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客话》记述了北京明代地方历史和地理沿革，全书共分八卷，内容包括：皇都杂记；郊〓（jiong）杂记；畿辅杂记；关镇杂记；边镇杂记。

公元一二七六年，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年。但就在那一年，蒙古铁骑挥戈南下，偏安已久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本书用纪实报道的手法，把一个平凡年份发生的大事依次叙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另外一番景象。皇帝、重臣、将军、义士、诗人、宫女——从书中刻划的上百个人物那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自己，看到周围各色人等。

《中华文明史（第八卷）：明代》以描述和分析广义的文化景观为重点，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而不局限于区域性文化的介绍。此外，某些具有反文化性质的历史现象，也被看作是文明自身矛盾性的表现形式。譬如：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破坏或毁灭了文明，但战争本身又是文明的产物，战争的理论、艺术、手段等等，又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战争在开创新的文明，以及促进区域性文化的迁移、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类似的现象，在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必须指出，中华文明是就中华历史文化的主体而言的，但它并不是指单一的汉族文化，而是包括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优秀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的文化区域，其水平有时相去甚远，以至进入20世纪以后，仍有若干地区或民族还处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这当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主体水平。

深宫幽幽，三十四载皇帝生涯。痛苦伴随着忧伤，平生抱负也受到太多的抑压。 可能是人间密谋，也许是天缘巧合，中年皇帝意外猝死，年迈的太后随即病逝。社会传言沸沸扬扬，铸成又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有安天下的抱负，有治国的才能，又热烈追求着事业的成功和真挚的爱情。然而特殊境遇造就了他的特殊性格，在刚愎自用外衣掩饰下的多情和脆弱，使他经不起严酷的政治斗争的摔打。具有文人和情人气质的地，永远登不上只有政治家才能达到的冷冰冰的琼楼玉宇的高处，于是，他选择了逃遁之路。

太宗已经作古，女皇余威仍存，在充满血腥味的宫廷中，李隆基审时度势，一举成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天盛世]。本书以玄宗时代为横截面，通过众多人物活动的描述，再现了这一时代的辉煌，以及从大成功走向大失败的过程，书中着重描写和分析人的存在意识，人为自身生存和利益而产生的行为，人的本性内在、外部冲突及其结果。时代的辉煌，人物的辉煌。最后都似白昼转为黑夜般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一连串令人深思的问题。

《元史纪事本末》，明人陈邦瞻撰，全书二十七篇，其中《律令之定》一篇为臧懋庸补撰。陈邦瞻，字德远，明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人，神宗万历年间，曾经担任南京吏部司勋郎中，官至兵部左侍郎等职。在他之前，临朐（今山东临朐）人冯琦曾经编撰《宋史纪事本末》，但是，书未编成便死去了，其遗稿被弟子刘梧获得。另外，南京的一个已故侍御史沈越也曾经依照纪事本末体例修成宋代史事若干篇，其遗稿被应天府府丞徐申从沈越的儿子沈朝阳处得到。在刘梧、徐申二人的倡议下，由陈邦瞻整理，编纂为《宋史纪事本末》二十八卷，经刘、徐二人校订以后刊行。《白话精评元史纪事本末》刊行以后，陈氏又编纂了《元史纪事本末》，由臧懋庸参加订，补。全书共记叙了二十七事，合为六卷，所记史事起自世祖至元十七年，止于朱元璋起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明修元史，仅八月而成书，潦草殊甚，”明朝初年编修《元史》时，人们对于蒙古史事要闻知之不多，后仓促之间征集一些史臣和色目人编次成书。因此，《元史》对于元代史事的记载颇不详尽，其中舛误错谬不少。

