为一、二两册。《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是解说孔子所修《春秋》的一部编年体史著，故后汉人称为《春秋左氏传》。《左传》记载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计254年间各诸侯国的重要史实。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和严彭祖说，《左传》作于春秋末，作者是鲁君子左丘明。唐之后对此说虽有疑义，但争论多年，人们仍以此说为持。《左传》在西汉秘府被发现时，是用战国时的古文记载的，所以称经古文学。西汉盛行经今文学，所以《左传》只在民间或学者中间私下传授而没立于学官。东汉时，古文学大兴，《左传》始在学术界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出现了贾逵、服虔等一批《左氏》学家。可惜他们的《左传》注都没有单独流传下来。

公元一二七六年，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年。但就在那一年，蒙古铁骑挥戈南下，偏安已久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本书用纪实报道的手法，把一个平凡年份发生的大事依次叙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另外一番景象。皇帝、重臣、将军、义士、诗人、宫女——从书中刻划的上百个人物那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自己，看到周围各色人等。

《白话精评金史纪事本末》作为史书的一种体裁，始创于南宋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在此以前，史书已有编年、纪传、典志（政书）三种体裁——即编年体有《春秋》、《左传》等；纪传体有《史记》、《汉书》等；典志体有《通典》等，以这三种体裁记录了中国历史事实。编年体史书的长处，在于按年代编纂史事，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顺序；其缺点是一事常常隔开若干年后再接续叙述，记事前后割裂，即“或一事而远隔数卷，首尾难稽”，对于了解历史事件的完整性很不方便。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能兼顾时间、事类，实为一种综合性的史书体裁；其缺点是各部分之间相互重复或脱节，即“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典志体史书强调典章制度及同类史实的统一性，其缺点是从纵的方面分裂了历史的完整性。

编辑推荐：本卷是《中华文明史》第六卷，叙述的是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70年代360多年间，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通过叙述，把辽、宋、西夏、金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能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了解。

《中华文明史（第七卷）：元代》以描述和分析广义的文化景观为重点，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而不局限于区域性文化的介绍。此外，某些具有反文化性质的历史现象，也被看作是文明自身矛盾性的表现形式。譬如：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破坏或毁灭了文明，但战争本身又是文明的产物，战争的理论、艺术、手段等等，又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战争在开创新的文明，以及促进区域性文化的迁移、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现象，在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必须指出，中华文明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而言的，但它并不是指单一的汉族文化，而是包括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优秀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文化区域，其水平有时相去甚远，以至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若干地区或民族还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主体水平。

我们宣布：东方出版社展示精品图书的一次“长途旅行”——东方书林之旅已经开始。在作者的笔下，在编者的手里、在读者的眼中，我们一路相邀，边走边唱，且思且梦，亦读亦行。哲学、宗教、思想、历史……东方书林之旅是一次漫漫的文化之旅，书林浩瀚，风光无限，孰能与我同游？生命、情感、追求、体验……东方书林之旅是一次悠悠的精神之旅。人生壮丽，理想永任，谁不向往此行！我们在这条旅途上相聚，这是我们的心灵之约。

本书为“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的一种，收录唐人笔记两种。 一种《明皇杂录》二卷，补遗一卷，由唐郑处诲撰，记载了唐玄宗一代杂事，偶亦兼及肃、代二朝史实。本书内容涉及颇丰，文字生动，唐玄宗早年的励精求治，思贤若渴，晚年的不理朝政、恣情声色，权臣的炙手可热，忌贤妒能无不跃然纸上。对我们研究开元、天宝的理乱兴衰史，颇有史料价值。所记异闻琐事，亦可资参考。 另一种《东观奏记》由晚唐裴庭裕撰。唐僖宗大顺中（八九0——九一年）裴庭裕参预修撰唐宣宗实录的工作，时离宣宗朝达三、四十年之久，又中间经过黄巢农民起义，备修实录的日历与起居注已荡然无存，裴庭裕凭藉儿童时代的记忆，采摘宣宗朝耳目闻睹之事，撰成《东观秦记》，上奏丞相杜让能。《东观奏记》分上中下三卷，专记宣宗一朝政事共八十九件。在唐朝杂史中最称翔实，其史料大多为后来的《通鉴》、《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