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东南大学史（卷）》的延续。主要记录了1949年至1992年学校的发展历程。新中国诞生至20世纪90年代，东南大学在办学规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几十年中学校的发展成绩是显著的，经验也是丰富的。 本书按时间顺序，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介绍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工学院的创建时期、改革开放的振兴时期，以及复更名为“东南大学” 新时期的发展情形。

《重庆文化研究·壬寅春》是一本重庆地方文化研究文集。全书分为七个板块。“政策研究”聚焦“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科学性以及相关的文献摘编；“基础科研”展示了《夔州诗全集》未选的陆游诗，川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继培的表演艺术探究，供给侧视域下重庆动漫文化产业的新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文艺评论”介绍了重庆市歌剧院发展研究的系列评论，以及文博专家关于保护、研究和弘扬川渝石窟文化的观点和看法；“巴渝文化”呈现了梁平的挑花刺绣；“人物风采”专题介绍了重庆美术家许世虎的艺术成就、艺术特色及艺术情怀；“文化记忆”主要分享了詹蜀安漆艺创作感想；“艺文空间”展示新近文学艺术作品，以及重庆京剧《秦良玉》和廉政川剧《草鞋县令》。

长沙善化贺氏是显望于湖湘近三百年的名门世家，载于史志记载的名人众多，如湖湘士人领袖，官至清末云贵总督的贺长龄；湖北学政，长沙城南书院山长，经世派重要人物贺熙龄；官至伊犁知府，辛亥年举兵起义掀开新疆民国史扉页的贺家栋；五四时期全国影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的会员贺延祜；著名汉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的夫人，齐门女弟子、知名画家贺澹江；新中国代农学家贺善文，等等。该家族不仅在湖南近代史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均有相当影响与贡献，该家族的师友、姻亲关系更是串联起了壮观的湖湘英杰群体。这些层层叠叠的关系网，使贺氏家族成为湖湘英杰集团的中心，拥有的话语权。作者作为其母系家族贺氏后人，历时六载，以大量珍贵的诗文汇稿、奏折信札、族谱方志、后人回忆录等历史文献为基础进行严谨考订，展示长沙善化贺氏家族的发展脉络、重要人物和关键事件。本书对贺氏家族的叙述，实际是对湖湘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独特阐述，不仅基于贺氏家族的兴衰繁衍，而且关涉湖湘社会的变革维新，使读者从家族看湖湘，从湖湘看中国，得以窥见湖湘历史乃至中国近代史鲜为人知的一面。

《[嘉靖]应山县志》三卷，明嘉靖十九年（1540）刻本。本志记应山沿革，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前有《序》，下卷后有《后序》，无目录。卷上含建置沿革、分野、疆域、风俗、山川、户口、土产、赋役、城池、武备、古迹、职官、科第、人物、祥异等门。卷中为艺文门上诗目。卷下为艺文门下文目。《[康熙]应山县志》七卷图一卷，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志分八卷，共三十六目：星野（附分属辨）、建置、沿革、官制、城池衙署、学宫（附社学、学田）、疆域、形势险要、坊表（附街衢）、关砦、山水、水利、乡会保甲、津梁、井泉、物产、古迹、驿铺等。卷一前有序、历代旧志序、纂修人员名单、目录、地舆图、跋，自成一卷，其中跋文用篆书写成，颇有特色。《[同治]应山县志》三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志分三十六卷，共六纲：天文、地理、政治、人物、艺文、杂记，凡三十七目。卷首列序、前志序、纂修人员名单、目录、凡例、舆图，卷三十六“杂记”后有跋两篇，卷末载公田、节孝祠屋、条规、捐资姓氏。三种志为地方志研究及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方志资料，对保存地方史料、传承地方历史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具有一定史料文献价值。

《[民国]英山县志》十四卷首一卷，徐锦修，胡鉴莹等纂，民国九年（1920）木活字印本。牌记镌：“民国九年重修 英山县志 毛青云堂梓。”本志为荆楚文库方志编之一辑，由湖北省图书馆彭筱溦负责整理。志分十四纲：地理、建置、赋役、学校、兵防、外交、交通、实业、秩官、选举、人物、列女、艺文、杂类，凡九十六目，除十三、十四卷外，每卷首或末下镌某某编字样。“新序”首置民国九年（1920）“英山县志局同人公纪”，具民国时期特色。是志体例大致依同治志，受时代变化、社会发展影响，有增有改。为地方志研究及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方志资料，对保存地方史料、传承地方历史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具有一定史料文献价值。