“国朝宫史”三十六卷，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清高宗弘历令内廷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年），令蒋溥等详细校正，重加编辑。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年）又派于敏中等帮同校录。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十二月全书告成，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这部清代前期的宫史，彙编和记载了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宫闱禁令、宫殿苑囿建置、内廷事务和典章制度等资料，“凡有关掌故者备识兼该”。以后，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窦光鼐、朱筠等奉敕撰“日下旧闻考”一百二十卷，其中苑圃等门，不少是参考这部宫史。就是后来纂修的“会典”、“会典事例”等书，有关宫廷事务、典章制度，也以此为依据。这部书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有关宫廷史料彙集在一起，使人们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系统的素材，因此，对研究清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弘历命儒臣纂修这部宫廷史，其用意十分明显。他在为此发布的上谕中说，因为看到记载明朝宫廷事实的明朝宫史一书，很有感慨。他认为，明代之亡，并非亡于宦官。使宦官得志揽权、肆毒海内的，主要是人君的过失。他指责明代中叶以后，皇帝长期不接见群臣，听任宦官“导諛纵逸，愈溺愈深”，“遂使是非由其爱憎，刑威恣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倒持太阿，授之以柄”。他历数亡明内廷的各种弊端，如“明代内监多至万余人，冒滥名器，蟒玉盈廷；子弟亲族，盘据窟穴；政府言路，憑藉奥援；羽翼腹心，势燄薰灼，驯至不可收拾。”甚至“京城内外以及西山琳宫、梵宇，大璫修建者十居八九。茔域封树，制拟山陵，华表丰碑，大书屹立，工费率钜万计，自非恣侵渔而广贿赂，何所取诸？”他誇耀清代自顺治入关，历经康熙、雍正及于己身，已百有余年，对宦官的严加管束，“从无一人能窃弄威福者，固由于法制之整肃，而实由于君德之清明”。弘历列举清代在内廷管理方面比明代高明之处，并说：“不有成书，奚以行远？”他决定纂修本朝宫史，使“后嗣子孙，世世遵循。当其知所则效，知所警戒。”从弘历发布的上谕可以看出，他是有政治用心的。历史上王朝更迭，新登上皇帝宝座的封建统治者，引前朝興亡的史迹作为鉴戒，力求避免重蹈覆辙，这是历史的进步。明末太监势力极为猖獗，多尔袞入关后，太监在宫廷中仍有很大的势力。甚至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内监仍故明例，每遇朝参，行礼在文武诸臣之前。”多尔袞曾採取措施，两次打击太监的气燄。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朝的经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几代皇帝鉴于历代专制统治的经验和明朝亡国的教训，都非常警惕阉宦朋党为祸，认为必须严密内廷法制，严禁宦官窃权干政，才能使“乾纲独揽”的皇权不受干扰。弘历在纂修这部宫史中，首列“训谕”一门，辑录从顺治至乾隆有关“永禁内监不得干预朝政”的上谕，“愿我子孙守之弗替”，“永永勿斁”。例如，顺治十年（一六五三年）上谕称：“各衙门官品虽有高下，寺人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弟姪等人名色置买田产，因而把持官府，扰害民人”，违者处以死刑。顺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命工部在交泰殿立铁牌：“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玄烨即位后，曾斥责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良善者少”，严禁太监赌博、酗酒、斗殴、结党聚盟。胤禛整肃吏治，对宦官交结外官深恶痛绝。扫院太监傅国相向奏事太监刘裕探听外边有一废官欲图开复，不知道是否已经保奏，事发后，涉及这一案件的人犯皆被锁拏治罪。宫史还记载了胤禛谕令吏部、户部和直隶州县，遇有太监之父兄、弟姪在地方“不无生事”，应即呈报总督或内务府惩治。这些措施，改变了历代汉族封建政权对宦官的重用，反映出清前期几个皇帝的明智。新興的爱新觉罗王朝意图保持入关时生气勃勃的前进势头，严厉打击了明末沿袭下来的太监势力，应当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是有声有色的值得肯定的篇章。到了晚清，太监安得海、李莲英辈受到慈禧的宠信。安得海渐干国政，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秋，往南方採办宫中用物，乘楼船由运河南下，一路张扬跋扈，招权纳贿，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宦豎私出，非制”，拘捕上奏，随即诛于济南。这时正是慈禧掌权不久。