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弘一大师》辑入与弘一法师——李叔同同时代人对弘一的记述、缅怀等文章，还适量收入了一些能对弘一大师生平事迹有更准确了解的研究论文、弘一大师自己的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章和与所收文章有关的图片。

民俗文化是一种传承文化，但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联系，它就早被民众淘汰了。民俗文化的研究离开现代性，同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建设一门民俗文化学，不能不考虑到它的社会效益。民俗文化学的效用，概括地讲，有两方面：一是保存现有的民俗遗产。一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正是由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地位及相关的人民心态所决定的。我们中华民族拥有十分丰富的传统文化，它不但过去起过积极作用，直到当前，它还是广大国民不可缺少的祖国文明史知识的一部分。二是研究民俗，认识国情（包括广大民间文化和民众心理在内），以利脚踏实地参与现实改革。只有正确了解全部民俗文化的性质、功能等，才能有效地弘扬优秀民俗文化，并创造新民俗。

本书是一本关于近十几年来有关租界史与近代上海发展最新研究成果的展示。分为以下几个类别的论文：一、租界与经济；二、租界与文化；三、租界与社会；四、租界对外关系；五、租界机构和管理。从经济、文化、社会、对外关系等多方面揭示了租界对近代上海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此书的出版对于进一步促进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会有所裨益，同时对当代上海的建设，也不无启迪一样。本书介绍了近代上海外国租界的发展历史。1845年至1943年期间租界的存在是一段十分重要的历史。租界从其开辟、发展，演变到消亡，历经上百年时间，从这百年沧桑的起点开始，上海作为鸦片战争后中国首批向外国列强开放的口岸城市，走上了一条充满屈辱、悲壮的发展之路。

李敖说：这部《胡适评传》不该单是胡适这个人的评传，它是时代的评传，它是以胡适为主角之一的时代的评传。所以，很可能，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李敖：关于《胡适评传》：一九五七年的三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从读（胡适文存）说起》（现收入《胡适研究》，改题《关于（胡适文存）》）。文章发表后一年一个月，胡适从美国回来，约我到钱思亮的家里，跟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体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那时我已有给他写本传记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没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几部批评他的书，像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任卓宣）的《胡适批判》、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等。对谭天的《胡适与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对叶青的《胡适批判》，他回忆说：“二十多年前叶青写完了这部书，寄了一套给我，要我答复，我本来写好了一封信答他，后来一想：叶青在书里说我不必盖棺，论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所以我一直没有理他。”如今，七年过去了，胡适之从生龙活虎转入墓草久宿，从声容笑貌变成一棺孤骨。但是，每当我在南港的高压电线底下，走上了胡适的坟头，我都仿佛听到一种熟悉的声音在向我感叹：——“我已是死掉的入了，死人还能说些什么呢？”于是，我又捡起七八年前的心愿，想给胡适写部传。不过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决定给他写一部十本的大传记，我要用这一百二三十万字的大传记，让“死掉的人”重新“活过来”，让他重新“说些什么”，也让我们“说些什么”。我所以发愤由我来写这部传记，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别人迟迟不肯动手，或做得实在令人不满意。在胡适生前，我读过胡不归的《胡适之先生传》；在胡适死后，我看过毛子水的《胡适传》。这些简陋的传记都出于胡适的学生之手，基本的姿态都是维护他的，或是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同时在史料处理方面又过于粗疏，难免有很多错误。十多年来，我遍读有关胡适的一切著作，深觉不过是两类而已：一类是近于酷评的diatribe）；一类是过度颂扬的（eulogy）。两类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严格的方法训练去接触史料、解释史料。于是，旌旗开处，胡适一出场，喊打与叫好之声此...[更多内容]

