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大型逐字索引的工具书。是以中华书局1982年版标点本《三国志》为底本编纂而成。索引分为单字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援引著作索引、专有名词索引、补遗索引、衍文索引等。

50多年来，中国新闻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挫折中不断发展，而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业更是获得了无限的生机，空前繁荣，发生在新闻事业各领域中的故事、插曲、事件同中国当代的现实一样生动活泼。由方汉奇、陈昌凤主编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一书，正是对这一历史的记录。 正如该书的主编方汉奇先生在序言中所说，在整个新闻学的研究领域，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最深厚成果最为丰硕的，可以说中国的新闻“正史”已经相当完备，但正史之外的画卷往往更能反映历史的多样性。改变一下惯常的正史的写作方法，转换一下传统的思维模式，用更为生动的笔法，剖析一些历史的横断面，将某一瞬间的热点放在显微镜下放大处理正是本书的尝试。在这部书里，不管是阐述有关新闻事业的理论、业务、经营，还是介绍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枯燥的数字或者空洞的术语，而是色彩 斑斓的亮丽风景，令人耳目一新。其实一个好的画家可以画工笔，也可以画写意，写惯了学术文章的人偶尔写几篇随笔，反而大受欢迎。 众所周知，20世纪的最后10年，从周末版到扩版潮，从都市报的兴起到风起云涌的报业大战，从广播电视的舆论监督热到娱乐热，从期刊的变脸到网络媒体的起起落落，新闻事业可谓异彩纷呈，绚丽多姿。而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类新闻史著作，时间下限基本止于20世纪80年代，最具活力而且发生变化最大的近10年反而被抛弃在外，这本书的出版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历史固然需要远观，但真实地将这10年记录下来又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可以说中国当代新闻事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变革正是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写照。大视野并不表示一定要皇皇巨著。本书第三编《驶上快车道的中国报业》、第四编《地与空的对话》以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和评说了中国报业和广播电视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发展壮大的曲折之路，以及给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作者不回避现实矛盾，敢于剖析重大的事件，不讳言问题与失误，直面挑战与冲击，在客观的基础上又充满理性的思索，在通俗的语言中给人无限的回味。 研究者可以用批判的眼光来看一看这本历史书，喜欢中国新闻史的读者可以在此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而普通的读者亦可在行云流水的文风中发现几分惊喜。这也许正是编者的心愿。

杨园先生即张履祥，是明末清初较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为清初理学名儒，他字考夫，號念芝，学者以其所居杨园村而稱之为杨园先生，浙江桐鄉人，生于明萬历三十九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得年六十四岁，著者生當明清鼎革，早年为诸生，科场角逐，屡经颠躓，明邙，绝意仁進，守遺民矩矱甚謹，课徒著述，终老鄉里.本书是一部清人文集，为清初理学名儒张履祥所著，此书是作者一生的著述汇编。书中分骚、诗、书札、序、记、题跋及短篇杂著、问目、读书笔记等。内容广涉经、史、子、集，或辑录前哲论学语要。此书对历史研究工作者有一定的可读性。<

本书辑录了除清代皇室爱新觉罗氏以外的满洲姓氏，以及归顺爱新觉罗氏的时间、原籍何地、官阶及勋绩情况，共录姓氏1114个，立传者2240人，附载者7178人。

尚秉和（1870－1950），字节之，河北行唐人。先生一生著述甚丰，在易不和史学方面均成大家。易不方面有《周易古筮考》、《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等，史学方面有《辛壬春秋》、《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等传世之作。先生在《滋溪老人传》中述及《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编纂起时说：“思中国历史，皆详于朝代兴亡、政治得失、文物制度之记载，至于社会风俗之演变、事物风尚之异同、饮食起居之状况，自三代以迄唐宋，实相不明，一读古书，每多隔阂。“然一物有一物之历史，一事有一事之历史”，而多为人所忽略。因此先生履历辑录，追本溯源，上自三代，下迄晚清，凡历代社会情状、风俗变迁等专史未说者，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博弈游戏、岁时祭祀、市肆街衢等，条分缕析，详加考证，征引典籍凡三百余种。这对热衷于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想了解历代社会风俗的人来说，自是益人心智、不可从得的重要文献。

本书仍以百衲本为底本，参校了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清同治六年金陵书局活字印本、清光绪十三年江南书局刻本等旧刻本及以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代表的多种新版本。此次重版，我们利用各本互校，比较异同，择善而从，同时大量吸收了前哲时贤校勘、整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殷殷之意，只有希望在前人辛勤劳作的基础上，尽可能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一个既便于阅读与研究，又便于收藏的《三国志》较好读本。但是，大江万古流，学海永无涯。古籍整理与校勘工作，也是一项必须与时俱进的科研作。《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四史”。作者陈寿，以其史识及叙事能力，在当时已有“良史之才”的称誉。《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既不像《史记》那样的通史，也不像《汉书》一类史书那样的断代史，它平行地叙述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鼎峙的史实。虽然名之为“志”，但是书里面只有纪和传，没有志。本书是裴松之的注释本。从现代人的角度论，裴注不单单是陈书的助读“功臣”，甚至可以将之和陈书视为反映魏蜀吴三国六十年鼎立历史的“双璧”。

本书是一部工具书。编者在大量搜集资料及考证的基础上，以表格形式，给出中国历史上1522名科技人物的姓名、字号、籍贯或族别、生卒年月、学科及成就。收录范围在时间上上溯到春秋时代，下迄民国末年;在空间上限于在中国出生和去世者，也包括个别在外国去世者。明清西方来华科技人物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年表前有按汉语拼音排列的“人名检索”。适于科技史和中国历史研究者、大学历史系和科技史系师生查阅。

编辑推荐：“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约一百多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可谓巨大，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由于晋、魏（拓跋氏）以后的历代帝王对这段史实不够重视，所以，都没有设立皇家史馆来编撰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由男夫和浩天编著的这本《十六国帝王列传》正填补了这个空白，读者能够可以比较为系统、完整地了解那段历史的故实。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民国）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注：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写的前言。）。　1931年至 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从部落到帝国）的书。《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我倒觉得“从部落到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因此，我就在书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下，加了一个副题“从部落到帝国”作为书的全名。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著《中国古代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的一部分。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说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写于北平”，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傅斯年所说“与其他数章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的“其他数章”，极可能包含《姜原》、《大东小东说》和《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说：“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或属尚未完稿，但看来肯定都属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书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训辨证》（注：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80年。）是他的专著，但不是史学著作。《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和别人合著的，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但究竟是和别人合著的书，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著作。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

本书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通过实物资料，重点介绍史前文明，国家的形成和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选择的内容测重于文献资料尚水记载，或记载不详、不全的史实，使实质资料更好地起到弥补文献资料不足和缺憾的作用，以求展现一段形象的历史。本书人文物入手，正是区别于一般历史书籍的写法、亦欲说明，文物不仅具有观赏和收藏的价值，更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文化作为一种实物资料，应在史学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重视，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文物历史》遵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总体规律，借助实物资料，重点介绍中国文明的产生（史前文明）国家的形成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中国先民所创造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