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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藩院是清朝中央政府设立的主管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末改称理藩部，《理藩院则例》也随之改称《理藩部则例》，而内容仍旧。《理藩部则例》则是清代综合性民族法律著作。它集有清一代民族立法之大成，也是我国古代民族立法的代表。这部法律体系庞大，律条繁多，有通例和旗分等64门，971律条，1605条条例。它以行政法为主，包括刑事、民事、宗教、经济、军事和对外关系等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其使用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西北、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西南地区。其中和西藏关系密切的内容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理藩部则例》卷六十一、六十二的“西藏通制”，汇集了清中央政府有关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财政、军事及司法等方面的行政法规，是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二是藏传佛教法规，它集中在《理想部则例》卷五十六至卷六十的《喇嘛事例》中，共128条律文，231条条例；另外，在通例上下、虞汽、宴赉、扈从事例、邮政、边禁、强劫、违禁等门中也有有关规定，《西藏通制》中的相关律条也有11条，总计有关藏传佛教法规的律条达160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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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一个极其广博的领域，它所蕴含的中华古老文明，怎样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接轨，已经引起中国和世界学人的关切与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站在当今学术发展的高度，进行真正符合科学意义的独立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一向重视古籍（包括出土文物）的整理出版与传统文化的系统研究相结合，并且主张应把整理、研究的精确成果与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使得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既有科学的基础，又有明确的方向。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九二年制订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前言中即着重提到：“今后十年内，应重视安排现代学者研究古籍而获得较大成果的学术专著及时出版，提倡现代学者用现代科学精神着力于中国古籍研究的风气，以期古为今用。”为帮助传统文化研究专著得能顺利，也为了鼓励学术的创新的精神，发扬严谨写实的学风，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特委托其学术委员会组织编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每年一辑，每辑十种，并从国家所给经费中拔出一部分，作为出版的资助。

　　！佛教从后汉传入中国，佛经的‘翻译事业也随之而起。桓帝灵帝时代，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等译出数十部经典，自此直到清末，亘续一千七百多年，不断地有许多人在从事翻译工作。从译场组织的发展来划分，约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草创时期：后汉桓帝一—西晋（公元148—316）第二阶段，发展时期：东晋一一隋（公元317～617）第三阶段，极盛时期：唐—一北宋（公元618—1126）第四阶段，衰微时期：南宋一一清（公元1127～1912）在佛教的译经史上，从后汉到鸠摩罗什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古译时期；从罗什起到玄奘以前为止，是一个阶段一一旧译时期；从玄奘起到北宋末，是一个阶段一—新译时期。在这三个阶段中，每时期有每时期不同的译语译文译风与译品。现在配合着译经史的划期，把译场发展的情况作一个概括的介绍。民国以来，虽然有一些从藏文、巴利文、梵文和其他各国文字翻译的佛教著作；但是在规模上翻译上，都很难与过去相提并论，此处便不再涉及了。

世纪之交即将到来之际，曾经长期在北京的老领导、老专家和老同志，纷纷拿起笔来，追思世纪伟人周恩来对北京各项工作的指导和关心以及对各界人士的关怀和爱护。我们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名为《周恩来与北京》。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对共和国首都的方方面面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工厂、农村、工地、学校……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为北京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精神财富，本书的上编反映了与此有关的内容。而在下编之中，则主要记述他同长期在京居住的各界人士的交往和友谊。

本书原名《纲鉴演义》，又称《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系清人吕抚，根据著名史书《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间补以他传，采撷历朝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贯串君王更迭、兴衰废败经过，联缀敷演编纂而成。

吴玉章、李先念、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和张闻天七位革命前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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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红丛书》是专为老年朋友编写的一套休闲读物。《历史典故》是其中一种。本书大致按年代向读者讲述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故事，使老年朋友增加历史知识，提高文化素质。本书特点是遵循可读性、可知性、资料性的原则，生动活泼地描述历史的闪光点。本书适合广大老年朋友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