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前247？前347年），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唯心论哲学家和思想家，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柏拉图出身于雅典一个大贵族家庭。据说他的名字源于他的宽额头，他的真实姓名却渐渐被人淡忘了。柏拉图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青年时期和其他贵族子弟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接触到当时的各种思潮。对柏拉图一生影响最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20岁拜苏格拉底为师，跟他学习了10年，直到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派处死。老师的死给柏拉图以沉重的打击柏拉图不想在雅典呆下去了。28岁至40岁，他都在海外漫游，先后到过埃及、意大利、西西里等地，他边考察、边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公元前388年，他到了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城，想说服统治者建立一个由哲学家管理的理想国，但目的没有达到。柏拉图到雅典后，开办了一所学园。一边教学，一边著作，他的学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不懂几何学者免进”。从中可知，没有几何学的知识是不能登上柏拉图的哲学殿堂的。这个学园成为古希腊重要的哲学研究机构，开设四门课程：数学、天文、音乐、哲学。柏拉图要求学生不能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而要生活在头脑所形成的观念世界里。他形象地说：“划在沙子上的三角形可以抹去，可是，三角形的观念，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留存下来。”柏拉图深知学以致用的道理，在他的学园里按照他的政治哲学培养了各方面的从政人士。他的学园又被形象地称为“政治训练班”。在以后的日子里，柏拉图又两次前往西西里。一次是应邀去叙拉古担任新登基的狄奥尼修二世的教师。柏拉图到叙拉古之后，叙拉古宫廷的地板上都铺满了沙砾，人们热中于在那上面研究几何学。柏拉图留下了许多著作，多数以对话体写成，常被后人引用的有：《辩诉篇》、《曼诺篇》、《理想国》、《智者篇》、《法律篇》等。《理想国》是其中的代表作。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观念世界。理念世界是真实的，而物质世界是不真实的，是理念世界的模糊反映。我们可以以美为例来理解柏拉图所说的感觉世界、理念世界和人的思想认识三者的关系。柏拉图认为：世间有许多类的事物，当你判断它是否为美时，心中必然已有了一个美的原型，这心目中美的原型又来源理念世界中存在的那个绝对的美。任何美的事物都无法与美的原型相比，前者不过是对后者的一种模仿，美的事物有千千万，而美的原型或理念的美却只有一个。其他事物也是如此，如有了桌子的理念才有各式各样的桌子，有了房子的理念才有了各式各样的房子，有了绿色的理念才有了世间的绿色……显然，他的理念论是客观唯心的，根本的错误在于抹煞了客观世界而把假想当成了真实。柏拉图认为人的知识（理念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它可以不断投生。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因此，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真知即是回忆，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就是柏拉图认识的公式。他还认为，这种回忆的本领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即哲学家才具备。因此，他肯定地说：除非由哲学家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精神，否则国家是难以治理好的。这种所谓“哲学王”的思想即是他理想国的支柱。

本书是为广大游人进一步了解时代历史的通俗性读物，这就需要做到既要廓清晰又要重点突出，既要真实严肃又要有趣味性和可读性。因此，在构思当中，特意摒弃了传统的传记体写法，采取了突出朝政大事和重要人物的记述方法，在尽可能多地掌握各种史料的前提下，力争将其写深写透，力图再现明朝的社会概貌和各位皇帝的思想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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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龚自珍的诗文与有关史料加以敷演，以还原龚自珍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爱国主义者的本来面目。

搞清社会主义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历史演进角度来阐发和说明这个问题，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演进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从社会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的实现规律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列宁的社会主义观、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历史演进。通过这种考察，结合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回答了如何看待马、恩、列、斯、毛、邓的社会主义观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如何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意义；如何展望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趋势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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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女士的自传《杂记赵家》，值得今天许多人好好读读。我以为该书的好处至少有两处，第一，提供了丰富的近现代史料。由于作者交往的人员大都是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名流，所以，她能够给我们讲述她个人对这些重要学人的印象。如，书中对胡适、钱玄同、梁启超、蔡元培、刘半农、蒋梦麟、金岳霖、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李方桂、徐志摩的描写，无论是肯定，还是臧否，都让人感到平实，毫无借别人之重来抬高自己，故这样的回忆读者读来放心，当然，作者自己写来也是自如。譬如，在回忆二十年代她与赵元任旅行到德国时，记录了当时在德留学的中国学生风行与原来包办结婚的妻子离婚之事，这原本是留学生们的一种生活，但作者在这里插入一句：在这些留学生中，只有陈寅恪、傅斯年埋头学习，不涉这类事，他们是（《红楼梦》）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最干净。书中特别提到，陈寅恪与俞大维（当时都是留学生）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当陈、俞俩人将客人送至剧院门口，便要离去，赵元任夫妇一问才知道，原来陈、俞俩人是省下自己的饭钱，来请赵元任夫妇听歌剧。这类记录，虽着墨不多，但让人感受到陈、俞俩人的为人风格。书中还提到抗战爆发后，赵元任离国赴美的经过。过去有些书只据某些人的传闻，说赵某人贪图美国的生活，而在自己祖国最需要的时候，去了美国。从杨步伟的记录来看，全不是那么回事。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西迁时，赵元任一家也随之到了昆明，只是国难之际，中央研究院中的某些掌权人物对赵元任的语言组采取歧视态度，使得包括赵元任在内的语言组同人无法进行正常的研究工作（照杨步伟的说法，赵元任“七八小时手拿一管笔一字写不出来，终日不说一句话”），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夏威夷大学正好邀请赵元任去任职，赵才离国赴美。这些记录使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学者的生活和工作处境，的确是非常艰难的，既便像赵元任这样有学术声望和地位的人，也难免要受小人的气，无奈之下，只能一走了之。该书第二个好处是，好看有趣。通过历史掌故的记录，照见了许多现代学术大师们生活的另一侧面。如，哲学家金岳霖，众所周知，有名士气，但究竟到什么程度，杨步伟在自传中有所记录，事件之一，是二十年代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来帮帮忙（杨步伟原在日本学医），大概金先生那时正跟一位 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杨以为出了什么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大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半当中，故请杨医生帮忙助产。此类掌故，书中比比皆是，读来真是妙趣横生，我想今天的读者大概也是愿意分享这份快乐的吧。

英国现代的创作上富有想象力、别具一格的大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vwerence）是一位永远被评论家忽褒忽贬的人物。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福克斯（Palph fox）在其文艺理论的代表作《小说与人民》中赞誉劳伦斯为“对英国农村和英国土地之美怀有挚恋之情的最后一个作家”。英国多产作家爱·摩·福斯特（E·M·Forster）指出，在当代小说家中，“劳伦斯是唯一具有称知先觉的见证的”，“唯独劳伦斯的作品激荡着悠扬的歌声，洋溢着诗歌的气息”。可是也有与上述评论持截相反的见解的，最有代表性的当推英国现代派诗歌的巨擘兼评论家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他认为劳伦斯作品精野，不值一顾。他说，“劳伦斯”是一个着了魔的人，一个天真无邪的抱着救世福音的着了魔的人”，他的作品充其量不过是那些漂泊无主的彷徨者的向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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