阿特金逊横跨欧亚大陆，在从西西伯利亚到鞑靼大草原历时7年的旅行探险后，撰写了《欧亚纪行》这部游记，他以艺术家的敏锐，记录了沿途居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山川风貌、驿站里程及个人体验，有趣而率真。17世纪中亚史，是俄国扩张的历史，《欧亚纪行》无疑是这一页历史的忠实见证。托马斯·维立安·阿特金逊（1799-1862），英国画家、探险家。在中亚探险史中，阿特金逊占据着“先驱者”之席，他的著作有《欧亚纪行》、《关于鞑靼大平原及其居民的回忆》等，在中亚历史文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一本由一位生于十八世纪、猝于十九世纪的探险先驱者、美国冒险家托马斯·维立安·阿特金逊所著的关于欧亚接合带从西伯利亚至鞑靼大高原的旅游书，它离今天旅游热强烈呼唤旅游导读类图书的噪杂时尚足有一百多年的距离，于是它有了自己的特立独行的风采——山川风貌、驿站里程的介绍以及生活方式的描绘，个人体验的感发不仅具有历史的醇厚，也有了同样远离浮躁的率真和有趣。更为可贵的是这位探险者不仅史学渊博，更是一位画家，书中有着大量他的亲笔绘画，他的行文艺术且博学。这是一本描绘你也许也难企及的方圆，正因为此，你应该细读这本曾经的地理文本的丰碑巨著，至少你可以放心于一位智者的描绘，做一次完全的心路旅行。

《巴金与萧珊》两位作者是在大学时的一对同窗好友。毕业后王幼麟留校任教，后又担任四川文化厅领导工作，著有学术著作多种。刘恩义则长期从事戏剧、影视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创作，亦有多部作品面世并获奖。二人虽工作不同，但都是缪斯的崇拜者。在心灵的追寻中，她们从巴金和萧珊这对爱侣身上找到了崇高和美。经数年之功，写成这本小书，敬献于读者和缪斯女神的足下。

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真实地记述秦汉甘泉宫的历史和现状，目的是让人们全面了解这一珍贵文化遗产，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本志以记述秦汉甘泉宫遗址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遗迹及遗物为主，同时收录了部分关于甘泉宫的文献、轶文，记述了若干相关的历史人物。上限为甘泉宫前身林光宫初创的战国时期，下限为西汉末年，部分延至甘泉宫仍被使用的北朝后期。本志记述中一般采用历史纪年及历史地名，必要时括注公元纪年及今地名。全书统一用语体文、简体字，个别易生歧义的字及有特定含义的字仍用繁体。

唐代金银器以其精湛的制造工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代表了中国古代金银器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古代金银器中，唐代金银器无论是文献资料、考古出土实物，还是研究成果都是最为丰富的，本书旨将此方面内容研究成果通俗、浅显的介绍给读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唐代金银器、领略唐代金银器的风采，通过文物这一载体，去认识唐代的历史和文化，从而引发人们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理解与思索。本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介绍有关文物知识，更在于通过文物这一载体，去认识唐代的历史和文化。为此，本书尽量避免从单纯考古和器物的角度欣赏唐代金银器，而是重在发掘文物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力图让读者在了解有关唐代金银器基本知识的同时，还能加深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理解与思索。<

《曹端集》收集了现存曹端的所有学术论著、文集和明清以来有关研究资料。曹端生活在明朝初期，曾任山西霍州、蒲州学正二十余年，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理学家，《明史》本传称“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其学术务求躬行实践，以静存为要，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点和无神论倾向。其理学思想，继承了宋代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理论，并有所发展，尤其推崇朱熹。文章中还收集了曹端对家庭、教育子女方面的论述和古代著名格言，体现了曹端的儒家伦理思想和正统道德观念。研究资料中有传记、年谱及序跋等，是研究曹端思想比较适用的一部书。

20世纪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风靡全球的媒介预言家！菲利普·马尔尚写了一本很好的麦克卢汉传记。这是同类著作中的第一本。它把这个传奇故事的关键东西联系起来，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天才，他真是太容易被人误解了。菲利普·马尔尚（PhilipMarchand），加拿大顶尖书评家之一，现供职于《多伦多星报》长期任自由撰稿人。除《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之外，主要著作有《加拿大文学评沦集》和小悦《致命的精神》。马尔尚1968年师从麦克卢汉，20年后为先师立传，写下这本《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该书曾经获奖，已经进入经典传记行列。评论界认为，这是理解和研究麦克卢汉的关键之作。有人认为他是电子时代的先知；有人认为他是通俗文化的江湖术士。但是他几十年前所作的许多预言在今天被证明是正确的。比如，你不可能无视这样一些警句：“地球村”、“媒介即讯息”。令人惊异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这本获奖的经典传记，追溯了麦克卢汉理论的演进过程，是了解这位神秘的媒介精神领袖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