以后太监李莲英以善梳新髻受到慈禧宠信，由梳头房太监擢总管太监，居然“赐二品顶戴”，在宫中数十年，干预国政，广植私党，反对戊戌变法，构陷帝党及维新派，这时已是清王朝江河日下，崩溃在即了。宫史中“典礼”一门也是值得注意的。这部份内容很丰富，它详细辑录了有关礼仪、宫规、冠服、仪卫等规制。从这里可以看到，“典盛礼崇”，“有典有则”，正是封建宗法社会意识形态和典章制度的集中反映。皇帝高踞于封建宗法秩序的顶端，以下差等有别，莫敢逾僭。清朝入关之初，军事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大多“姑依明式”。以后，表示上下之分、贵贱之别的礼制逐步完备，就特别强调所谓“定位号，辨等威”，“服御器饰之末，趋走使令之常”，必须“釐然各当”。在“宫规”这一卷，开头就排列出定制严明的后宫号位。皇帝的祖母尊为太皇太后，母亲尊为皇太后，已故皇帝的妃嫔都尊为太妃、太嫔。皇帝的正嫡称皇后，居中宫，“主内治”。皇后以下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宫，“佐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人数俱无定额。这么人数众多的后妃群“位次各有差等，须各依本分位次，谦恭和顺，待上以敬，待下以礼。”她们的冠服、仪卫，不仅异常繁细，而且有鲜明的区别。这种“奉我一人”的后妃制度，完全是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而那些繁文缛节的仪注，从御门听政、常日视事到各种祭祀、筵宴、上徽号、册立册封、三大节庆贺，没完没了的“跪，叩，興”，彷彿弥漫着一种庄敬恭诚、威严肃穆的气氛，实质上是对至高无尚的皇权的炫耀，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至于堂子立竿祭天，“于古无徵”，反映了满族贵族入关前的风俗习惯。“宫殿”一门，记载宫殿苑囿的建置、沿革，并穿插有文辞精炼的景物描绘。清定都北京后，宫禁之地，自外朝至内廷，虽说保持了明代的格局，但在紫禁城内外修建、扩建的宫室、殿堂、园林也蔚为大观。这些建筑群的设计和营造，雄伟壮观，精巧绮丽，各有千秋，是无数能工巧匠高超技艺的傑作，代表了当时土木建筑的辉煌成就。宫史中分为外朝、内廷、西苑和雍和宫分别敍述。外朝从皇城外围墙起，直到太和殿、保和殿，这一建筑群体量宏伟，堂皇富丽，显示出封建帝王南面独尊的非凡气势。内廷从乾清门起，经东、西六宫直到神武门，大多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西苑在西华门之西，入苑门即太液池，“夹岸多槐柳，池中蒲藻交纷，禽鱼翔泳，为仙洲胜地”；上跨金鳌、玉蝀桥，桥北为北海，广寒宫殿近瑶池，“太液秋风”为燕山八景之一，是皇家赏心悦目的游豫之地。雍和宫因为是胤禛即帝位前的“潛邸”，对乾隆一朝有着特殊的意义，故单列一篇。宫史的编纂者就这些庞大建筑群的径路相属，依次叙述，并详列各处的禁匾楹帖，这对我们研究宫廷建筑的历史，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试按书中排列的路线去浏览红墙黄瓦的“大内禁垣”，领略昔日水木清华的御苑风光，将会发现，这些记载无疑是一幅翔实的导游图。至于辑录的大量御制诗文，无非是封建帝王附庸风雅之作。这些庙堂文学或宣扬“盛世”，或夸耀“皇恩”，舞文弄墨，本无足取，但从一些诗文中也可以看出历史的一个侧面。如弘历的“丰泽园记”，记述玄烨在丰泽园旁有小屋数间，亲自在这里养蚕种稻，“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这在封建帝王中也是罕见的。关于内廷经费，按清初定制，由内务府总司皇室财政，收入主要靠官吏献纳和大量皇庄的田畝纳粮，不敷时支取户部库粮。玄烨比较崇尚俭约，禁止奢靡，他在许多诏旨中都希望后世子孙也能“鉴往规来，禁浮返朴”。其实，康熙末年，封建统治阶级生活逐步走向浮华。特别是自诩为有“文治武功”的弘历，中年以后，自恃府库充裕，更肆意挥霍。从宫史“经费”一门可以看出，内廷的铺陈器皿、衣服饮馔、年例日用诸费，都是排场阔绰，备极纷华。弘历的母亲、皇太后钮祜禄氏年例费用黄金二十两，白银一千两，过生日时进白银一万两。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皇太后六十大庆，于年例之外每日恭进寿礼“九九”，凡五日；，乾隆二十六年，七十大庆，每日恭进寿礼“九九”，凡十一日。宫史详细列出这些礼品的名称、数量，凡金玉珠宝、犀象玛瑙、佛像佛经、绸缎服饰、古玩珍奇，无不是璀璨瑰丽、工巧精致的旷世精品。读这份礼品单，使今天的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封建末世统治阶级追求享乐、誇耀豪富的那种“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乾隆中期，号称有清一代鼎盛，自此以后，国势每下愈况，一步一步走向衰敝，也是整个封建制度趋于腐朽没落的必然结果。“官制”一门，主要指内官之制。清朝官修的有关典章制度的书籍中，从来不立宦官这一门，只在宫史中“约举规条，取明职守”。其中“额数职掌”这一卷，主要是臚列宫廷苑囿范围内，每处任使役的太监若干人，他们的品级、钱粮数额和掌管的传宣、奉御、陈设洒扫等事。其中御膳房一处，，除总管三名、首领十名外，太监达一百名之多。帝王之尊，厚自奉养，穷极逸侈，于此可见一斑。“官制”中辑录的条例有“宫殿监处分则例十一条”、“各处首领太监处分则例十六条”、“宫殿监凡例四条”，虽然都标榜“奖其勤劳，儆其懈惰”，实际上还是以惩法为主。我们从宫史中可以看到，许多太监动輙就被重责四十大板、六十大板，或是重鞭一百、枷号三个月。