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史料》收编的史料全面、翔实。通过对这一时期稀缺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转录，客观、真实、充分地反映了浙江大学早期办学情况。该书作为浙江大学首次系统出版的校史史料集之一，将为了解和研究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科技文化史提供有价值的文献和史料。

《浙江大学史料》收编的史料全面、翔实。通过对这一时期稀缺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转录，客观、真实、充分地反映了浙江大学早期办学情况。该书作为浙江大学首次系统出版的校史史料集之一，将为了解和研究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科技文化史提供有价值的文献和史料。《浙江大学史料 第二卷（1927-1949 上下）》是《浙江大学史料》第二卷，收录1927-1949年间的浙江大学相关史料。

《早期中英关系史：以浙江为中心的研究》将浙江作为讲述早期中英关系发展的核心地区，主要是因为学界之前关注的重点是中英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的关系与交往，并且成果已经极为丰硕。而实际上，浙江的舟山、宁波等地在广州一口通商体制确立之前，一直是英国来华贸易的重要区域，而且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始终对浙江沿海有着浓厚的兴趣；鸦片战争期间，这里是中英博弈的主战场之一，战后又成为非常早就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缺少以浙江为中心的中英两国关系史的专门作品。基于上述理由，《早期中英关系史：以浙江为中心的研究》想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即在全球史与中国史的双重背景下，将国家交往与地方叙事相结合，将文本研究与史事钩沉相融合，将线性史述与个案分析相补充，这或许也是《早期中英关系史：以浙江为中心的研究》的特点所在。为了避免写成教科书式的、面面俱到的通史，同时也希望《早期中英关系史：以浙江为中心的研究》能够有自己的特色与性格，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方式，即根据所选定的研究专题的性质特点，在篇章结构上，或以编年方式简述史事、或对重大事件加以细节描述、或关注文本介绍；在写作方法上，或归纳总结再提炼观点，或节选翻译再深入分析；在研究程度上，既有在前人学术成果上的深化推进，也有自己的创见；在史料运用上，坚持中英文资料的互相映证，尤其重视使用档案文献。