《上海市志·外事港澳台侨分志·华侨事务卷（1978—2010）》为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规划》、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实施方案》分卷之一。由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力求较完整地记述改革开放33年来上海华侨事务工作的概貌、轨迹与特征，是第一部反映上海华侨事务的志书，记述上海本籍居外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由上海高校、科研单位外出留学、工作人员，以及住留中国港澳台地区上海出去的华侨华人相关事务。

阿昌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的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全国人口10万人以下的28个少数民族之一，属云南省15个特有少数民族及8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阿昌族人口仅有39555人（包括盈江仙岛人在内）。主要分布于滇西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陇川县和芒市等县市，部分散居在保山市的腾冲市、龙陵县，大理州的云龙县。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的户撒阿昌族乡，梁河县的曩宋阿昌族乡、九保阿昌族乡，是阿昌族人口的聚居区。阿昌族是个古老的民族，其先民属氐羌，是由古代东部寻传部落演变而来。“寻传，即峨昌蛮也。”“寻传”远在2世纪时即居住在怒江上游的广阔地区，5-6世纪后一部分陆续向西南迁移，定居在陇川、梁河、腾冲等地。元明时期称作“莪昌”“峨昌”或“蛾昌”“阿昌”。今陇川县户撒、腊撒地区的阿昌族自称“蒙撒”或“蒙撒掸”（傣撒）、“衬撒”，梁河地区则自称“汉撒”与“阿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定名为阿昌族。在阿昌族形成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不断融合、分化、再融合的发展过程。阿昌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缅语支。由于阿昌族长期与汉族、傣族、景颇族等民族杂居，故其语言中带有汉族、傣族、佤族、傈僳族等多种语言成分，语言成分复杂，形成梁河、陇川、潞西3个方言区。阿昌族使用汉文和傣文，现每万人口中，拥有大专及以上、高中、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分别为92人、468人、1811人和4940人。千百年来，阿昌族人民始终保持善良、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和团结奋斗、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不仅创造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不断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进而推动和促进着阿昌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定县碑刻研究》由笔者硕士论文（2018）修改而成，论文能够得以完成，其间经历甚多，不由心生感慨。2017年，这一年对笔者而言极为关键，因为要确定毕业论文选题并做开题报告，随即进行写作准备。两次偶然的机会，让笔者确定了以贵定碑刻研究为题，一次是贵定阳宝山、城隍庙之行，另外一次是贵定平伐庭氏长官司故地之行。两次走访调研，笔者发现当地大量承载民族历史的碑刻文献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这符合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遂决定此为题。征得导师同意后，笔者便开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贵定寻碑之旅。一个人收集一个县的碑刻，这是自己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田野寻访碑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些碑刻大多散落在乡间村野之中，收集的难度很大，有的在山野丛林之中，有的位于沧桑古道旁，有的就在流水人家处。山野丛林中多飞虫走兽出没，沧桑古道大多已是荆棘密布，现今回想依旧心惊胆战。《清代至民国时期贵定县碑刻研究》是通过碑刻文献对贵定区域史进行历时性的考察研究，此成果只是初步、阶段性的，其中还有一部分碑刻文献因各种原因尚未收录，亦未纳入研究对象。

本书是一部城市传记，以非虚构文学的形式追溯中山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三条主线贯穿整部书稿，一条是经济主线：中山从以渔业为主的海岛经济，转变成以农耕畜牧为主的农业经济，再发展为买办群体活跃、与世界通商的近代商业城市；另一条是政治、文化主线：明代以降，香山诞生了大批文化名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近代以来，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中，中山更成为革命的策源地；第三条是民间生活主线：从中山的人口、语言、饮食、衣冠、建筑、时令节俗、民间艺术等方面入手，描写了这些民俗活动的来龙去脉，再现其万众同乐的场面，探索南越文化在两千多年间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嬗变过程。

本集以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的国际学术工作坊成果为基础，收录中、英、美、俄等国二十多位学者的专题研究文章。文章以汉唐之间丝绸之路上中华文明的西传为研究主题，分别从考古角度研究丝路沿线出土文物和文献中有关中华文明西传的内涵，从文献角度研究汉语言文献、中原典章制度、汉化佛教艺术等沿丝路向东西方传播的情况，从学术史角度探讨有关丝绸之路上保存的石刻、钱币、铜镜、漆器等物质文化遗迹，充分发掘了古今丝绸之路探险中的资料，代表了近期国内外高水平的丝绸之路研究。