犯有偷盗罪，不分为首为从之人，“不拘绑赴城外何处，传齐众太监观看”，当场活活打死。有的太监看到其他太监受责，“竟有含忿之意”，仅此一丝伤感，就被发往黑龙江给与披甲人为奴。玄烨在晾鹰台筵宴诸王大臣，太监王进等不知规矩，坐于棚下，每人被抽了八十鞭。透过这些记载，使人看到皇宫之内，黑暗、残酷的血腥统治。“书籍”一门也是宫史的重要内容。康、雍、乾时期的几位皇帝，都有较深的文化素养。玄烨自己好学敏求，能优容文人，他提倡学术，不遗余力。弘历承其余绪，也以稽古右命自命。宫史“书籍”一门，将这一时期官修的重要书籍的篇名、编书缘起、内容梗概和御制序文集中在一起，洋洋大观，篇幅几乎佔到全书的四分之一。这一门下面分为“实录”、“圣训”、“御制”、“方略”、“典则”、“经学”、“史学”、“仪象”、“志乘”、“字学”、“类纂”、“总集”、“目录”、“类书”、“校刊”、“石刻”，共十六项，反映了当时大批儒臣长期被指授从事编史修书的盛况。试举其数端：经学方面，因为封建帝王认为“六经皆治世之书”，“尊崇经学，启牖万世之盛心”，足以“修齐治平，助成德化”，所以特别予以重视，“周易折中”、“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卷帙浩繁，整理、校勘、刻印都见精细。这一时期所编纂的类书也斐然可观。如“古今图书集成”，从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开始编纂，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完成，计六千一百零九部，凡一万卷，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篇，正如胤禛在序文中所说：“成册书之钜观，极图书之大备”，成为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因为宫史辑录的材料下限在乾隆二十六年，“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尚未开始）。康熙四十三年（一七0四年）开始修纂的“佩文韻府”，七年之后全书告竣，计一百零六卷，被称为“韻学之盛未有过于此书者”，玄烨硃批盛讚“此书刻得好到极处”。“渊鉴类涵”系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0年）校刊，四百五十卷，博採明代嘉靖以前文章事迹，凡古今词藻、典故，无不备阅。“字学”中，如收字达四万七千多字的“康熙字典”，满文分类辞典“清文鑑”（以后又增补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的释文），也都是超越前代或前所未有的。其他如“全唐诗”，收集唐、五代二千二百余人、诗四万八千余首，附有唐、五代词，按时间排列，并系作者小传。这一时期纂修的书籍难免芜杂谬误，但不少书籍直到今天在学术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可的是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康、雍、乾时期，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玄烨对天文、历象、数学、地理等都饶有興趣。当时我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在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吸取西方科学技术的成果，不断取得新的进步。“书籍”一门中列有“仪象”一卷，重要的著作有康熙时历算家梅瑴成主持编纂的“律历渊源”一书，共一百卷，由“历象考成”（论述天文历法）、“数理精蕴”（论述数学）和“律吕正义”（论述音乐原理）三部份所构成，条理清晰，结构严密，是清代天算历象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玄烨自豪地称为“朕集数十年之功始近告成”，这在我国自然科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编定的“授时通考”，是一部集历代农业生产技术大成的巨著，分天时、土宜、穀种、功作、劝课、蓄聚、农余、蚕桑八门，对我国农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崇敦本业”，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宫史中存目的书有“御刻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卷，乾隆时勒石，其珍贵“足为墨宝大观”。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中闪耀光华的瑰宝。“国朝宫史”书成之后，“缮录三册，一貯乾清宫，一貯尚书房，一貯南书房”，清时向无刻本。辛亥革命后，这部深藏宫中的珍贵史料才为人发现。这次排印是根据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天津博爱印刷局的铅印本，改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字。

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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