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作者秋石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逻辑论证了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追寻》的下篇，他认真梳理了自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毛泽东与鲁迅虽身未谋面但心灵相通的无数个真：实细节和感人画面。井冈山岁月，毛泽东曾对鲁迅的忘年交冯雪峰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爱不释手，一套《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进中南海。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亲朋好友“读点鲁迅”，而且还把鲁迅奉为“中国的第一圣人”，称自己是“圣人的学生”。当《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修订本）》以丰富生动的事例呈现出毛泽东对鲁迅著作阅读之全面，理解之深刻，运用之娴熟时，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毛泽东在家书中的那句“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感慨确系发自肺腑。历史既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不管是祉会名流的回忆，还是草根大众的质疑，我们既不能拒绝科学批评的意见，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真理。历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永远在于不断地追寻。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通鉴胡注论纲（第3辑）》从文化背景与学术源流的角度评价了通鉴胡注的价值和地位，具体从史文的疏解、史事的考订、史义的探求、史法的归纳，以及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思想价值等方面分析和论证了胡三省音注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对胡注的欠缺和不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全书资料翔实，论证严谨，逻辑严密，见解深刻，颇具学术功力，是较为少见的优秀博士论文。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套装上下册）》五卷，清末张文虎撰。张文虎（一八○八：一八八五年）字孟彪，叉字啸山，江苏南汇人。他长期从事训诂、历法、乐律的研究和古书校勘工作，骨为钱熙祚构刻灸守山阁丛书，“及久小万卷楼丛书”，后来叉在金陵书局校勘《史记》。除了《札记》，他的著作还有《舒艺室随笔》、《续笔》、《余笔》和《杂着》。另有《春秋朔闰考》和《古今乐律考》，溲有刊行，原稿散失。

本书内容简介：学术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有了前人的成果，后人才能有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前人的成果，后人不得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而且未必能达到前人的高度，“广陵绝响”是人类学术史上经常不得不面对的千古遗恨。要是人类的学术研究成果始终能得到传承，人类能取得的进步肯定要大得多。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重大研究成果的史学家，其治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其著述丰富，其中《白话本国史》具开创之功，《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大断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更是久负盛名。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并谓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中国通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史》（《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详细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篇构成，在每一篇里又分若干章。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史（秦以前）、中古史（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史（唐朝安史之乱至宋元）、近世史（明朝至清朝）、现代史（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中国通史的写作，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白话本国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曾长期作为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次重新出版《中国通史》，为方便读者阅读，将原书直排繁体改为横排简体，将原书的双行夹注改为单行楷体夹注；其他的除了比较明显的讹误和不规范用法有所改动外，基本未动。由于原书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本次出版全部改为公元纪元。同时，我们选择性地增加了若干与内容相关的插图，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我们很幸运地走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路上，但我们还需要一盏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照亮前方的路，这盏灯就是文化传统和民族智慧。“另一半中国史”只用六个汉字就涵盖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气质，因为，在汉文化为主流的文化长廊中，永远镌刻着中国多民族文化的绚丽身姿。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依稀记起匈奴、柔然、乌孙和楼兰等等古民族时，在《另一半中国史》里，令人惊奇地看到了他们的生离死别和爱恨情仇……“另一半中国史”是一个智慧而大胆的论断，当我们不能从史学家的著述里找到这个概念时，就有理由说它是独一无二的。由此我们应该向作者致敬，他没有史家、民俗学家和作家的光亮头衔，也没有“隐者”那般高深莫测，但他却是一个用心阅读、勤于思考的思想者，他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充满崇敬和率直的拷问。在“文化喧嚣”的时代，坚守、沉静、思索和高雅的情趣成就了高洪雷先生这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著作。

中国古代史部书籍，以编年体而言，卷轶最为浩繁，对社会影响最为长远者，当数宋代司马光修纂的《资治通鉴（图文珍藏本）（图文本）（套装全4册）》。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官宦之家，据说为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裔。其父司马池以进士起家，官至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司马池任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知县期间，夫人浦氏生下第二个儿子，因此将其取名为司马光。司马光幼承庭训，勤奋好学。二十岁时，便考中进士。不久，父母先后亡故，他服丧数年。除服之后，人京为官。仁宗（1023-1063年在位）末年，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英宗（1064-1067年在位）时，进位龙图阁直学士。神宗（1068-1085年在位）即位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御史中丞。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司马光极力反对，政治上一时失意，退居洛阳，六任冗官，长达十五年之久。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哲宗以冲龄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起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旋任尚书左仆射，大力废除新法，达到仕途的最顶峰。在他去世后，太皇太后与皇帝亲临其丧，追赠他为太师、温国公，所以后人又称司马光为司马温公。司马光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才登上仕途的顶峰，而真正使他名扬青史的，不在于他的政治活动，而在于他后半生所修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图文珍藏本）（图文本）（套装全4册）》。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古史辨自序（套装共2册）》主要是提示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从而把古书中的一些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为进一步科学地研究我国的古代史开辟了道路。顾先生著述宏富，内容广阔，且大都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创见，为此可以入选的文章很多。但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只能选入有关他创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和提示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几篇论文。这是他主要的学术贡献，由此可以推定他在20世纪史学史上的地位。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是最著名的史学著作之一，它生动描述了先秦到西汉前期的历史风云和人物故事。《史记精解》根据史记的原文，精选了其中非常生动感人的故事近百篇，进行了翻译和点评，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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