一个家族如若保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而不衰，与该家族重视家训、家风以及家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如钱穆先生指出的：“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穆，子弟循谨，维护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淮河历史文化丛书·淮河流域名家大族》将选取曲阜孔氏家族、龙亢桓氏家族、亳州曹氏家族、颍川钟氏家族、淮南廖氏家族、凤阳汤氏家族、寿县孙氏家族、淮安丁氏家族、太邱刘氏家族、颍州程氏家族等历史时期淮河流域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十个家族，梳理其发展脉络，阐释其家训、家风，归纳其繁衍不衰的内在原因，研判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这段历史，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也可为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互相适应，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美丽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些正是环境变迁史或灾害史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12世纪以前，淮河是独流入海的，尾间也十分通畅，水旱灾害比较少，民间也流传着“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赞誉。12世纪以后，由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系遭到巨大的破坏，下游人海河道逐渐变为地上河，无法排泄淮河洪水，许多支流发生了变迁或淤废，造成淮河流域经常河水泛滥，受灾严重，尤其是中下游地区。面对灾害，历代统治者虽然也采取过一些治理的措施，实施了一些应对之策，但未能扭转淮河对人民危害巨大的局面，灾害反而愈演愈烈，直至成为一条名声在外的害河。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淮河的灾害仍在持续，但在党中央治淮方针的指引下，数千万淮河儿女几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团结治水，淮河的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在治理水灾方面已经走出了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因灾致荒、由荒致乱、因乱而水利失修、因水利失修而易生灾害的怪圈。淮河既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缩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战天斗地大无畏精神的展现，更是新时代党和人民政府为民造福。改造自然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淮河流域地处我国东部之中，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雨量适中，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开发历史悠久，是我国经济、文化较早繁荣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起源地之一。沂源人、许昌人化石是我国较早的猿人化石。该流域也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和丰富的礼乐文化而著称于世，从史前到夏商周三代，都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作为三大集团（华夏、东夷、苗蛮）之一的东夷集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先秦时期东夷文化产生、发展、繁荣直至融入华夏文明的过程，其实质是与中原华夏文明及其周边诸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春秋时期淮河流域就有了水利开发的历史，而且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楚庄王时，孙叔敖在淮河流域兴修水利。吴王夫差开挖邗江，沟通江淮。邗沟连同后来修建的菏水、鸿沟运河，都是中国早期运河。淮河流域在先秦时期就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史前时期的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以及历史遗存如聚落、建筑是其物质文化的重要基础；文字、音乐、思想等则是精神层面的典型表现。淮河流域还是中华思想的发源地。孕育于淮河流域的这些文化因素，不但起源时间早，而且发展程度较高，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淮河流域生产习俗是民众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享用的物质文化事象。生产习俗具有周期性、延续性、区域性特征。迎春活动隆重，农业的禁忌、祭祀多样。手工业尊崇行业祖师爷，师徒关系严格。商业开张敬财神、重禁忌，庙会活动兴盛，会馆与商会较多。淮河流域服饰官民有别，贫富较悬殊。日常米面同食，以面食为主，日常菜肴贫富有差异，饮酒在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建房有禁忌，喜聚族而居。民众远行多择吉日、晴日，出行的禁忌风气较浓。淮河流域有幼儿诞生庆贺的习俗，满月、百天、周岁都要庆贺。给长者祝寿是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之一，民间甚为重视且气氛祥和。婚姻重礼仪，重视贞节观，下层民众的婚姻困难较多。丧葬讲究礼仪，贫富人家丧葬有差异。淮河流域对岁时节日极为重视，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初一吃素饺意为素素净净过年。正月十五吃元宵意谓和和美美。清明节给坟“添土”延续着怀念故人的思绪。端午节吃粽子、佩戴香袋等既是对屈原的纪念，也是对饮食文化的沿袭。七夕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非常具有浪漫情调的。中秋节讲究团圆，体现了亲情最重。重阳节敬老、爱老成为全社会共识，传承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尊老的美德。淮河流域祈求城隍神保佑民众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宗族建立祠堂，希冀先祖护佑。淮河流域与水患。蝗灾、民生有关的神灵如龙王、刘猛将军、河（湖）神、风神等祭祀之风兴盛。祭祀名宦实际上是对正直、业绩突出官员的崇拜。民间信仰有诸多功利性、实用性。流域内崇武风气长期盛行，至近代尤为突出，传承至今。

四川位于中国腹地靠近西南边陲，民国初年四川地区军阀混战、社会秩序动荡，四川思想文化界、教育界、学生界的新知识分子们以社会革新为诉求，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本书深入探讨“五四”前后四川地区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细致地梳理了不同背景、不同出身的知识分子之人生实践及心路历程，再现了他们从自身立场出发所做出的种种对时代新思潮、新文化的回应，以及给他们个人、地方乃至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变化，力图从地方视角观察国家的宏观历史演变。

《浙江科学技术史（上古至隋唐五代卷）》是浙江科学技术史系列选题之一种，本卷所探讨的是上古至隋唐五代时期浙江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浙江就孕育了足与黄河流域相媲美的灿烂的史前文化，并萌发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史前科学技术。

《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定县碑刻研究》由笔者硕士论文（2018）修改而成，论文能够得以完成，其间经历甚多，不由心生感慨。2017年，这一年对笔者而言极为关键，因为要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并做开题报告，随即进行写作准备。两次偶然的机会，让笔者确定了以贵定碑刻研究为题，一次是贵定阳宝山、城隍庙之行，另外一次是贵定平伐庭氏长官司故地之行。两次走访调研，笔者发现当地大量承载民族历史的碑刻文献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这符合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遂决定此为题。征得导师同意后，笔者便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贵定寻碑之旅。一个人收集一个县的碑刻，这是自己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田野寻访碑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碑刻大多散落在乡间村野之中，收集的难度很大，有的在山野丛林之中，有的位于沧桑古道旁，有的就在流水人家处。山野丛林中多飞虫走兽出没，沧桑古道大多已是荆棘密布，现今回想依旧心惊胆战。《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定县碑刻研究》是通过碑刻文献对贵定区域史进行历时性的考察研究，此成果只是初步、阶段性的，其中还有一部分碑刻文献因各种原因尚未收录，亦未纳入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